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到了真假难辨的虚幻世界，从前的世界，我最好的朋友还在身边的世界。我说不清具体在哪儿，但我躺在草地上，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我听到熟悉的音乐声。我想那应该是佩特·班纳塔[1]的歌，它告诉我，爱是战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来回穿梭，因为神学向来不是我的强项。我对宗教的理解几乎全部来自《耶稣基督万世巨星》[2]那部电影。
我的痛苦消失了，但关于痛苦的记忆却留存下来，就像一支被牢牢记住的旋律，遥远，空灵，始终萦绕在脑际。
“凯蒂，怎么下雨了？”
我感觉到了雨滴，轻柔得如同蝴蝶的翅膀扫过我的脸颊，它使我莫名其妙地伤感起来。我周围的这个世界尽管十分奇怪，但却并非不可思议。然而现在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悄悄改变，而我并不喜欢这种改变。我没有了安全感。某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出现了异常。
那不是雨。
她的嗓音中透出一种我从未听闻过的温柔与亲切。这又是一个不正常的地方。
那是你的妈妈。她在哭泣。你瞧。
我的眼睛是闭着的吗？
我慢慢睁开眼。黑色毫无规则地褪去，画面像小雨般倾泻而下，吸收着光。微小的黑暗的颗粒像金属屑一样聚拢在一起，组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眼前突然之间有了光，我看清了自己的所在。
毫无疑问，这里是医院的病房。我一直都在这儿，至于我光顾的其他地方，都是幻想而已。这里是真实的。我能看到自己缠着纱布的身体，我的胸膛随着床边机器发出的呼哧声一起一伏。显示屏上有条绿色的犹如连绵的山岭一样的线，那是我的心跳。
我的妈妈坐在床边。她比我记忆中的样子要瘦小许多。她的肩膀佝偻得厉害，仿佛一辈子都在扛着沉重的担子。她的打扮仍旧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浓郁的嬉皮风，好像要去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一样。她穿着白袜子和勃肯凉鞋。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
她在哭，为我而哭。
我不知道该如何信任她，也不知道该如何放手。毕竟她是我的妈妈。那么多次她把我揽入怀中，又那么多次弃我而去，但我们之间有着血缘的纽带。她注定是我灵魂的一部分，这一点谁都无法改变。现在她又来到了我身边，这想必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我感觉自己正使劲侧过身体，好听到她的声音。病房里的安静放大了她的声音。我大致猜出此刻应该是半夜。因为窗外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到。
“我从没见过你受苦的样子。”她对着我的身体说。她的声音几乎和耳语差不多，“我从没见过你跌下楼梯、擦到膝盖或者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泪水沿着她的脸颊滚滚而下。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我是怎么改名叫白云的，我怎么努力做一个称职的妈妈，但结果却失败了。那些不景气的年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要把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但你首先必须要醒过来呀。”她向前探过身子，看着我的脸。
“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的妈妈说，“我是不是从来没有对你说过这样的话？”
她已经忘记了还在流淌的眼泪，于是泪珠滴在了我的脸上。她趴得更近了些，几乎可以亲到我的脸。这是她从未有过的举动。“我爱你，塔莉。”说这句话时，她已经泣不成声，“也许你并不在乎，也许我来得太晚了，但不管怎样我都要对你说，我爱你。”
我等了一辈子，才终于听到自己的妈妈亲口说出这三个字。
塔莉？
我转向凯蒂，看到她热情洋溢的脸庞和美丽的绿色的眼眸。从她的双眼中，我看到了我的整个人生；我做到的一切，和所有我憧憬却未能做到的一切。好朋友就是这样：他们是你的一面镜子。
