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不能别哼了？”我对凯蒂说，“你这样我哪里还能专心思考？况且对我来说那也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
我没有哼啊。
“那好，别哔哔乱叫了。你以为你是哔哔鸟[1]吗？”那声音起初还算柔和，像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但后来却越变越大，简直震耳欲聋。
“别吵了！”我的头开始疼起来。
真正的头痛。从眼窝深处向周围蔓延，直至变成难以忍受的偏头痛。
我像这里的坟墓一样安静。
“真幽默。等等，那不是你。听起来像呼啸的警笛。妈的，怎么回——”
她快不行了！有人喊道。谁快不行了？
旁边，凯蒂一声叹息。这是个哀伤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撕裂一片破旧的蕾丝花边。她低声叫着我的名字，说道：时间。我被吓住了，既因为她声音中透出的精疲力竭，也因为这两个字本身。难道我的大限已经到了？我为什么不多说些话呢？为什么不多问些问题？我到底出什么事了？我想她肯定知道，“凯蒂？”
没有回应。
突然，我翻着跟头坠落下去。
我能听到人的说话声，却听不懂说的什么。疼痛的感觉强烈而持久，逼得我快要发疯，我必须用尽所有的力气才能控制自己不叫出来。
全都让开！
我感觉灵魂正慢慢离开我的身体。我想睁开眼睛——或许已经睁开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周围的黑暗像煤层一样丑陋、冰冷、深厚。我大声求救，可声音并没有钻出我的脑袋。我根本张不开嘴。我想象出来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着，渐渐消失了，我也一样……
2010年9月3日
早上6:27
强尼站在9号外科病房外。他用了整整五秒钟才决定跟着贝文医生，但来到这里后他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就推开了病房门。他毕竟是个记者，最擅长去他不受欢迎的地方。
刚打开门，他就被一个穿手术服的女医生撞了个正着，对方二话不说就把他推到了一边。
他连忙躲开，侧身溜进了稍显拥挤的病房，而且尽量不妨碍任何人。病房里明亮得耀眼，一群身穿手术服的男男女女挤在一张轮床周围。同一时间仿佛有好几张嘴在说话，一些人时前时后地变换位置，有条不紊得如同钢琴上的琴键。他们的身体把轮床围得格外严密，强尼看不到病人，只看到从蓝色的无纺布一头露出几个赤裸的脚趾。
警报声响起。有人喊道：“她快不行了。充电。”
尖锐的蜂鸣声在人声之上嗡嗡作响。强尼感觉自己连骨头都跟着振动起来。
“全都让开！”
他听到呜的一声，病人的身体先是向上弓起，随后又重重落下。一只胳膊被震得垂下来，耷拉在床边。
“心跳恢复了。”有人报告说。
强尼在心跳监视仪上看到了跳动的波浪。众人似乎松了一口气。几个护士从病床前退开，他第一次看到了床上的病人。
塔莉。
空气仿佛突然倒灌进病房，强尼终于吸了一口气。地板上全是血。一名护士不留神踩了上去，差点滑倒。
强尼走近了一些。塔莉仍处于昏迷状态，她满脸是血，胳膊上的一根骨头从撕裂的皮肉中暴露出来。
他轻轻念着她的名字，或者他只是以为自己在念着那个名字。他来到两个护士之间的空隙，其中一个护士正盯着吊瓶，另一个则把蓝色的无纺布向上拉一拉，盖住塔莉赤裸的胸部。
贝文医生走到他身边，说道：“您不该在这儿的。”
强尼摆了摆手，却说不出一句话。他有许多问题要问医生，可是站在这里，看着伤痕累累的塔莉，他心里剩下的只有羞愧和内疚。他认为对于塔莉的不幸，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一味地指责塔莉，尽管很多事并不是塔莉的错；是他把塔莉硬生生赶出了自己的生活。
“雷恩先生，我们需要把她送进手术室。”
“她还有救吗？”
“从目前看还不容乐观。”贝文医生说，“请您让一让。”
“一定要救活她！”强尼说着，踉跄地退到一边，为轮床让开了路。
他木然地走出病房，沿着走廊来到四楼的手术等候区。一个女人手中拿着毛衣针，正坐在角落里哭泣。
到服务台登了记，并告诉值班的女护士说他在等塔莉·哈特的消息，之后他便在虽然开着却没有图像的电视机旁找了个位置坐下。头隐隐作痛，他只好靠在椅背上休息。
凯蒂不在的这几年，他经历了许多坎坷，也犯过许多错误，但此时他不愿回想这些，毕竟生活就是如此，虽然磕磕绊绊，却总有值得铭记的地方。他不由自主地开始祈祷。上帝，凯蒂去世的时候他曾一度对他失去了信仰，然而玛拉出走之后，无助的他又重新回到了宗教的怀抱。
