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是由捷克、斯洛伐克两个部分组成的。在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今天，它们已经分成两个国家。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小镇——特莱津，位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宁静美丽的小国家，却也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它位于东部欧洲，它的西部恰好和德国相邻。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财产、煤矿、铁矿等等，都是希特勒需要的战略物资。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和平的，没有足以保护自己的武力。这也是希特勒选中它作为侵略世界的第一步的原因。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慕尼黑协定中，捷克斯洛伐克被自己的欧洲大国邻居们出卖。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纳粹的铁蹄踏入了这个国家。
对于德军的到来，在捷克斯洛伐克，最感惊恐的就是生活在那里的九万多名犹太人。因为德国犹太人的遭遇，早已经通过种种渠道传到这里。果然，在一九三九年的六月，纳粹在占领区宣布了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法律。犹太人的生活，被永远地改变了。
纳粹在一开始就规定，所有十九岁到四十岁的犹太男子，必须登记，准备为德国服劳役。规定犹太人不准一小群人聚在一起，不准参加任何社会团体，不准上剧场、电影院和公园。纳粹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电台，播送他们的谎言和宣传。犹太人取得真实消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欧洲其他国家的新闻。纳粹又立即宣布，犹太人不准听短波收音机，拥有短波收音机的犹太人，将被判处死刑。他们就这样被切断了取得外部消息的来源。
在捷克斯洛伐克，起初规定犹太人家庭拥有的一切贵重物品，如首饰等等，都必须登记报告。接下来，他们的照相机、打字机和贵重物品，甚至包括溜冰鞋和羊毛外套，都必须无偿上交。纳粹还冻结了犹太人的全部存款，只准许他们在自己的账号里取出五十美元。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开始，规定犹太人在晚上八点之后不准上街。从一九四〇年八月开始，犹太人只准在下午的两个小时里去特定的商店买东西。
他们买吃的需要特别的食品券。纳粹不准犹太人购买肥皂、苹果、橘子、香烟、蔬菜、鱼、糖、奶酪、酒、发酵粉等等日常用品。他们的家宅没有任何保障，纳粹可能随时来抄家，只要在搜查中发现拥有这些“违禁品”，比如，搜出一个苹果，就会被逮捕。
一九四二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已经不准上理发店和洗衣铺、不准拥有自行车和乐器。在那一年的八月，纳粹进一步规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不得拥有鸡蛋、牛奶、肉、蛋糕和白面包等食品，犹太孩子吃一个鸡蛋，都是违法的。
犹太人被迫离开他们谋生的职业，失去生活来源。他们被迫关闭他们的教堂。街上贴出了一张张的布告，犹太人随之失去一项项的权利。终于有一天，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学校门口，都贴出通知，犹太孩子不准上学。
一开始犹太人家庭的电话被切断，后来连公共电话也不准他们使用了。在禁止旅行的规定出来之后，他们更是无法逃离。对他们的限制越来越多，一九四一年的犹太人法规，已经列出了对犹太人的二百七十条限制的条文。
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一开始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突然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他们变得孤立，失去了所有原来的小朋友们的友谊。甚至一些孩子开始欺负他们。他们不能明白，他们突然被唾弃，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自己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而这是他们无法选择的事情。孩子都是敏感的，他们变得自卑、胆怯，恐怖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在他们后面。
一九四一年九月，纳粹规定，凡是六岁以上的犹太人，在出门的时候，必须在外衣的胸前佩戴羞辱性的黄色六角星形的符号，中间有表示“犹太人”的字样。犹太民族是深色的眼睛和深色的头发，可是，由于他们长期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其他民族生活在一起，也相互通婚，所以，一些有犹太血统的混血儿，在外表看来也是金发碧眼，在容貌上，种族特征并不明显。可是，这些混血儿微少的犹太人血统，假如自己不登记，也会被人们揭发出来。因而他们也必须戴着黄色六角星的符号出门。
胸前的黄色六角星，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一类人被划为“非人”的记号。在大街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欺负、羞辱和殴打这些胸前有着黄色六角星的人。一开始，犹太孩子知道自己不能上学了，觉得很难受，可是，在这种时候他们都暗暗庆幸自己不必去上学。他们感觉，被迫佩戴黄色六角星行走在街上，是在展示屈辱，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不再是一个有尊严的孩子，不再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你受到逼迫，你没有能维护自己的自尊，而是屈服了。有时候，这种模糊的、对自己感到失望的痛苦，甚至压倒了其他一切感受。
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成了被抛弃的人群，而且是被双重抛弃了。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的国家成为德国侵略者的牺牲品；同时，在德国人宣布犹太人为“劣等种族”的时候，他们的许多捷克斯洛伐克同胞们，也像大多数的德国民众一样，怀着相对的优越感，背弃了他们。这种背弃也隐含着很复杂的人的弱点。一些犹太人过去在事业上成功，比较富裕，就引出人们暗暗的忌妒心；宗教信仰的差别，使得一些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不愿意宽容；在对纳粹的迫害感到恐惧的时候，一些捷克人暗暗地希望，能够另有一个突出的被打击目标，转移纳粹的注意力，这样，自己相对就能更安全；甚至一些欠了犹太人债务的人，庆幸因此可以不必还债；在犹太人被强迫遣送集中营的时候，他们的房子、家具、财产纷纷被邻居侵占；当然，也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有欺负和摧残别人的恶意。
