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言语：访谈录BT2
收入这个集子的访谈在2001年4月至2005年1月间进行，其间，我由北京入上海，由台北赴香港，以及纽约至洛杉矶。但是地理上的旅行兴奋，远难匹敌各个电影工作者藏于镜头之后和进驻他们心坎里的智识冒险。个中的访谈，除了李安、许鞍华、陈可辛及陈耀成从英语着手外，皆以普通话进行。电影工作者（filmmaker）一词已被更为广泛和热烈地使用，以取代导演（director）的称谓，这不仅是因为认识到本书里的诸君头上交替变换着不同的创意头衔——包括制片、编剧和演员——的事实，还因为朱天文与吴念真皆因编剧的身份为人熟知。汇串这群兼容并蓄的电影工作者，其因来自他们对艺术电影有着共同的兴趣，以及他们拥有的独创性。对访谈者的取舍是个漫长又一言难尽的过程，并一路伴随着本计划的开展。原初是以个人的主观爱好筛选出访谈对象，但最后网罗的电影人仍受各电影工作者能否接洽的影响。虽然几位要角未能参与本计划，包括立足香港的导演──王家卫，不过幸运的是，数册正在付印的集子深究了他的作品并收录大量访谈[18]。本书对相关女性工作者缺少讨论是令人遗憾的，在所罗列的二十位电影工作者，只有两位是女性。但这种现象呈现出的是圈内普遍的性别失衡（在好莱坞及其他国际电影工业中同样普遍），而非笔者自身的偏见[19]。当某些导演因为紧凑的拍摄计划无法受访，但仍有数次访问是水到渠成地进行的，李杨是值得一提的例子，书中多数电影工作者都已至少拍过四到五部作品，但我在2003年的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FilmFestival）看过李杨优异的处女作《盲井》后，便立即决定将他搜罗进来。我在3月6号看了他的电影，隔天就做了访问。他的访谈成为本书又一精彩的篇章。
经历着手访谈的过程，我总是对自己被视为外来者的身份非常注意，而且这带有双重含义。在某些情况下，我的外国人身份有助于我接近电影工作者，较诸那些华人访问者，某些访谈者在面对我时显得更为自在，针对特定议题能够侃侃而谈。但同时又有些访谈者持相反态度，有的甚至在访谈的字里行间插入关于中美关系的长篇言谈（许多无关主题的类似段落都在编辑时删去）。不过，顺着这个外来的主题，让我在来自内地、香港、台湾的电影工作者身旁关注他们之间的电影区分时，可以拥有某种程度的客观。[20]
通常，访谈标记着一段漫长筹备与计划的最高峰。我重看每个电影工作者大部分的作品，事先做了深入的研究工作，以求对话过程能尽善尽美，并切中主题。访谈囊括了从电影师承和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到电影美学、资金募集与华语电影未来的主题；自然，一路下来，发掘出了许多趣闻逸事。因此，访谈显示了艺术与商业的复杂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定义着电影制作的艺术。大多数对话以探究各个电影工作者的重要作品为主，但仍有极多的注意力置于他们羽翼渐丰的岁月，以及早年的工作经验。自童年往事到入行曲折，这些电影工作者的人生历程提供我们难能可贵的对他们的前尘过往和艺术观起源的惊鸿一瞥。同样，许多访谈者特别提到多个导演彼此间的互动，从侯孝贤监制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经验，到陈可辛为在泰国拍片的吴宇森当翻译的暑期工作。借此，我不只希望呈现出电影工作者的多样本质，还包括他们在圈内的互联网络。就另一层面来说，这本书是一系列口述历史的集合，记录胪列的各个电影工作者的生命和作品，并且在华语电影历经数个潮起潮落后，提供更为全面的口述历史荟萃。
通过这部集子中收录的深度对话，《光影言语》所提供的远远不止于各个导演的传记和历史背景；它难得地提供了对他们的独特风格、手法和美学观点的洞见，并且探究了他们将艺术梦想带入人生所遭逢的挑战。整体说来，访谈为当代华语电影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纯粹的人类之力，绘出一幅兼容并蓄但又彼此互补的画像。在进行这些访谈和筹划出版的过程中，推动着我的是对于电影的热情以及探索过程中满溢的兴奋。我希望读者能够与我分享并且感染到一些启动这个计划并渗透在访谈之中的激情和兴奋。
1编注：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在?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文艺界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任务，作品要为政治服务。
2编注：《桥》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导演王滨，编剧陈波儿，演员陈强、王家乙。
3编注：《霸王别姬》后来被解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