连续几个小时，他静静地坐在等候区，看着数不清的陌生人来来往往。他还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通知塔莉发生意外的事。他要等待医生给他更确切的消息。噩耗，对这个经历过不幸的家庭来说太过残酷。如今巴德和玛吉都住在亚利桑那州，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强尼不想让玛吉又一次急匆匆地赶去机场。他很想给塔莉的母亲打个电话，虽然现在天色还早，可他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当然，还有玛拉。只是他甚至不知道女儿会不会接自己的电话。
“雷恩先生？”
强尼猛地抬起头，看到医生正向他走来。
他想上前迎一迎，但浑身虚弱的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医生扶住他的肩膀，说：“雷恩先生？”
强尼用尽全力站起身，“她怎么样了，贝文医生？”
“性命暂时保住了。请随我来。”
强尼梦游般地跟着医生离开了等候区，来到附近一间没有窗户的、狭小的会议室。会议桌的中央没有常见的鲜花，只孤零零地放了一盒纸巾。
他茫然坐了下来。
贝文医生坐在他对面，“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脑水肿，也就是大脑里的肿块。她遭受了极为严重的颅脑损伤。我们已经在她颅内植入了一个分流器，但具体效果还有待观察。我们给病人降低了体温，并用药物使她处于暂时昏迷状态以控制血压，不过她的情况非常危险，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我能看看她吗？”强尼问。
医生点点头，“当然可以，跟我来吧。”
他领着强尼穿过几道白色的走廊，进电梯，出电梯，最后来到了重症监护病房区。贝文医生走到一个用玻璃墙围起来的病房前。这样的病房前后共有十二间，呈马蹄状围着一个忙碌的护士站。
塔莉躺在一张狭窄的病床上，被一堆仪器包围着。医生已经剃掉了她的头发，并在头盖骨上钻了个洞，从而插进导管减轻颅内压。她身上还插着许多别的导管——有呼吸管、饲管，还有另一根插进颅内。病床后面的黑色屏幕上显示着她的颅内压，另外一个监视器显示心率。她的左胳膊上打了石膏。苍白得有些发青的皮肤上反射着冰冷的光。
“脑损伤这种情况很难预料。”贝文医生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她受伤的程度和范围。这是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希望能搞清楚的。我很想说得更明确些，可惜这个领域就是如此，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强尼对脑损伤并不陌生。他自己在伊拉克做战地记者的时候就有过亲身经历。他在接受了好几个月的治疗之后才算恢复正常，可尽管那样，他记忆中关于自己在爆炸中受伤的经历仍是一片空白。
“她醒来之后还能记得以前的事吗？”
“能不能醒来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她的大脑功能还在，只是因为用了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有多少功能是完好无损的。她的瞳孔还有反应，这是个好兆头。但愿昏迷能使她的身体有机会自我调节和修复。但如果出血面扩大，或者脑肿持续……”
他不需要继续说下去，强尼知道结果是什么。
呼吸机扑哧扑哧的声音不断提醒着他，塔莉还不能自主呼吸。
监视仪的哔哔声、指示器的嗡嗡声、呼吸机的扑哧声，各种刺耳的杂音汇聚在一起，像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艰难维持着一个生命的延续。
“她究竟怎么受的伤？”强尼最后问道。
“只知道是车祸，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贝文医生向他扭过头，“她是信徒吗？”
“据我所知，不是。”
“真遗憾。这种时候，信仰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是啊。”强尼深有同感地说。
“我们认为多和昏迷的患者说说话能起到帮助作用。”贝文医生说。
随后他再次拍了拍强尼的肩膀，转身出了病房。
强尼在床边坐了下来。他就这样坐着，盯着塔莉，心里一遍又一遍重复说“坚强点，塔莉”。他坐了多久？久到足以让内疚和遗憾化作喉头上一阵又一阵的颤动。
为什么非要等到悲剧之后才能看清生活的原貌？
他不知道该对塔莉说些什么。他们之间说过的以及还未说出口的话都太多太多。但有一点他非常肯定：倘若凯蒂在这里，一定会好好教训他的，为他赶跑了她最好的朋友，以及他对塔莉所做的一切。