平时，人的这些弱点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在正常的情况下，社会也会引导人们向往善良，人们会试图努力地反省和克服自己的弱点，让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而一个变态的社会，会鼓励人们行恶，人的弱点就会在合理的借口之下爆发出来。这是非常奇怪而悲惨的现象，就是很多在纳粹铁蹄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充当了迫害犹太人的帮凶。还有一些人，只是出于对纳粹的恐惧，不敢为他们的犹太人同胞说话，也不敢帮助他们。很快，一群特定的人被排斥和迫害的情况，被大家习以为常地接受下来。人们看着一群带着黄色六角星的人被“划出”社会的法律保护，不能再享受“人”的待遇，却默不作声。
犹太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变得孤立无援。只有极少数的人冒着危险，向犹太人表示同情，甚至帮助他们。那一点点的温暖，成了犹太人永远不能忘记的记忆。
幸存的犹太孩子琼斯记得，在希特勒入侵的时候，“战争并没有打起来，因为捷克军队接到命令，不要抵抗。纳粹迅速占领了我的家乡。一些人在德军占领的第一天就被抓起来了。不让犹太孩子上学了。一天，我在家附近走着，独自一个人。忽然看到我们三年级的老师穿过马路，向我这边走来。经过我的时候，他飞快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说‘勇敢些’。他这样做冒了很大的风险。对纳粹来说：一个非犹太人和犹太人说话，就是犯罪了。”
如琼斯的回忆所说，他们只看到情况一天天地坏下去，却“没有人知道下面还会怎么样”。
在德军占领的最初几年里，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来说，最可怕的，就是琼斯说的，等待未知厄运的恐怖。他们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家是不安全的，他们甚至不能像野兽那样，有一个洞窟，一个藏身之处，让他们可以相信，只要钻进洞去，就是安全的。任何事情都可能随时发生。他们没有能力反抗，父母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终于，从一九四二年二月开始，纳粹开始勒令犹太人离开家，他们将被送往集中营。
这个被遣送的过程令人难以相信。大多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不是被一群群德国兵抓走，而是一个个地接到通知，被勒令在某个时候、必须去某个地方报到和集中，然后被送走。也就是说，他们虽然知道，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集中营，他们却只能顺从地自投罗网。
纳粹堵死了他们逃跑的路。假如他们不服从，那么，在逃离之后，他们就无处去领食品券买吃的，没有人会收留他们住下，他们犹太人的身份可能很快就会被举报，逃跑几乎等于是立即自杀。
所以，在他们被送往集中营之前，他们已经是住在一个更大些的“监狱”里，是在纳粹严密的控制之下，只是这个“监狱”的围墙是无形的罢了。现在，遣送的通知来了，他们就像一群将被宰杀的牲口，一个一个自己向屠宰场的门走去。没有别的出路。
在通知上，规定每个被遣送的人，只能带上五十公斤东西。在一个指定的日子、指定的时间，去某个地方报到。有很多人在离开家的时候是白天，后来幸存的孩子都记得，他们每个人狼狈地提着一个大箱子，在四邻的注视之下，穿过街道，就像被赶走的罪犯。在他们中途集中的地方，箱子被搜查，所有的现金、值钱的东西，都被收走。他们被勒令交出自己家的钥匙。他们的家，留在家里的一切，再也不属于他们。
在特莱津犹太人囚徒的身后，德国人理所当然地抢劫了他们的财物。有七十七万八千册珍贵书籍，六百零三架钢琴，二万一千条贵重地毯等，被运往德国。其余的住宅、贵重家具和衣物衣料、银器等等，都被纳粹冲锋队员卖掉，中饱私囊。
许多犹太人家庭不是一家家离开的。十一岁的捷克女孩汉娜·布兰迪和她十四岁的哥哥乔治·布兰迪，就是自己去的集中营。这两个生长在捷克一个普通小镇的孩子，他们命运被改变的故事，就是千千万万个犹太人孩子命运的缩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汉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个叫诺弗·麦斯托（Nove Mesto）的美丽小镇。汉娜和哥哥是镇上仅有的犹太孩子。可是，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学，有许多朋友，过得很快乐。他们的父母热爱艺术，为谋生，开着一家小商店。他们很忙，却尽量抽出时间和孩子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
一九三八年，汉娜七岁那年，开始感觉周围的气氛变得不安。父母背着他们，在夜晚从收音机里收听来自德国的坏消息。在那里新上台的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接着，随着德国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犹太人的坏消息也在逼近。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汉娜一家的生活永远地被改变了。
汉娜一家，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先是必须申报所有的财产。后来，他们被禁止进入电影院，禁止进入任何运动或娱乐场所，接着，汉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一九四一年，汉娜要开始读三年级的时候，犹太孩子被禁止上学。汉娜伤心的是：我永远也当不成教师了——那曾经是她最大的梦想。
汉娜的父母尽量宽慰孩子。可是，他们知道，事情要严重得多。那年三月，盖世太保命令汉娜的母亲去报到，她离开孩子，再也没有回来。汉娜生日的时候，妈妈从被关押的地方，寄来了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用省下的面包做成的心形项链。父亲独自照料他们。有一天，他带回几个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他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孩子，只要他们出门，就必须带上这个羞辱的标记。汉娜兄妹更不愿意出门了。可是，家里也并不安全。秋天，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砸门声，他们的父亲也被纳粹抓走了。留下十岁的汉娜和十三岁的乔治。
他们被好心的姑夫领到自己家里。姑夫不是犹太人，可收养犹太孩子是件危险的事情。他给了这两个孩子最后一段家庭温暖。一九四二年五月，汉娜十一岁，乔治十四岁，纳粹一纸通知，限令他们去一个地方报到，等候遣送。他们还满心希望能够重新见到爸爸妈妈，可是，纳粹把他们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临走前，汉娜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褐色的手提箱。汉娜和哥哥提着各自的箱子，先坐火车，又吃力地步行几公里，从火车站走到特莱津集中营。就在门口登记的时候，纳粹士兵在这个箱盖上写下了汉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因为他们没有父母随行，就冷冷地用德语加上一行注释：“孤儿”。
那个地方，叫做特莱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