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停下来时，我正跳进鸡舍喂母鸡潘妮和她的小鸡仔。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看到警车的人，因为其他人都在忙着打扫宿舍、洗衣服或干别的杂活儿。我看见两个警察从警车里下来，径直走到办公室前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因为屋里没人。就是这个时候，当其中一个警察朝四周观望时，看到了我。
两个警察来到我跟前，先是自我介绍，接着便问我在哪儿能找到斯科特。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他们居然一点都不凶，而且，警察不是应该帮助别人的吗？现在他们竟然请我帮忙。但我不知道斯科特是不是惹了什么麻烦，也不知道我心里是不是希望他惹一身麻烦。
总之，我带着他们去找斯科特。他就在餐厅，正打扫早餐之后的餐桌和地面。看到我们他很意外，但并不紧张。随后他们三个便进了办公室，关起门半天没有出来。我想至少有一个钟头吧。
他们终于出来后，警察们直接走了，斯科特留了下来。这应该是好事，对吧？他们没有把他抓走。吃午饭时，斯科特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大伙吃完饭后，他站起身，习惯性地用勺子敲了敲玻璃杯。
“我们要开一次紧急会议。”他说，“核心家庭的成员五分钟之后集合。”
我跟着他。我只能跟着他。这是规矩，只要你还在夏令营里，每一个成年人都是你的家长。核心家庭中的所有大人和孩子，组成了一个松散的队列，跟着斯科特走进了树林。
我们来到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圈。没人费心去点篝火，现在还是大白天呢。
斯科特站在我们前面，盯着我们足足看了一分钟才开口。
“我想请你们帮我分析分析，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早上，也许昨天或者上一周的某天早上，你们一觉醒来，是不是突然有这样一种想法，‘哎哟，今天天气不错，是时候把和谐夏令营毁掉了’？”
没有人回答。刚到夏令营之时，我以为人们会像军人一样用吼叫的方式回答一切问题，或者敢于和斯科特争吵理论。但现在看来，所有人似乎都是孩子，甚至那些家长们，而斯科特是我们共同的家长、老师，或者别的什么。我们都知道夏令营遇到了麻烦，所以最好闭嘴，老老实实听斯科特讲话。
“没有人吗？”过了一会儿，斯科特问，“有意思。因为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人倒好办了。如果我们中间有那么一个邪恶的天才，正策划着什么邪恶的计划，那我们或许还有希望回到正轨。可如果没有，如果你们只是一群无能的笨蛋，却使夏令营沦落到现在的地步，那恐怕连上帝都帮不了我们。”
“斯科特，有话直说吧。”我爸爸说，“到底出什么事了？警察来干什么？”
斯科特皮笑肉不笑，“警察来干什么？他们来查案。首先，他们问我是否知道坎迪的爸爸，那个绑架犯，他在外面纠集了一帮人，自称‘和谐十字军’，到处散播谣言说我们在这里搞邪教活动。他们甚至有自己的脸书账号。”
“其次，他们还让我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今天在脸书上已经传疯了，照片里是一个孩子被关进了笼子。据说那孩子是我们夏令营的人。”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低头看着草地，“我看了照片，跟他们解释说那是我们在做游戏，但他们哪儿那么容易相信。
“最后他们说，他们接到了弗朗西丝·芬奇的报警电话，说营地里有人用她的手机搜索过未成年人色情图片。”
家长们顿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斯科特挥手止住了他们。
“没有一件是真的。”他说，“这些事全都可以解释。你们也看到了，警察并没有把我抓走。但这件事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人们听到谣言总会自动联想一番的。你们以为我们能从这样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吗？你们以为有大把的人排队等着加入我们的夏令营吗？没有。因为像这样的事只要被媒体捅出去，人们就会信以为真。到那时，假的也成了真的。你们明白吗？我们已经不再是普通人了。在外界眼中，你们都是邪教分子。至于我？我就是你们的领袖，是你们的吉姆·琼斯(1)。现在我们的处境就是这样。如果你觉得我们能改变这一切，那你就错了。”
他停下来，拿手在脸上搓了一通。而后苦笑着把我们看了一圈。“现在这里没有外人。”他说，“请你们告诉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夏令营的宗旨和意义的？”
“斯科特。”汤姆叫道，“你言过其实了吧？我觉得情形还没那么糟啊。”
斯科特耸耸肩，“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全完了。”
他伸手到背后，仿佛想把衬衣后摆塞进裤腰。然而当他把手抽回来时，我看见他手上拿着那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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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姆·琼斯原是美国一名基督教牧师，后来创办了邪教“人民圣殿教”，并自任教主。1978年11月18日，他胁迫900多名信徒在南美洲圭亚那的琼斯镇集体服毒自杀，随后开枪自杀身亡，这便是震惊世界的“琼斯镇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