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捷克首都，那个美丽的古城布拉格，再往西北方向走六十公里，就是特莱津。
这里原来是一片风景秀丽的山区，叫波西米亚山。一七八〇年，国王约瑟夫二世，为了防御北方的敌人，保护布拉格，就在这片山里建立了一个军事要塞。国王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了这个要塞，它从此被人们叫做特莱津。
渐渐地，在宁静的和平时代，这个军事要塞失去了它的防卫作用。军队撤离，平民搬进来，住下去，特莱津变成了一个普通小镇。在小镇里，有着一些宽宽大大、像宿舍一样的楼房。那是以前国王的士兵们居住的营房。这个小镇一家一家地居住着共六千个普通捷克人。后来的特莱津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老要塞旁边是一条河流，河对岸是一八八二年建立的一个小城堡，它被城墙围得固若金汤，叫做“克莱·费斯屯”。
特莱津一直保留着它独特的军事城堡的结构。非常容易封锁和看守。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它被纳粹看中，当做囚禁犹太人的集中营。因为它的整体结构是封闭的，只要有很少的人力看守出口，它就可以是一个大监狱。而那些十八世纪的老兵营建筑，可以成批地挤入囚徒，很容易管理。
建立特莱津集中营的目的，比一般的纳粹集中营更复杂。
在特莱津建立集中营之前，纳粹在捷克、波兰和其他地方，相继建立了许多集中营。当时，纳粹已经在一些欧洲战场借战争掩护，以战争误伤为借口，开始屠杀犹太人。但是，欧洲的犹太人中间又有大量知名人士，如著名的政治领袖、社会活动家、科学家、艺术家、学者等等。他们的声誉等于使他们在国际社会被“挂了号”。纳粹有碍于国际压力，一时并不想杀了这些人，而且还想利用他们的生存，为自己“并没有迫害犹太人”作宣传。可是他们又必须控制住这些人，不让他们代表犹太人向世界揭露真相、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纳粹需要一个条件相对好一些的集中营，来囚禁这批犹太人中的知名人士。
纳粹把特莱津原来的居民全部迁走，用德语重新命名了这个小镇，从此，捷克小镇特莱津，就变成了集中营“特莱西恩施塔特”。
在这里，我还是叫它原来的名字：特莱津。
于是，纳粹对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政治领袖说，要为他们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我管理”的城镇。德国人将不干预他们，只要他们在那里“不制造麻烦”，他们将可以获得一个正常的生活。并且要求犹太人领袖组织一批建筑师和艺术家，把原来镇上的房子，在内部改造，使它们成为能够容纳原居民十倍以上人口的所谓“集中居住区”。为了把这个谎言编得更像是真的，纳粹甚至在德国出售特殊身份犹太人移居特莱津的“特权”。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战斗过的犹太人老兵、和雅利安人通婚的犹太人、原为政府官员的犹太人，等等，纳粹宣称，这些人只要交出几万马克，就可以获得准许移居这个犹太人“模范居住区”。
当时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在社会上几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一开始，在绝望之中，他们宁可相信一个谎言，宁可离开家，到一个只有犹太人的地方，和周围羞辱迫害的环境隔离开来。他们把特莱津幻想成一个可以躲藏的洞窟。因此，最初的一些犹太建筑师和艺术家三百多人，大多数是自愿地带着家属，来到这里改建特莱津。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一个针对犹太人的更大阴谋，正在进行之中。他们是自投罗网了。
在这些犹太人改建特莱津的时候，德国正在入侵苏联。侵苏战争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开始的，在纳粹的正规军后面，还跟了一支特种部队，他们不是去和苏军打仗，而是趁着战乱，去专职屠杀普通的犹太人。光天化日之下，趁着战火硝烟的掩护，特种部队见犹太人就杀。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到十二月的半年之中，一共杀死了将近八十万犹太人，包括大量的妇女儿童。
这种有意的、假借战争机会、大规模对无辜平民进行种族屠杀的暴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由于屠杀的人数太多，很难彻底隐瞒和自圆其说。因此，希特勒决定换一个方式。
一九四一年底，希特勒作出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灭绝人性的决定。虽然希特勒和纳粹公开宣扬他们的“种族理想主义”，“雅利安人纯化运动”是“科学的”、是正确的，可是，他们在内心深处，并非不知道自己是在犯罪。
因此，一方面，如冲锋队的领导人希姆莱在宣扬着纳粹的“理想主义正义”，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的一次对内部军官的讲话中，希姆莱说：“杀死犹太人对我们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任务。只有冲锋队才能够面对成百上千的排列的尸体。这是我们的历史从来没有被书写过的光荣的一页。……我们有这样的道德权利，去摧毁那些会摧毁我们的人。”另一方面，这样直接涉及种族谋杀的“光荣”、“道德”宣讲，纳粹从来不敢公开地对外宣讲。希特勒和纳粹，从一开始就在刻意掩盖这个杀人计划。他们把这个计划列为纳粹最高层的秘密，只有少数人知道。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不放心，对整个种族的屠杀，他们用了一个含含糊糊的词，“最后解决”，自始至终不提“杀人”二字。计划的具体执行，就交给了希特勒最忠实的冲锋队。