是时候了。她说。而我也终于明白。恍恍惚惚中，凯蒂一直陪着我在我的人生之河中惬意地漂流。不过，前面马上就要迎来急流险滩了。
我必须做出选择，但首先我必须找回我的记忆。凭直觉我知道这一定是个痛苦的过程。
“你能陪着我吗？”
如果可以，我愿意陪你一辈子。
是时候面对现实了——在雪白的病房中，我伤痕累累的身体连接着各种仪器。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那好吧。”我鼓足勇气说道，“这一切都要从玛拉开始说起。她上次来看我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一周？十天？我不知道。那是今年（2010年）8月底，我妈妈来找过我之后。说实在的，我对时间并不敏感。当时……
我正忙着写我的回忆录，可惜进展很不顺利，而且头痛也经常发作，折磨得我心神不宁。
我离开公寓多久了？我不得不红着脸承认，我基本上已经足不出户。我连开门的勇气都没有。连碰到门把手都会让我恐慌得浑身发抖，呼吸急促。我憎恨我的软弱，甚至为它感到耻辱，但我没有力量战胜它。平生第一次，我的意志举起了白旗。没有了意志，我便一无所有。
每天早晨我都对自己发誓。今天我再也不吃阿普唑仑了，我要从家里出来，到外面的世界去冒险。我要去找玛拉，或者找一份工作，一种新的生活。我设想过各种各样我到班布里奇岛请求强尼原谅的情景，每一次我都能如愿以偿。
今天没什么不同。我又是睡到后半晌才醒来，睁开眼的一刹那我就意识到自己吃了太多的安眠药。我头昏脑涨，浑身不舒服。嘴巴里黏糊糊的，好像昨天夜里忘记刷牙一样。我在床上翻了个身，看了眼放在床头的表。我咂咂嘴，揉揉眼睛。眼睛有点酸，里面好像有沙子似的，而且可以肯定它们一定是红红的。不用说，我睡觉的时候又哭了。又一个白天被我睡过去了，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
起床后，我努力集中精神。走进洗手间时，我看到地板上还堆着一堆衣服。
哦，对了。昨天我想出去来着。后来因为没能找到合适的衣服而放弃了。柜台上还摆着一堆化妆品呢。
越来越不像样了。
今天，我要改变我的人生。
首先，我洗了一个澡。热水从头淋到脚，只是它非但没有令我神清气爽，反而使我无精打采起来。在蒸汽的环绕中，我复活了许多别的东西：强尼的愤怒，凯蒂的离世，玛拉的出走。
我不知道我在水下发了多久的呆，直到后来我忽然感觉到水已经凉了。我慢慢眨眨眼睛，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究竟怎么了。我冷得瑟瑟发抖，立刻从喷头下钻出来，擦干了身体。
接下来：吃饭。
对。
吃饭能让我好起来。
我从卧室地板上找了件运动衣，不紧不慢地穿到身上。我浑身发抖，头痛欲裂。吃饭能让我好起来。外加一片阿普唑仑。
只吃一片。
在昏暗的公寓里穿行，我边走边打开沿途的灯。咖啡桌上的信件堆积如山，但我视若无睹。刚倒上一杯咖啡，手机响了。我马上拿起来，“喂？”
“塔莉？我是乔治。我给你搞到一张《美国人》的首映电影票，是乔治·克鲁尼主演的。细节的东西我会发邮件给你。这是一场慈善活动，地点在西雅图市中心的一家剧院。广播电视网的那些大老板们都会参加。这对你来说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9月2号晚上8点，别迟到了，另外，好好打扮一下。”
“谢谢你，乔治。”我说。我的脸上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
我再度感觉到了希望。我需要这个机会。我的眼泪早已流干，我不能再这么低落下去了。
可是继之而来的恐慌又令我不安起来：因为我得出门，得到公共场合去。我尽力压制着这种恐慌。
不。
我可以做到，我可以的。我又吃了一片阿普唑仑（明天我一定戒掉），然后钻进衣帽间，为参加这次活动挑选衣服。
我需要……
怎么回事？我干吗要站在衣帽间里发呆？
哦。我约好了要去理发。
“塔莉？”
那分明是玛拉的声音，难道我出现幻听了吗？我猛地转过身，结果一个趔趄撞到了衣帽间的门上。我摇摇晃晃地钻出卧室，朝那个尚不确定是否真实存在的声音走过去。
然而玛拉真的来了，她就站在我客厅的落地窗前，一身黑衣，一头粉红色的短碎发，眉毛上挂着银色的眉环。她看起来瘦得吓人，颧骨像刀削过一样，下面是苍白深陷的双颊。
她会再给我一次机会的。“玛拉。”我轻声叫道，爱她爱得越深，心里的痛也越是难以忍受，“你能回来我太高兴了。”
她战战兢兢的，一步一步向我挪过来，但看上去并非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内心极度不安。