强尼只想到了一件事，尽管他觉得这样做非常愚蠢，但还是硬着头皮做了。漫长的沉默之后，他开始轻声唱起了一首歌，一首每当回荡在他脑子里时就会想起塔莉的歌：“只是一个小镇姑娘，生活在一个寂寞的世界上……”
我在哪儿？死了？活着？或者两者之间？
“凯蒂？”
我忽然感觉身旁有股暖流，心里不由松了一大口气。
“凯蒂。”我说着扭过头，“你去哪儿了？”
走了。她淡淡地说，现在又回来了，睁开眼睛。
我的眼睛闭着吗？难怪周围这么黑。我缓缓睁开眼，就像迎着太阳醒来。光和热如此强烈，我禁不住喘息起来。几秒钟之后我的双眼才适应明亮的光线，而适应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医院的病房，我又看到了我的身体。它就在下面，手术正在进行当中。几个身穿手术服的人站在手术台旁。手术刀和其他器具在银色的托盘里闪闪发光。手术室里到处都是仪器设备，哔哔声、嗡嗡声、嘶嘶声响成一片。
看，塔莉。
我不想看。
快看。
我移动起来，尽管我的意志极力抗拒。一阵冰冷的恐惧攫住了我。它比疼痛更可怕。我知道我将在那张光滑的手术台上看到什么。
我，好像又不是我。
我躺在台上，身上盖着蓝色的手术单，单上单下全是血。护士和医生正在交谈，有人正剃我的头发。
没有了头发的我看上去像个孩子，弱小而苍白。一名手术人员在我光秃秃的脑袋上涂了一层褐色的液体。
我听到一阵嗡鸣，仿佛是发动电锯的声音，不由恶心起来。
“我不喜欢这里。”我对凯蒂说，“带我到别的地方去吧。”
我们哪儿也不会去的，不过你还是闭上眼睛吧。
“我很乐意。”
这一次，突如其来的黑暗让我倍感恐惧。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是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因为虽然我的灵魂中储存了许多黑暗的情感，但恐惧并不在其列。可以说，我原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哈。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惧怕爱，所以你才会不停地考察别人，而后又把别人推开。睁开眼睛吧。
我顺从地睁开眼，最初的一秒钟，眼前仍是一片黑暗；但是随后，色彩像《黑客帝国》中的电脑编码一样，一串一串地从头顶那令人费解的黑色中垂下。首先显现的是天空，完美的、没有一丝杂质的蓝；随后是正值花开的樱桃树——一簇簇粉色的小花爬满枝头，甜香的空气中飞落着花瓣雨。建筑像有条有理的素描画，一点点浮现出轮廓，粉色的哥特式结构，优雅的侧翼和塔楼；最后才是碧绿碧绿的草，嵌在四通八达的水泥人行道之间。原来我们回到了华盛顿大学的校园。那些生动活泼的色彩令人陶醉。校园中到处是男男女女，还有孩子们，背着背包，有些在玩沙包，有些躺在柔软的草地上，手里拿一本掀开的书。有人带了便携式音响，并把音量调高到极限，扬声器中传出刺耳的歌声，那歌曲是《未曾有过自我》[2]。天啊，我讨厌这首歌。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说，“对不对？”
真实是相对的。
离我们在草地上所坐的位置不远，并排趴着两个小姑娘。她们一个是金发，一个是深褐色头发。金发的那个穿着降落伞裤和T恤衫，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活页日记本。另一个——好吧，我知道那是我。我仍然记得自己什么时候留过那样的发型——硕大的头箍把头发全部向后拉，在脑后扎起一个高高的马尾；我也记得那件松松垮垮的露肩式白毛衣，它曾经是我的最爱。她们——我们——看起来好年轻，我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
我重新躺下，感受着胳膊被小草刺痛的感觉，闻着熟悉的草叶的清香。凯蒂也随我一起。我们盯着同一片蓝色的天空。在华盛顿大学的四年里，我们不知道这样做过多少次。周围的光充满奇幻感，清晰而闪亮，像阳光照耀下的香槟酒。这光辉让我感到平静。在这里，尤其在凯蒂的陪伴下，痛苦仿佛成了遥远的记忆。
今晚发生什么事了？她问。短暂的平静被撕开了一个缝。
“我不记得了！”奇怪，这竟然是真的。我真的不记得了。
你能想起来。只是你不愿意罢了。
“也许这是有原因的。”
也许。
“凯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是你让我来的，还记得吗？我来这里是因为你需要我；同时也是为了提醒你。
“提醒我什么？”
塔莉，回忆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人到终了，只有回忆相随。相对于别的一切，爱和回忆才是永恒的。所以在临死之际我们总会走马观花般回望浮生——我们只挑选自己钟爱的回忆，就像打包一堆行李。