在一群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纳粹开始试验，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大规模地杀人。根据试验的结果，他们选定了一种毒气，开始建立一批有毒气室、焚尸炉以及和这样一整套“先进杀人设备”相结合的死亡集中营。这些死亡营都在东欧偏僻的地方，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犹太人，那是整整一个民族，分散在欧洲和世界各地。仅欧洲就有一千八百万犹太人，纳粹当时在欧洲占领了大片土地，占领区的犹太人，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那样，都在纳粹的杀人计划之内。因此，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具体执行并不那么容易，他们必须一步步有计划地走。
在捷克斯洛伐克，纳粹也需要一个集中犹太人的中转站，在东方死亡营来不及“处理”的时候，作为一个等候之处；同时，虽然希特勒宣称，犹太人集中居住只是战时措施，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并且宣称他们在集中营过着幸福生活，国际红十字会等中立机构，还是要求视察和调查。所以，纳粹确实需要一个遮人耳目的样板。于是，正在改建中的特莱津，仍然是纳粹集中营之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它是纳粹的“模范集中营”。
特莱津的改建刚刚开始，对犹太人的灭绝计划就已经制订出来。因此，纳粹在特莱津，已经懒得再重复什么“犹太人自治小镇”的谎言了。改建和居住还没有安排好，大批犹太人已经被强令迁入。那些最初自愿来参与建设“犹太人自治镇”的几百名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眼看着冲锋队和纳粹手下的捷克士兵封锁了小镇，他们也从此成为特莱津的囚徒。
进入集中营的犹太人被勒令交出身份证，他们不再有名字，而是每人有了一个编号。此后，在点名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只是一个数字。在一些集中营，德国人甚至把这个数字烙在他们的手臂上，终生无法抹去。
苛严的规则在日日更新。男人和女人不得随便会面，不准给外面写信，不准抽烟，轻微的犯规就要被处罚，等等。而改建的食堂没有足够的餐具，诊所没有医疗设备，没有日用品，甚至连水都不够。
不仅如此，一九四二年年初，囚徒们刚刚进来，纳粹冲锋队为了在小镇上表示自己的权威，决定杀鸡儆猴。纳粹规定特莱津戒严，不准囚徒们给外面的亲人写信。因有的囚徒试图偷偷地传信出去和自己的妻子联系，被宣布违反“戒严令”，一九四二年一月和二月，纳粹分批对违规者处以绞刑，当众绞死了十六名犹太人。当然，这些情况都严格地对外封锁。
“自治小镇”的承诺还没有开始，就被残酷的杀戮粉碎了。纳粹迫不及待地露出了他们的狰狞面目。十六个犹太人的牺牲成为特莱津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特莱津发出了第一批向“东方”死亡营遣送的囚徒。特莱津作为死亡营中转站的性质被事实确定下来，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已经有八千名特莱津囚徒在遣送之后，被送进了毒气室。
可是纳粹还是要维持一个“模范集中营”的假象。本质上，特莱津和其他集中营一样，是被纳粹的冲锋队紧紧控制在手里，他们制定了所有的规则。可是，纳粹有意使得特莱津在表面上有一些不同。例如，在集中营大墙内部，大多数士兵都是纳粹挑选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而不是德国纳粹的冲锋队员。在表面上，营内没有德国士兵。营内曾经容许挂有犹太人的宗教画：圣徒摩西举着“十诫”。甚至，一度还发行过营内的货币，有过小商店。有人曾经想开始印一张公开的小报，可是经纳粹检查之后，立即被勒令停办了。在宿舍安排、劳工人员安排等一些具体事务中，在名义上，不是纳粹，而是由一个犹太人委员会管理安排。当然，委员们自己也是囚徒。
特莱津的犹太人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生存状态。委员会为改善他们的状况，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们无力改变集中营的根本性质。每次纳粹要向死亡营送囚犯，就给委员会下达一个遣送数字。强迫这个犹太人自己的委员会定出一个名单，并且公布这个名单。虽然，死亡营本身还是一个秘密。可是，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遣送的目的地，比特莱津一定糟糕得多，生存的可能也要小得多。
即使在特莱津这个“模范集中营”，纳粹也根本不打算对犹太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这个原来容纳六千人的小镇，被纳粹关进去六万五千名犹太人。小镇挤进了十倍以上的常住囚徒，在这个集中营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还有近十万的囚徒被临时安排在这里居住，然后再被送往死亡营。因此，这里永远是拥挤的。
对外的欺骗却还在继续。在德国，纳粹对绝望的犹太老人说，他们只要签字放弃他们的一切财产，就会被送往一个条件良好、能够安享晚年的“老人之家”。可是，在失去一切之后，老人们被带到特莱津，睡在拥挤不堪的地板上，食品、药物、生活用品，甚至水和新鲜空气都是缺乏的。
成年人在这里都非常难熬，老人就更难了。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很快病倒，没有亲人在身边照料，只能躺在空气浑浊的天棚里等待死亡。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不算那些被送往死亡营的人们，仅仅由于饥饿、冬天的寒冷、疾病得不到治疗，就有三万三千四百三十名囚徒，死在特莱津。