我多希望该死的头疼能够缓和一些，此刻我需要清醒的头脑。从玛拉的语气中我感觉出一丝急躁。
“我需要……”她说。
我向她走过去，步伐有些踉跄。真是难堪，不知道她注意到了没有。
“你需要什么，亲爱的？”这句话我大声说出来了吗？还是我只在脑子里想了想？我后悔吃了第二片阿普唑仑。她离开帕克斯顿了吗？“你还好吗？”
“我挺好的。我和帕克斯需要钱。”
我怔住了，“你是来找我要钱的？”
“你只有这一种方式能够帮我。”
我用两根手指按压着太阳穴，希望以此来减轻头痛的感觉。美丽的童话在我身边轰然破碎。她并不需要我，她来这里也不是为了得到我的帮助。她只要钱，然后就会离开。而且这钱恐怕多半也是为了帕克斯顿。是他在背后唆使，我可以肯定。要是强尼知道我给了玛拉钱而后又让她在外面瞎跑，会怎么说我呢？
我轻轻抓住她的手腕，撸起她的衣袖。她苍白的前臂上纵横交错布满了疤痕。旧的发白，新的发红，看着让人心痛。
玛拉把手抽了回去。
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能看出她很痛苦。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现在我们又回到一起了，又可以相互支撑、相互鼓励了。这一次我不会再让她失望。我会做一个让凯蒂满意的好妈妈。我再也不要辜负她和强尼的期望。“既然你挺好的，为什么还要继续伤害自己呢？”我轻声问她。我已经在努力稳住自己，可我的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头痛，恶心。血液像火车一样从我的耳朵里驶过，我的整个脑袋都跟着战栗嗡响。我的恐慌症要发作了吗？可是为什么呢？“我想帮你，你知道的——”
“你到底愿不愿意给我钱？”
“你要钱干什么？”
“那不关你事。”
显然，这话如她所愿地深深伤到了我。“所以说，你来就只是为了钱。”我看着这个我几乎不认识了的女孩子。“你看着我。”我说，天啊，我该怎么办才能让她明白她的选择有多危险呢？“玛拉，我已经毁了我的人生。我没有家庭，没有丈夫和孩子。而之前我唯一拥有的东西——我的事业——现在也没了。不要像我这样，最后孤零零的一个人。你有家啊，有爱着你的家人。回家去吧，你爸爸会帮你的。”
“我有帕克斯。”
“玛拉，和错的人在一起还不如单身呢。”
“好像你什么都懂一样。你到底帮不帮我？”
尽管当时我已经处于混沌的状态，但我知道，我不能答应她的要求。我想帮她，就像我渴求空气一样，可我不能纵容她，纵容只会让她离我越来越远。这些年来我在这个孩子身上已经犯过太多错误，而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我轻率地浪漫化了帕克斯顿身上的气质，这对玛拉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而我还替她在强尼面前隐瞒了他们的关系。现在我已经吸取了教训。“我可以给你找个住的地方，顺便安排你和布鲁姆医生见面，但我不会再犯以前的错误。我不会再背着你爸爸给你钱，好让你又和那个不靠谱的家伙去住窝棚。那个帕克斯顿根本就不关心你，如果他关心你，就该阻止你继续伤害自己。”
后来我们都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这个我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着的孩子狠狠瞪着我，她那怨恨的目光像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掐住我的脖子，几乎让我窒息。最后她终于死了心，怒气冲天地摔门而去。
电影首映日悄悄来临。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居然过了那么多天，我是怎么过来的？不知道。我只知道9月2号那天晚上，我无精打采地从一个房间晃悠到另一个房间，假装在思考回忆录，而实际上却无所事事，就那样一直等到我的手机上弹出约会提醒。
我低头看了看：电影。晚8:00。巨头云集。然后我看了看表。
已经7:03了。
我要去。我必须去。这是我不可多得的好机会。我不能让恐惧、恐慌或者绝望阻止我。我要穿上漂亮的衣服，好好化个妆，看起来一定要光彩照人；我要重新成为人人瞩目的焦点。这里是美国，每个人都有获得第二次机会的权利，尤其是名人。哦，或许我也可以像休·格兰特那样参加一场脱口秀，微笑着表达一番歉意，把我的焦虑症、抑郁症全都坦白出去，人们会理解的。如今经济低迷成这个样子，有焦虑症很正常啊。谁还没丢过工作呀？
