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又待了大概一两年，就在自己家里。因为我们家是个四合院，很大，住了很多人，在那个空间里有很多孩子玩儿的东西，院子里孩子也多，大家在一起玩儿，也不出去。于是就开始遇到插队，最先是68年当兵，当兵的时候我没有报名，那时有工宣队，队长就问我为什么不报名，我说我家庭出身不行，肯定不行，他坚持让我报，我说我不报，等着去农村。到了69年的第一批报名插队，我是我们班第一个走的。我还是没有跟我的学校走，而跟了我哥哥的一些同学走，就是一块儿徒步串联的这批人。到了东北插队。我觉得这段“文革”的经历，对一个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过程，66、67、68这三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逼迫我自己学会独立，逼迫我自己保护自己，还有怎么跟社会打交道、怎么跟人打交道。
到农村以后，我实际上插队的时间很短，就一年，对我来讲是参加劳动换取生活所需，你可以挣钱，可以工作、买粮食。那时你不会对钱有很大的价值概念，因为我这种家庭的孩子对钱是不太关心的，以前父母的工资非常高，但是你会觉得大家都在干活，干活干得好坏是一个年轻人的标志，所以在农业活上就不愿输给别人。而且我那块儿是个很广阔的平原，可以放马、可以种地，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那一年自由极了，完全是今天想干活儿就干活儿，不想干活儿就不干活儿。
一年以后我就到部队。到部队后受的是一种集体性的锻炼，以及一个严密集体中的考验，你怎么接触人、怎么在距离中成长，在部队待四年半到五年，已经二十多岁了。我是74年底回北京的，八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没有成人、没有家庭、没有学校的社会教育。这完全是渗到心里和血液里的，比如我会对农民没有任何偏见，但有的城里人会对农民有偏见，我没有偏见，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工作过、劳动过，他们帮助过我，关心过我，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受到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力上的锻炼，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一个人在未来面对工作或其他一些事情时，有很坚强的毅力来完成，你可以去坚持这件事情，不会半途而废。另外一个就是你和人的关系，你能够保护自己，生存得非常好，能够获得别人的帮助和支持，这在未来导演工作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中国导演和国外导演不同，国外导演就好像上班一样，只做我的事情，而中国不，在中国得牵涉很多人的事情，人际关系在导演工作中产生。所以在我开始做导演时，在这两方面已经有十年的基础了。这个是学不来的，是社会赋予你的。
到电影学院以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了，它变成一种你渴望的东西，让你去学你喜欢的东西，你看到的世界完全和你以前的世界不一样，你要看无数的电影、要拍戏，专业性的东西开始左右你。这四年里，我拍了两部电视、一个电影长片、一个电影短片。还没毕业我已经完成这些东西了。为什么呢，当然有些是很偶然的机会，你去完成你想象的东西，你去实践了，它跟你有没有矛盾，有时候你可能梦想着要当导演，做了一部戏之后你觉得这东西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可能会改做编剧、演员，但你在实现这个过程时，你觉得它真的很有挑战性，你愿意去完成、征服这件事情，毕业以后就很坚定知道这一生会为这件事情努力，不会做别的。
●──您第一部片是1980年的《我们的角落》，改编自史铁生[8]的小说，很多人把第五代的开端归到《一个和八个》（1983）和《黄土地》（1984），其实您早了三年，拍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新电影的一个开端？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没想过这是不是一个开端，但这部电影可能无意中成为北京电影学院，或全北京的艺术院校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多年后北京电影学院还在课堂上放这部片子，用来教学，我知道中戏（中央戏剧学院），包括姜文他们读书的时候都看过这部片。这片子没有特别多的故事，完全是以人物的心理活动、相互之间的感情去描述。我一直找不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开端与否并不重要，但是能够标志出当时对传统电影的一种革命，或者是背叛，已经开始用这些人对社会、对人、对电影的一种思考去拍东西，我觉得它至少是起到这个作用。
●──这部片后来没有通过审查。因为这是您拍摄的第一部片子，是不是打击很大？
中央台不让放。那个时候还好，毕竟也还没毕业，是第一部片，中央台播也没多大价值。因为那是学校的教学片，学校的资金，花了两万人民币，所以对我来讲不算特别大的事情或影响。因为那个时候年轻，而且后来拍的戏像《小院》、《红象》也都很顺利。基本上前几部戏都没有什么问题，从《九月》开始才遇到问题。
●──《九月》是您第一部长片，能不能谈一谈拍《九月》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