“爱和回忆？那我就惨了。我什么都不记得，至于爱——”
你听。
这时一个声音说道：“她醒来之后还能记得以前的事吗？”
“嘿，”我高兴地说，“那是——”
强尼。她说自己丈夫名字的时候，语气之中既有满满的爱也有深深的痛。“能不能醒来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一个男人回答说。
等等。他们在谈论我的生死。而且情形并不乐观，脑损伤？我心中突然闪出一幅画面——我，被禁锢在床上，浑身插着导管，不能思考，不能说话，不能移动。
我努力集中精神，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医院的病房。
强尼站在我的病床边，低头看着我。他身旁站着一个身穿蓝色手术服的陌生人。
“她是信徒吗？”陌生人问。
“据我所知，不是。”强尼的声音格外沧桑，哀伤。我真想拉住他的手，尽管我们之间发生过那么多的不愉快。
他在我的病床边坐了下来。“对不起。”他对那个昏迷中的我说。
他口中的这三个字我已经期待了很久，可是为什么呢？显然他很爱我，从他湿润的眼眶、发抖的双手，以及祈祷时低下的头颅，我看得出来。他不是一个喜欢祈祷的人，至少我认识的那个他不是；他的下巴已经快要抵住胸口，这是绝望，是投降的表示。
他会怀念我的，即便经历了那么多事。
我也会怀念他。
“坚强点，塔莉。”
我想回答他，让他知道我已经感受到他的关怀与鼓励，让他知道我听见了他的话，可我无能为力。“睁开眼睛。”我命令我的身体说，“睁开眼睛，告诉他你也很愧疚。”
接着他开始用嘶哑的嗓音唱起了歌：“只是一个小镇姑娘……”
上帝呀，我爱死这个男人了。凯蒂说。
歌唱到一半时，有人推门走进了病房。那是个结实健壮的男人，上身穿棕色运动服，下身穿蓝色宽松长裤。“我是盖茨警探。”那人说道。
听见他们提到“车祸”两个字，我的脑海中立即闪出许多画面——下雨的夜晚，水泥柱，我的双手握着方向盘。回忆接近成形，我几乎快要想起什么了，可就在我准备将这些碎片整理在一起的时候，胸口突然一疼，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猛烈地撞到了墙上。那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撕心裂肺的疼痛。
蓝色警报，快叫贝文医生。
“凯蒂！”我大喊道，可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周围响起一片噪声，像打雷一样，伴随着回声、撞击声和蜂鸣声。我无法呼吸，胸口的剧痛让我后悔自己还活着。
全都让开。
我像小孩子的布娃娃一样被抛向空中，随即化作一团火焰。当这一切结束之后，我再次飘浮起来，并同那满天的星光一道向下坠落。
黑暗中，凯蒂抓住了我的手，坠落停止了，我们飞了起来。最后我们平稳落地，像蝴蝶一样轻盈地落在两把破旧的、面朝海滨的木椅子上。世界一团漆黑，但却仍有点点光明：洁白的月亮，数不清的星星，古老的枫树枝头，梅森罐中的祈愿烛发出摇曳的光。
她的后花园，凯蒂的后花园。
在这里，疼痛的感觉终于有所缓解。感谢上帝。
我听到凯蒂在我一旁呼吸的声音。她每呼出一口气，我都能闻到薰衣草的味道，还有别的，也许是雪。强尼已经垮了。她的话让我想起我们之前待过的地
方——我静静躺着听别人谈论我的生死的地方。我没想到他会垮掉。
“我们都垮了。”这就是令人悲哀的真相，“你就像维系我们的强力胶，没有你……”
漫长的沉默。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回想她的一生，她深沉的爱。得知别人离了自己就无法生活是种什么感觉？得知自己被那么多人深爱着又是种什么感觉？
他搬到洛杉矶之后你是怎么过的？
我叹了口气，“难道我就不能直接走进那片光里，一了百了吗？”
是你呼唤我的，还记得吗？你说你需要我。喏，我来了。这就是原因：你需要回忆。仅此而已。现在，我们聊聊吧。
我靠在椅背上，望着梅森罐中燃烧的祈愿烛。罐子被细麻绳系着悬在枝上，偶尔微风吹来，罐子随风摇摆，将烛光投到昏暗的树枝后面，“你去世以后，强尼和孩子们搬去了洛杉矶。搬家的事非常突然，好像是强尼一时心血来潮做出的决定，总之我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要走了。我只记得在2006年11月的一天，我和你的父母站在门前为他们送别。随后我就回了家……”
一头栽到床上。我知道我需要开始工作，但我振作不起来。说实话，我连工作的念头都不敢动一动。刚刚失去最好的朋友，我还没有力量重新开始生活。
