旅途到了这个时点，我的内在世界有个东西开始打开。壳裂开，浓稠的白色液体开始漏出来，尽管我还没迈出激烈的不可逆转的一步，把易脆的两半分开，把蛋打进平底锅里。这是我在仁波切的书里读到的段落，修女愤怒、自负的抗拒提醒我想起太多的自己。之后，还有那种仿佛踏入记忆中在墨西哥度蜜月的感觉，达半小时之久。“这里没有人逃避任何事。”我们登机回家时，吉妮说。尽管此话并不完全准确，我却一直记得它。
然后，就在我们并入州际公路，转上伊利诺伊伊州方向时，我瞄到路边有三个白色的十字架，摆了花，还有我看不清的铭文。这自然让我想起父母，想起自他们死后我一直以来的感觉，那种让人迷惑的空虚，大地从我们安全、丰富的生活中哧熘而去的感觉。就在那条高速公路上，我觉得我的头脑里有东西改变了，是一种生理上的感知，尽管很小，就好像四道薄墙被往外移动了几英寸，或者其中一道墙开了一扇门，一小道光乘势而入，仅此而已。
我们沿着北印第安纳州的平原一路行驶时，仁波切沉入他的宁静遐想中，在那段连绵的时间里，他不说话，似乎一动不动，几乎都没有呼吸。为了减轻风景的单调感——可能也是因为临时的犹豫，不愿去磕开蛋壳——我打开AM电台。仁波切不会介意，这我知道，我们谈过这个了。AM电台触及不到他去的地方。
敲下搜索键还不到一分钟，我就碰上了一档宗教脱口秀节目，那种自记事以来，我一直在零碎的时间里收听的东西。这居然是一个芝加哥电台的一档天主教节目。在我的经验里，这不同寻常。主持人的名字不知是科琳、艾琳，还是依琳，她的话题是暴食。我不是为了叙述方便瞎编的。我的肚子饱饱的，她的话题却是暴食。我听到她说的头几个字是：“记住，暴食是把罪恶带到世上的罪恶。”
我考虑了那句话，或许自作多情了。我假设她是在讲亚当、夏娃和苹果，我开始反驳。我有时就会这样。“我认为他们的罪是骄傲罪，”我说得太大声了，“他们被踢出去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懂得太多！”仁波切被扰动了，从内在苜蓿田的沉思中回过神来，投来一个好奇的表情。艾琳、科琳还是依琳继续谈了很久的暴食，我感觉自己又开始饿了，然后她接了一个电话，话题转向另外几宗大罪的其中一条。
打电话的是个母亲，忧心忡忡，因为学校告诉她12岁的儿子，说幻想没有错。尽管那个煽动性的术语没有被明确提到，但明显是性幻想。艾琳告诉她，她要做的就是在上性教育课的那天把孩子领回家，并且找校长谈话。
“当然啦，”我对仁波切说，“小孩才12岁，荷尔蒙大爆发。让他离开学校。当然有用啦。什么都能解决！”
仁波切没说话。
“让他妈妈在性教育课的那天把他关在家里，这样所有其他小孩就能在剩下的学期里不让他好过。他会变成一个……一个……一个暴食的人，我的老天爷，妈妈呀。放这个孩子一马吧，依琳！”
但科琳那边没有放人一马这回事。她开始唠叨学校太坏了，让小孩认为“自私”和“对他们的身体做自私的事情”是可以的，而性应该是“一种为了让丈夫或妻子欢愉的无私行为”。
那个时候，我已经用双手攥紧方向盘，心想我们在聊的是谁，美国土壤上哪个12、14还是18岁大的男孩，抑或女孩——被色情图片全方位轰炸——会以为性只是在接下来的10或15年里，给予妻子或丈夫愉悦的东西？为什么总是那些性欲已早不复往日的中年人和老人在坚决要求年轻人持戒？随着年岁变老，他们自己的愧疚和遗憾与日俱增。又是为什么，喊得最大声、最公开的宗教典型总是迟早都要绕着性打转：讨论“污秽的人和皮条客”，还有避孕的弊害，唠唠叨叨地叫人禁欲，然后当电信部长被抓包和男妓女妓在一起，牧师追求小男孩，妊娠率破表时，每个人又表现得那么惊恐。当然，孩子们太早发生性行为——我们跟自家孩子详细讨论过这个。没错，做爱的行为应该有附属意义——它毕竟是生命之源——应该不只是某种轻率的、相互之间的性欲的释放。但性是自然而美妙的，是生活的基本部分，我憎恨它被叠加上愧疚感和恐惧，不愿想到我的孩子无缘无故地要带着“性在上帝的眼中是污秽的”这种想法长大。
迪金森有很多天主教徒，高三的时候，我和一个天主教徒的女孩约会过。她其实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我带着一种高度紧张的生动感记得，她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她在叔叔家屋后的田野里，如何小心翼翼地绕开天主教对罪的定义，以某种方法成功地把我们二人悬停在一个只能想到性的状态里，一连数日。她的母亲告诉她，仅仅因为我是新教徒，我死后会葬身地狱之火，如果她嫁给我，也会有如此遭遇，直到永远。我记得有一次陪她熘进迪金森市中心的圣帕特里克教堂参加弥撒，多美好啊——彩绘玻璃的圣徒和镀金的圣坛——仪式似乎又是多么可怕、古老和神乎其神。
我真的喜爱天主教。我的表态非常真诚（相信我，不是我所有的新教弟兄们都有这种感觉）。对真正的基督教有深深敬意。但这些电台节目只让我想勒死什么人。
最后一根稻草在科琳抓住这个话题、信口雌黄时压下，她在叨叨有“两个孩子作为天堂入场门票”的夫妻。当那种话都被拿出来说时，我重重地把手指砸在仪表盘上，大喊出来：“该死的，他们不是门票！”
仁波切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直到我平静下来。
“听着，”我对他说，一下关掉电台，“我想让你告诉我一些事。在你的传统里，愉悦是坏的吗？我是说，性爱、吃饭，等等，会让你不圣洁吗？会让你远离上帝吗？”
“把你引向上帝。”他简单地说，就好像他是个化学老师，在回答关于钙的分子质量的问题。
我有股冲动要伸出手去跟他握手。“现在总算有道理了。我想皈依啊。上哪儿去报名？”
