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电影产生兴趣应该是在91年的时候。那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我中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因为我学习不好。但是我的父母非常想让我读大学。因为我的家乡汾阳有很多学美术的人，学美术在中国是一个出路，而且美术学校对数学啊、物理啊没有要求。所以我就去太原学美术，在山西大学的一个美术预科班上课。在山西大学的那一年，我们画室附近有家电影院叫“公路电影院”，是公路局经营的俱乐部，它放了很多老电影，票价很便宜，一张票几毛钱。放的都是国内的片子。有天下午我去看了，正好那天放《黄土地》。《黄土地》应该是1980年代中期的电影，我一直没看过。那天买张票就进去了，那时候也不知道谁是陈凯歌，也不知道《黄土地》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一看就改变了我的人生。看完《黄土地》我就决定要拍电影，我要当一个导演。这样就开始对电影感兴趣。其实在对电影感兴趣之前我对美术和文学就很感兴趣，我自己以前也写一些诗和小说。
●──曾经发表过吗？
在山西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但是真的对电影感兴趣，就是那年在太原看了《黄土地》以后。因为在看《黄土地》这个电影之前，我能看到的中国电影差不多都是那种官方宣传片，都是非常保守的电影模式。所以我对电影没有想象力，觉得电影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看了《黄土地》以后突然觉得看到了电影的其他可能性，所以我就喜欢上这个艺术。
●──很快地您就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不是立刻。到93年才考到北京电影学院，97年毕业。我主修的是“电影文学”，就是电影理论。
●──北京电影学院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所传奇性的学校，从这里走出了很多中国著名的电影导演。您在那边待了四年，对您后来的导演视野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读书的时候正好是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五代导演最活跃的时候。我入学之前张艺谋刚拍完了《秋菊打官司》，接着《活着》也快完成了。93年那年正好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1]那时整个学校弥漫了一种清新的气息，让学生很有自信。
但学校本身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我觉得大多数教授还是很保守。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到了电影学院我才看到真正的电影。因为电影在中国一直是受到审查控制的。举个简单例子，93年的时候我想看很流行的美国电影，比如科波拉的《教父》（The Godfather， 1972）或《现代启示录》（1979），如果你不是导演，不是电影系学生，根本没办法看到这样的电影。所以我到了电影学院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些以前只能在书里看到的电影，真的能在银幕上看到。在电影学院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可以看电影，星期二是中国电影，星期三是外国电影。所以在这四年里，我觉得我自己真正进入了电影的世界。
另外我特别感谢北京电影学院的图书馆，收藏许多香港、台湾出版的电影书籍。中国内地的电影理论很多都是些西方经典的翻译，如巴赞（André Bazin）、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的理论，后来有较新的当代理论，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符号学。但是第一手介绍导演，还有导演访谈的书籍很少。那时候我在图书馆看到了《斯科塞斯论斯科塞斯》（Scorsese on Scorsese）、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雕刻时光》（Sculpturing in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Cinema），以及侯孝贤等人的访谈。这些书籍（当时）在中国内地都没有出版过，只有在这个图书馆能读到。
我自己的兴趣在导演。我选电影文学系的唯一理由就是考那个系的人很少。我是想先进入这个学院，其他以后再说。因为那时候北京电影学院是个很热门的学校，竞争很激烈。而真正替我打开了一扇窗的，就是这些书籍和这些电影。
还有就是这个学校还是有些支持，它鼓励学生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于是我自己慢慢地想做导演。94年我跟同学组成了一个实验电影小组，自己找一些钱拍短片。那是我自己拍的第一个短片，叫《有一天，在北京》，十分钟的纪录片，是在天安门广场拍的一个印象性作品。后来又拍两个故事短片，一个叫《小山回家》，另一个叫《嘟嘟》。《小山回家》在香港独立电影节得奖，我就是在香港认识了我现在的香港制片：李杰明、周强，还有我的摄影师余力为，他们后来成为我创作小组的核心，我们决定一起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