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临别礼物，玛丽·德雅尔丹献给仁波切一本《圣经》，我们在印第安纳州蒸腾的酷热中向汽车走去时，他虔诚地把它贴在胸口。我在思考他的陈述，也在思考前一晚与我妻子的谈话，我开始感觉，或许我由始至终一直错过了什么，是内在世界的某种原色，它一直——现在依然——在我的肉眼可见范围之外。
而且我饿了。
仁波切说他也不介意吃点东西。前一晚，我们在南本德的要道上往南开，在仓库和小型办公楼的茫茫荒野中寻找保龄球馆时（有人给我们指路），我们其实路过一个成人用品商场，或者是同一性质的店铺。仁波切自然而然注意到并问起了它，我尽最大的努力解释了这个地方——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不是容易的任务。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路过一个商店，有一块亮黄色的招牌写着：卡蜜赛丽亚煎玉米卷店。这个地方似乎跟我们当晚见过的所有地方都不在一个领域里，就好像它是被从平行宇宙里拔出来，扔到印第安纳城市里的。离开校园时，我折回我们前一晚的路线，找到了黄色招牌，然后拐进停车场。
我们问一个在卡车后面卖棒冰的小个子老人，商店里有没有午餐吃。
他困惑地朝我仰起晒干的脸庞，对仁波切微笑。
我用一只手做了吃饭的姿势，指向玻璃门，他点点头说：“是，是。”但他没明白我之后试图告诉他的话，我说我们会在回来的路上找他买甜点。
进了里面，我们发现它有点类似于墨西哥版的美国伍尔沃斯零售店。八条发霉的信道里有凉鞋、一瓶瓶的番石榴汁、一棵棵莴苣、成箱待售的洗衣皂，挨着左边墙面的，是一条有六张凳子的柜台，后面有两个男人在工作，煎着肉。仁波切和我坐在三个穿着T恤的黑发棕色皮肤的建筑工人旁边，他们快要吃完午餐了，从头到脚审视了我们一遍——直率，毫不掩饰，不卑不亢。似乎像我们这样的人，至少像我这样的人，不应在这种地方吃中午饭。
柜台后面的家伙脸上有道疤，从下巴一直延伸到左眼的外眼角。我们的头顶上是四个手工牌子，写了供应的食物。我要了一份鸡肉豆子玉米煎饼，仁波切也一样。
“你们喝什么？”
厨子指向附近一个冷藏柜，但里面只有碳酸糖水的品种，所以当那人准备着我们的食物时，仁波切和我在小店里逛了一圈，在番石榴和梨子饮料中发现了一大瓶苹果汁。我们把它拎回柜台。
厨子的帮手年轻好多，才十几岁，脖子的一侧有个哥特字体的复杂文身，写着“奇科”。我要一个杯子，他摇摇头。没有杯子。他看了我片刻，然后指向他自己的和同事的杯子。廉价的蓝色塑料大杯，反扣在一块抹布上，显然刚刚洗过。他通过比画和脸部表情表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用那两个杯子。我们愿意。左边的男人吃完饭了，又是一轮盯视，然后我们成了唯一的顾客，肉、豆子、洋葱和芫荽撒在烤架上，玉米圆饼放在一旁，就像一个灰白色地球的极薄横截面。我们要冰。没有冰，但果汁是凉的，很快卷饼就端上来了，好大一份。斑豆和薄芫荽叶从饼片里散出来；鸡肉嫩得像奶油乾酪，都发甜了。
“去过墨西哥吗？”我问仁波切。
他摇摇头。
“我们去那里度过蜜月。吉妮的西班牙语相当好，你知道，我在学校里也学过两年。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墨西哥城。然后去了一个名叫马萨特兰的地方，在太平洋沿岸。”
仁波切对着食物念了一句祷文，慎重地咬了一口，仔细咀嚼，点点头，看着我，咽了下去。“你讲出名字的时候，听得出你在那里很开心。”
“蜜月很难不开心吧。”我告诉他，但我正说这话时，心里知道我对墨西哥的情感不只是爱情的甜蜜回忆。首都很吵，我病倒了。然后在马萨特兰，我们和一伙豪饮啤酒的美国佬住在同一间酒店，他们南下是为了享受一周的阳光和优越感。不过，我们在那里遇到的人身上有种东西，那些我们走出自己的世界后会遇见的真正的墨西哥人，在某种意义上触动了我们。吉妮和我都觉得，他们有些人似乎依照一套不同的假设准则生活。他们更小，更穷，走路和说话的方式都好像世界浩渺而神秘——当然，它确实是。我对外面的棒冰老人也有那种感觉。我在欧马里礼堂里听着我的新朋友谈论他对开悟的想法，研究老牧师的脸时也有那种感觉。我盯着柜台后面的男人，脑子里萦绕着一系列的问题要问仁波切，几乎就要问出口了。
他吃掉一半玉米煎饼的时间里，我吃完了一整个。他要求把另一半打包带走。我们留下慷慨的小费，与厨子互相点头致意——他似乎对我们冒险闯入他的世界很是满意和骄傲——然后我们走进停车场，发现刚才棒冰老人待的地方停了一辆警车。
上了密歇根街，我们在迟缓而饱腹后的安静中行驶，经过格洛-虫虫酒廊，经过一间酒吧，外面有个招牌写着：圣母大学不再通过引进犯罪、毒品和露宿街头者换钱。经过了希望营救任务组，然后，几个街区之后，经过了纪念拉萨莱奇迹的圣祠、圣玛丽旅馆，又开进一个加油站，我们停下来把油加满，报纸头条写着：巴格达爆炸，41人死亡。继而驶上西行的超级高速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