回卧室时，我又有点慌神了，不过阿普唑仑能帮我渡过难关，所以我吃了两片。今天晚上我决不允许焦虑症发作。在聚光灯前我必须完美无瑕。我一定能做到。我可不是那种只能宅在家里的家庭主妇。
走进衣帽间，我直接越过那些我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买的更不记得什么时候穿过的衣服，站在我的裙子前面。我现在的体重已经穿不出时尚范儿了，所以我从衣架上取了件过去备用的衣服：一条领线不对称、袖管上绣着精致图案的华伦天奴黑裙子。以前我穿这条裙子特别漂亮，现在它却像香肠套一样裹在身上，但好歹它是黑色的，黑色显瘦，我只能如此。
我的手哆哆嗦嗦，梳头倒成了件难事，我只好简单扎了个马尾。硕大的黑珍珠耳环定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我蜡黄的脸上转移开去（但愿如此吧）。我上了特别重的妆，可看上去依旧无精打采。看来我已经老了。先把这些杂念放到一边，我蹬上一双亮粉色的名牌皮鞋，拿起了我的晚礼包。
恐慌发作时我正要抓门把手，不过我咬着牙硬挺了过来。打开门，我来到了走廊上。
到楼下大厅时，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但我强忍着没有重新跑回安全舒适的公寓。
门房招手叫来一辆林肯城市轿车，我在后排坐下。
你能做到，你能做到。
我闭上眼睛，一秒钟一秒钟与恐慌症做着斗争，然而当车子在剧院前面停下时，我仍旧头晕得差点栽倒。
“您不下车吗，女士？”
当然要下车。
我钻出来，走近红地毯时，感觉就像在泥潭中跋涉。强烈的弧形灯刺得我直眨眼睛。
我注意到天正下着雨。什么时候开始下的？
华盖上怪异的红色灯光飞泻而下，街上的小水洼也顿时异彩纷呈。在绳子圈起的禁区的另一边，一大群观众挨挨挤挤，翘首以待着明星们的到来。
我的手又开始发抖；我口干舌燥，连吞咽都觉得困难。我微微低着头，强迫自己勇敢地走上红毯。伴随着一阵咔嚓咔嚓声，闪光灯在不同的方向一明一灭——随后他们认出了我，于是摄影师们纷纷把头扭向了一边。
到了剧院里面，我忽然沮丧地发觉我是那里最老的女人。我担心自己会突然潮热、脸红、浑身出汗。我本该去接近广播网的那些高管，但我没那个勇气。相反，我在一个旁人不容易注意的地方找了个座位坐下。
灯光暗了，影片放映开始。剧院里瞬间安静下来，我能听到周围观众的呼吸，以及他们小心蠕动身体时椅子发出的吱呀声。
我尽力保持镇静并把注意力集中到银幕上，可惜身体并不完全由我控制。焦虑是会呼吸的生命体，它就存在于我的体内。我需要离开这儿，哪怕出去透口气也好。
我看到了剧院一角的引导标识，于是摸黑向那边走过去。厕所里灯光明亮，刺得我睁不开眼。我故意避开镜子，钻进一个小隔间，放下马桶盖，坐在上面，而后一脚把门钩上。我背靠在水箱上，闭上眼，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放松，塔莉，放松。
再后来，我忽然醒了。也不知道我在那家剧院的厕所里昏睡了多久。
我猛地推开门，咣当一声，门撞上了相邻的隔间。我蹒跚着从隔间里走出来时，看到一群正在排队的女人。她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盯着我。电影一定结束了。
在楼下时，我注意到了众人看我的眼神。他们纷纷从我面前躲开，仿佛我身上背了一捆炸药，或者我得了什么传染病。细想之后我才明白，他们那样看我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不久之前我因为酒驾在警局里拍的案底照片还曾登在报纸上。忽然之间我勇气全无。这个时候我不能去见那些大老板并向他们讨要工作。我的形象已经无可挽回。我没机会了。想到这里我不由一阵绝望，就像被一团流沙拖到了地底深处。我粗鲁地从人群中穿过，嘴里说着言不由衷的表示歉意的话。最后当我终于能够停下来喘口气时，我发现我来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天上下着雨。
晚些时候，酒吧里有个男人想要带我走。我差一点就同意了。他盯着我看，对我微笑，说了许多让我内心蠢蠢欲动的话——当然，不是为他，而是为我失败的人生；但生活似乎遥不可及，而他却近在咫尺。我听见自己求他吻我，而当他吻我的时候我却禁不住哭了起来，因为接吻的感觉是如此奇妙，但又远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美好。
酒吧打烊后，我一路走回家去（或者搭了出租车或便车？谁知道呢？反正最终我到家了）。公寓里一团漆黑。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去，顺便打开了所有的灯。
