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看您的背景觉得您天生注定要拍电影，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您是什么时候想到将来要拍电影？
其实拍电影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人可能会在稍微成熟一点的年龄时寻求一种职业。我当了三年兵就觉得部队不太适合我，我是炮兵，我的军事一直是我们连队最好的，但我心里觉得军人这个职业不是特别适合当我的终身职业。其实那时当兵离家很近，在河北保定，坐火车三个小时就到了，但很少有机会回家。我当兵第三年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电影。
部队有个老兵是非常有名的摄影家，常喜欢裹着照相机，他从抗美援朝起，就玩照相机，玩儿玩儿他就开始拍，拍得非常好，后来就拍得很有名，他叫张文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你说他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但他就对照相有天分。但他不是部队里的摄影师，一般只是组个学习班什么的。他和部队里很多画报界的人很熟，部队中有个非常有名的画报叫《解放军画报》，他的师父都是画报的。其中有个人叫周萧，这人后来写小说，跟我妈妈很熟。有一次聊起来，我妈妈就说你部队熟人多，看我那孩子能不能学一点别的业务。周萧就给张文波打了个电话。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班长了，张文波把我调到他那里去学照相。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跟他学了很长时间，也拍了一些东西，但我觉得我不是很好。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绘画基础。
后来我在第五年复员了，也提了干想转业。我回到地方上，当时想我已经会照相了，那么就继续学摄影这个行当吧。于是分到中国电影农业制片厂当摄影助理。
其实那时才真的对电影好像有了感情，我印象很深，那是到湖北的一个地方去拍《春天的耕地》。当时那个师父对我非常好，他就说你来拍吧，那时我什么都不会，他帮我把机器架好，那个感觉非常的……有点像初恋时跟女人的第一次眼光那种沟通，舒服极了，从那时起，就喜欢这个东西了。我在农影厂三年，几乎没在北京待过，非常愿意出去拍东西，守着摄影机就像守着一个恋人一样，特别愉快。
到了第三年，考北京电影学院时，就是1978年的时候，我被分到大寨，中国农业学大寨，就是毛说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当时是毛提出的三个口号。其实我串联[7]的时候去过大寨，在部队时也去过。我不太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人的生气，完全是一种政治化，像部队一样，在那儿的时候就听说电影学院招生，我很想再学摄影，因为毕竟喜欢这个行当。但摄影系的学生只招二十三岁以下的，我那个时候二十四岁半，已经过了年龄了。张艺谋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了，已有很多好的摄影作品，我的照片根本就不行，后来我就没报这个系，只有导演系收二十五岁以下。
那时觉得真想上学，想学点东西，因为我是没有完成基础教育的，小学、初中以后就是66年，“文革”开始，高中等于没读，所以很想读读书。因此就报了电影学院的导演系。实际上真正认识电影就是从电影学院开始，或者说在农影对电影产生感情，而真正去了解电影、认识电影，是从电影学院开始。
●──“文革”、插队的经历对您后来拍电影的生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肯定会有。当然人不可能去整理哪一个瞬间的东西对你留下了多深的印象，我想我受锻炼最大的是三个环节，一个是“文革”初期，那时候觉得天地翻了一个身，原来你是一个干部家庭的孩子，家庭在社会的位置和你在同学之间的那种优越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我读的是北京一个很好的小学，突然间父母变成了最底层的人，要被别人批斗。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不知所措，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当然那时候很小，十几岁，就随着社会走，我觉得可能第一次对政治的认识对我的心灵来说是一种创伤，就是家庭的幻灭。父母都不在身边，全部去劳动了，然后被别人侮辱，你会觉得心理上很讨厌政治，会远远地躲着它。
所以“文革”的时候我也不参加红卫兵，也不参加什么，始终就是学校有事我就去，没事我就回家。家里有很多书，因为父母在“文革”前人际关系非常好，所以斗他们的时候也不是很厉害，抄家的时候东西也都不拿走，只是贴个封条而已，所以我没事就看看书。我父亲特别喜欢买电唱机呀、录音机呀这些东西，还有一些苏联的唱片、印度的歌曲，就是听这些东西。基本上躲着，远离那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