他在点头微笑。过了一会儿，他说：“但当你厌倦了那些东西，你的厌倦会把你引向更大的愉悦。”
“你要是不厌倦呢？”
“你应该有一点厌倦。”他说。
我突然不太确定要皈依了。“但要是你不呢？要是你喜欢吃，而且你一直喜欢吃，从来没有厌倦过，那你就邪恶了？就不如这些该死的、自以为是的——”
他举起手，笑啊，笑啊，笑啊。“性，食物，愤怒，暴力，贪念，”他说，“杯中污物。然后，如果你放弃了性、食物、愤怒、贪念，你就感觉放弃这些东西很骄傲，比别人优秀，你整个人都好，放弃了这个，你很优秀，其他人都不如你。那就是杯中污物更多，仅此而已。不要小题大做，就那样。”
“你在讲的是黄金分割，”我满怀希望地说，“中庸之道。”
“中庸，”他重复道，“偏这边一点，偏那边一点。没什么。重要的是你如何待人。”
“不是你所相信的死后会发生的那些事吗？”
他哈哈大笑。我明显讲了个笑话。“你相信什么有什么差别？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完全一样，不管你相信什么。你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你怎么做。”
“但如果有人相信这件事，而你不相信，那么他们就会告诉你，你是错的。他们会尝试改变你，评判你。或许在极端情况下，会杀了你。所以你相信什么和你怎么做是有联系的，不是吗？”
“我的朋友，不要一直担心这么多，担心其他人，以及他们说什么。不要有太多强烈的意见，太多强烈的判断。你怎么做才重要。你怎么想才重要……这是一句佛教的祷文，”他说着滔滔不绝地讲出几个句子，用的一定是奥图克语，然后稍加挣扎地把它们翻译了出来。“我们是什么，完全是我们想什么的结果：它创建在我们的念头上，由我们的念头组成。如果一个人带着邪念说话或做事，痛苦就跟着他，就像车轮跟着拉……那个……车的牛蹄。如果一个人带着净念说话或做事，快乐就跟随他，就像永不离开的影子。”
“所以，你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你的命运。”
“在所有程度上。”
“所以，在你的信仰体系里，死后还有下辈子？”
“不是一个体系。”他说。
“但是有我们所谓的来世？”
“这一世结束后，有，”他说，“怎么会没有？”
“好吧，许多人认为显然就没有。你死了，你的身体腐烂，故事结束。不是那样设置的吗？”
“当然。”
“你刚好自相矛盾了。你在跟我玩禅的游戏。我恨那个。”
“当你头脑清晰时，你看得到，就这样。你知道是什么，不是什么，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
“你的口气就像我妹妹。”
“我非常喜欢你妹妹，”他说，“非常、非常喜欢。”
“但她声称看到未来。”
“在某种意义上，她是看得到。在某种意义上，你也看得到。”
“但你看到的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他说。
“但你说得就好像你很肯定一样，电台讲话的人好像也很肯定，你们两方怎么可能都对呢，你们对事物如何运作的理念完全不一致。”
“一致啊。当然一致。”
“哦，老兄，这是我们最糟糕的一次谈话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多恨这种兜圈子吗？”
“也许你恨它是因为你非常喜欢你的逻辑思维，一加一等于二。永远是一加一。B永远在A的后面，C在B的后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吗？我父亲在俄罗斯时喜欢给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后来也读。”
“我当然听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大学里我们——”
“在一本书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二加二是五，不是四。这是什么意思？很多年来，父亲都问我这个问题，直到我答对为止。要是你有另一副头脑呢，哪怕只有几秒钟？要是你知道如何做到，你的头脑不需要花几秒钟或者一分钟思考呢？那样的话，对你的理念、想法和判断会有什么影响？”
“我压根不想让我的头脑停止运转。”
“不是你的头脑，是你一直胡思乱想的普通头脑。然后呢？也许你会看到新的东西。但你做不到，因为你一直在想着食物、想着性、想着烦恼、想着这个电台里谁说了什么话，想着谁富谁穷、谁聪明、谁善良、谁是对的。好，像那样想。很好。不错。你一整天都在想，甚至连睡觉时也想。但有几秒、一分钟或者几分钟不思考会怎么样呢？会发生什么？你会看到什么？但你不那么做，我的朋友。你害怕那么做，我的好朋友。”
“到底谁能那么做？就算他们想。”
“很多、很多人。”
“谁？你吗？怎么做？什么感觉？你怎么学会的？”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展示。”他说。
我几乎就要说，好啊，说定了。我还没准备好开始上“不想”的课，但我不再那么反感这种谈话。我在心底深处不再那么抵触他。我倒不是突然在西印第安纳州变得容易上当，但我粗糙坚硬的疑心边缘被磨掉了，我得承认，这让我害怕。这不是生理上的害怕，而是别的东西，一种由根基处对自己是谁的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