我羞愧得想哭，可哭有什么用呢？我倒在沙发里，闭上了眼睛。
再度睁开眼时，我看见咖啡桌上成堆的信件。睡意蒙眬间，我仿佛看到了我过往的人生，而那让我愈加心烦意乱。正当我要把头扭向一边时，我眼睛的余光扫到了一张照片，我的照片。
我探身过去，推开成沓的信封。在众多账单和没用的宣传品下面，是一本《明星》杂志，我在警局拍的面部照片赫然印在封面的左上角，照片下面还有三个醒目的大字：瘾君子！
我拿起杂志，找到关于我的那篇文章。它不算什么封面故事，只是印在副页里的花边新闻罢了。
一个个文字在我眼前跳跃不停，我使劲揉了数次眼睛，终于还是一字一字地将它们收归眼底。
流言背后的真相
许多女性公众人物都很难从容面对衰老的挑战，而这对塔莉·哈特而言或许尤为不堪。她曾是当年红极一时的脱口秀节目《塔莉·哈特的私房话时间》主持人。哈特女士的教女玛拉·雷恩（20岁）近日向《明星》杂志独家爆料，证实已到天命之年的哈特女士在事业跌入谷底之后，最近似乎又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据雷恩小姐透露，短短数月之间哈特女士不仅体重暴增，而且染上了吸毒和酗酒的恶习。
塔莉·哈特曾经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但这位年华老去的脱口秀主持人此前曾在节目中公开吐露自己童年的不幸。她至今未婚，无儿无女。由于事业上的失败，最近她似乎正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苦苦挣扎。
洛莉·马尔医生是比弗利山庄的精神病专家，她虽然不是哈特女士的治疗医生，但却从专业的角度指出：“哈特女士身上具有典型的瘾君子的特征。她显然已经失去了自我控制。”
大多数药物上瘾者……
我手一松，任由杂志滑落到地板上。数月，乃至数年来我一直按压在心底的痛此时咆哮着苏醒过来，将我吸入最凄凉、最孤独的所在。我仿佛跌进了无底深渊，这一次，我恐怕再也爬不上来了。
我拿起车钥匙，踉跄着冲出客厅，离开了公寓。我漫无目的，但我必须出去。
我不能再这么活下去了。我曾以为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上帝知道我曾多么努力地尝试。但世界如此广大，而我却那么渺小，渺小到看不清自己。现在的我就像曾经那个我的一张素描，只有黑色的线条和大片的空白，一个可怜的轮廓。我的心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失落。我再也不能对自己的失败视而不见。好好审视一番自己，前后左右，包括我的内心，我只看到了一样东西——空虚。
一阵大风就能把我吹得无影无踪，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虚弱。不过这没关系。我已经厌倦了做个强者。现在我只想……消失。
我坐电梯直接到地下车库，走向车子时，我从包里掏出阿普唑仑，吞了两片。药物的苦味让我几次差点吐出来。
钻进车子，发动引擎，风驰电掣般从地下车库开了出去。我甚至没有向左观察一眼就直接右拐开上了第一大街。眼泪和雨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将这座熟悉的城市变成了一道我从未见过的风景——高高低低的摩天楼像张牙舞爪的怪兽，绚丽的霓虹招牌和各种灯光全都扭曲成波浪形。我的绝望就像有毒的泉水汩汩而出，淹没了我，淹没了一切。为了躲避什么东西——行人？自行车？或者我的幻觉——我向右猛打了一下方向盘。于是我看到了它：一根用来支撑古老的高架桥的水泥柱——一个巨大丑陋的东西，就矗立在车头前面不远的地方。
看到柱子的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结束吧。
结束吧。
这天真的想法一时竟令我难以呼吸。它是否由来已久？是否一直朦胧存在于我的意识深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此时此刻它忽然蹦出来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像黑暗中的一个吻，充满了诱惑。
我再也不需要忍受痛苦的煎熬了。这一切，只需轻轻转动一下方向盘。
[1] 佩特·班纳塔：拥有高亢嗓音的美国摇滚女歌手，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红遍全世界。
[2] 《耶稣基督万世巨星》：美国一部以耶稣生平事迹为题材的摇滚音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