一九四三年年底，特莱津的冲锋队负责人换了一个，新来的安顿·伯格（Anton Burger）要求严格管理。他来了之后，注意到特莱津集中营曾经在不同的时间，有过五十五名囚徒逃亡。他怀疑特莱津的犹太人委员会提供的囚徒人数是虚假的，因此，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安顿·伯格不顾囚徒的死活，要求当时特莱津的四万多名犹太人，全部在冲锋队的押解下，在特莱津外面的一块空地上接受全体点名。天寒地冻，从清晨七点开始，一直站到半夜。没有食物，没有水喝，也不准上厕所。老人、病人、孩子，都被迫站在那里。过了半夜之后，囚徒们被容许回到特莱津的住处，就在那一天，在点名的空地上，留下了三百多具囚徒的尸体。
天天在埋人。在死亡人数上升到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时候，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军官只说了一句，“一切正常”。最开始，死者还有一个木箱子作为棺材，很快，死去的人就只是被草草地集体掩埋。最后，实在来不及处理，纳粹就在特莱津建造了一昼夜能够处理一百九十具尸体的焚尸炉。
虽然在镇里的是捷克士兵，可是，德国人的纳粹冲锋队就驻扎在不远的地方。河对岸的那个小城堡克莱·费斯屯，被冲锋队用做特莱津附属的特殊监狱。任何人违反了“纪律”，都会被抓进克莱·费斯屯，纳粹在那里以苦役和酷刑对待囚徒，进去的囚徒不是在里面死于酷刑，就是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被送往东方的死亡营。很少有人能够活下来。
因此，即使冲锋队员不亲自在特莱津街头巡逻，他们投下的死亡阴影，仍然密密地笼罩在集中营的上空。每个来到特莱津的囚徒，包括孩子，首先得到的警告，就是要小心这里的种种规则禁令，违反一条小小的规则，都会有生命危险。
除了有犹太人被送来和送走，出口永远是封锁着的。被关在这里的，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还有来自德国、丹麦、匈牙利、奥地利、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在他们中间，有过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
可以想象，死亡率最高的是老人，风烛残年，他们经不起折腾了。可是，在心理上受到冲击最大，应付灾难的能力最差的，是来到特莱津的一万五千个孩子。在进入特莱津的时候，一些孩子像汉娜和她的哥哥乔治一样，父母已经被纳粹送往死亡营。他们是孤单地自己来的。也有一些孩子，是和父母一起来的。可是，一进来，根据纳粹的规定，只要是八岁以上的孩子，他们就被迫和父母分开。在特莱津，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被迫分开居住。
每次有囚徒来到特莱津，只要有孩子，就会听见哭声，那是孩子们从父母、哥哥、姐姐身边被带走时发出的。汉娜来的时候，也经历了这样可怕的时刻。父母被遣送之后，哥哥乔治是她唯一的感情依靠和亲人，当她到达特莱津的那天，被迫和哥哥分开的时候，她惊吓得大声哭叫。从此，他们所有的人，大人和孩子，都不再有一个家，只有“集体”。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眼看着他们年老的外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特莱津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死去。
犹太人委员会无法改变冲锋队的规定，他们没有能力给孩子们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可是，他们尽可能让孩子们住好一些的房子。孩子们仍然住得很挤，二十到四十个孩子住一间屋子，房间里挤满了两层、甚至三层的架子床。很多男孩只能两个人挤在本来只能睡一个人的板铺上。到处是臭虫、虱子和跳蚤，冬天没有足够的毯子。这些孩子，平时饿，冬天冷，营养不良，生病，想家。几年来，很多孩子已经被生活中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给吓坏了。他们只有恐惧，却忘记了什么是快乐。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特殊的经历。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有整整一火车的犹太孩子被运到特莱津。一共有一千二百个孩子，从六岁到十五岁。他们活像是一群饥饿的幽灵，在冲锋队的枪口下，从车站被押进特莱津的灭虱站。他们大多数都光着脚。这些孩子到达特莱津的时候，仍然惊恐万状。只有少数孩子说出了他们的来历，他们都是从波兰的“比亚利斯多克集中营”被转送来的。冲锋队枪杀了他们的父母，不知为什么暂时留下了他们。他们中的许多孩子，由于斑疹伤寒，不久就死在特莱津。剩下的也在六个星期之后，被转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杀害了。
孩子们或许在这里住两三年，或许只有几个月，像在命运的水流上漂浮的树叶，在特莱津，就这样走过了像汉娜和她哥哥乔治这样的一万五千个孩子，他们的命运吸引了集中营里的成人囚徒的目光。
在非常时期，在危险之中，有一些成年囚徒虽然对未来十分悲观，不相信自己能支撑着活过这场灾难，活到战争结束；他们和大家一样，沉浸在失去亲人家庭的痛苦之中，几乎无力自拔。他们前景灰暗。可是，看到这些孩子，他们暂时放下自己的不幸，暂时忘记了飘荡在自己头上的死亡阴影。
他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