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北京》是我第一次当导演，也是我自己做摄影师拍的。这是个录像作品，也是我第一次通过取景器（镜头）看这个世界，拍摄时那种兴奋的感觉真的很难用言语表达。我们只拍了一天半，但却是我第一次通过取景器开始描述、观看这个世界，我非常兴奋。我觉得这个作品没有什么可以多谈的，因为它很幼稚、很稚嫩，它是部很短的电影，也是个实践之作。当你真正站在街上拍摄的时候，我开始问自己，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去看这些人。这个短片是天安门广场上一些游客的记录，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很自然地拍到了一些从农村、从外地来到这个城市的一些人。广场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群，比如说有管理者、在北京这个城市里休闲的人、放风筝的，或带着孩子来度假的。但我还是很自然地拍摄一些外地来北京的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来说，我和这些人有一种天然的融合吧。
拍完这个短片之后，我想拍部故事片，来描写这些从外地来北京工作的人，我们叫他们“民工”。那时我写了一个剧本叫《小山回家》，小山是一个河南民工的名字。故事是说，春节快到了，小山想回河南的老家过年，中国人一到春节就得回家过年，但他不想一个人走，他想去找在北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同乡，找到一个同伴一起回老家。这些同乡有建筑工人、票贩子、妓女、大学生，但没人愿意跟他一起回家。最后他一个人在街头，留着很长的头发，电影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他在街头一个理发摊子把那把长发剪掉。
这个作品有五十八分钟，是个非常线性的作品，整个叙事的动机就是小山去找老乡，描述了中国民工在大城市里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比如有从事非法工作的、有处境很艰难的建筑工人、有生活在道德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妓女。这毫无疑问是我拍长片之前最重要的一个短片。它确立了我的很多方向，比如我以后电影所关心的人群、我喜欢的电影拍摄风格，都在《小山回家》这部短片里有迹可循。当然它也是个很不完整、很幼稚的作品。但它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是我整个电影生涯的出发点。
从技术上来说，通过这部电影我学到了很多，比如怎么去找经费、怎么组织一个摄影队、怎么拍完它，然后面临剪接、混录的工作，还有怎么发行、推广。我们那时带了这部短片去北京的很多大学放映，比如北京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人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然后跟观众（当然都是大学生）交流。当我拍完《小武》、《站台》，再回过头来看这部短片的时候，我发觉我从《小山回家》中获得的是一个完整的拍片过程。虽然这部电影很粗糙，但我从中学习到了整个电影从拍摄到剪接、再到推广的制作过程。后来我们把这电影送去参加香港独立短片展，且得了奖。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个奖项是个很大的鼓励，让我的自信心有很大的提高，在香港我也找到了几个后来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现在也有很多年轻导演在拍电影前来问我的建议，我总是说拍学生电影时不管你遇到多少困难、不管拍完后你觉得你的电影有多幼稚，一定要坚持把它做完，然后拿给别人看。我觉得电影是个经验性很强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电影经验，能应对以后你自己的工作。所以97年我拍了第一部长片《小武》，直到98年推出以后，在法国发行，接着陆陆续续有些欧洲国家开始发行，才得到国际上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上，之前我已经历了整个过程。后来，我们去了很多电影节，看了许多各种类型的电影，我觉得是比较得心应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拍短片时我已建立了自己作为导演的方向。中国内地的艺术家因为长期封闭，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信息，常会面临一个问题：当我们离开中国，在外国的艺术场合获得过多信息的时候，有些艺术家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自信心，或丧失了自己的艺术判断力。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没有失去这些东西。因为在这几年的短片创作过程里，我已找到了自己的内在艺术世界。我觉得这对艺术家是非常重要的。
《小山回家》拍完之后我们又拍了个短片叫《嘟嘟》。《嘟嘟》是描写一个女大学生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面临了很多选择，她得去工作，家庭对她有很多要求，比如婚姻的要求、就业的要求。这电影对我来说是另外一种尝试，我们没有剧本，只有一个女演员，明天拍摄，今天晚上我们就构思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是非常即兴的创作方法，它培养了我很多现场的能力。我不是非常喜欢《嘟嘟》这个作品，也很少拿给人家看，但从一个导演成长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对我是一次最重要的现场练习。我会在拍摄时突然明白我需要哪种演员或某个镜头需要哪种角度。一切都在未知的状况下完成，包括整个电影的叙事连贯性，甚至是整个电影的结构。《嘟嘟》这个作品拍摄的日程很特别，每星期拍两天。
●──是因为你们还是学生，用的是学校的器材？
对，我们没钱租电影器材，摄影机是学校的，只有星期五晚上才能拿出来，星期六、星期天拍两天，星期一又要还回去。差不多拍了八天，前后四星期，才完成这个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