悲痛压得我直不起腰，我索性闭上眼睛。人偶尔消沉低迷也在情理之中，有何不可呢？谁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候。
总之我失去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严格地说并非失去，因为我知道时间去了哪里，也知道我自己身处何地。我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躲在黑暗的巢穴，舔舐着扎在爪子上的刺，却苦于找不到任何人帮我拔出来。我每天晚上11点都会给玛拉打电话。因为我知道她也一样睡不着。我躺在床上，听她抱怨爸爸搬家的决定，然后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我们两个谁都不相信这种话。我答应她会尽快去看她。
最后，我终于受不了了。我一把掀掉被子，穿过公寓，打开电灯，拉开窗帘。屋里顿时充满了光明，在这光明中，我第一次看清了自己：我的头发又脏又乱，眼神黯淡呆滞，衣服皱皱巴巴。
我看起来简直和我的妈妈一个德行。我又羞又恼，恨自己这么快就堕落成这副鬼样。
该振作起来了。
于是，我有了自己的目标。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但它不能成为我意志消沉、自甘堕落的借口；一味地悲伤下去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我必须放下包袱，奔向新的生活。
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啊。我立刻给我的经纪人打了电话，约定见面的时间。他也住在洛杉矶。我要去见我的经纪人，尽快复工，顺便去看看强尼和孩子们，给他们一个惊喜。
对，好极了。我有了一个计划啦。
约定时间后，我顿时感觉畅快了许多。于是我洗了个澡，好好给头发做了个造型。梳头的时候，我注意到我的发根已经开始变白。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由皱起眉头，把头发扎起来，好盖住白色的发根。我笨拙地给自己化了个妆。毕竟我要重回外面的世界，如今这年头，照相机可是无处不在的。穿衣打扮也要格外注意，既要舒服又要掩盖我日渐肥胖的臀部。我给自己选了一条黑色的针织铅笔裙、一双及膝长靴和一件带不对称衣领的丝质衬衣。
很好。我先给旅行代理人打电话办好预订事宜，然后就精心穿好衣服。做这些事的同时，我一边微笑一边提醒自己：我能做到的，一定能。一切妥当，然而当我打开公寓的门，竟忽然感到一阵慌乱。我喉咙发干，额头上渗出的汗珠蜇疼了我的皮肤，而我的心脏更是跳得厉害。
我害怕离开我的公寓，害怕到外面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但我决不要临阵退缩。我深吸一口气，只管迈开步子向前走。进电梯，下楼，到停车场，坐上驾驶座。一颗心在胸口怦怦直跳。
发动引擎，我开着车子驶上西雅图熙熙攘攘的大街。天上下着大雨，雨点噼里啪啦砸到我的挡风玻璃上，扰乱了我的视线。每一秒钟我都想掉头回去，但我克制住了。我强迫自己继续向前，直到我登上飞机，在头等舱里坐下。
“马丁尼。”我对空姐说。对方用一脸惊愕的表情提醒我此时还不到中午。管他呢，现在我只想喝酒。
两杯马丁尼下肚，紧张的情绪稍稍缓解，我总算能靠在座位里合一会儿眼睛了。开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能拯救我的只有工作。
到了洛杉矶，我看见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司机举了个牌子在出站口等候。牌子上写着：哈特。我把我的小牛皮手提袋递给他，跟着他走到一辆林肯城市轿车前。从洛杉矶国际机场到世纪城[3]的交通非常拥堵，车子一路走走停停。高速路上的司机们疯狂按着喇叭，好像那么做能管什么用似的。骑摩托车的在各个车道间钻来钻去，让旁观者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我半躺在座位中，闭上眼睛，趁机理一理纷乱的思绪。现在的我已经镇静了许多，毕竟我选择了向前，选择了向生活宣战。当然，这也有可能是马丁尼带给我的错觉。无论如何，我已经做好了复出的准备。
车子在一栋宏伟壮观的白色大楼前停了下来。大楼上有块精心雕刻的牌子，上面写着：创新艺人经纪公司。
大楼内，满眼皆是白色的大理石和玻璃，让人感觉如同走进一座巨大的冰城，处处透着凉意。进出大楼的人个个衣冠楚楚，优雅大方。一众俊男美女依次通过一处看似时尚杂志拍照的地方。
前台那位姑娘没有认出我，即便在我自报家门之后，她仍旧一脸懵懂。
“哦。”她恍然大悟般说道，但眼神却丝毫没有语气那样的兴奋，“您和戴维森先生有预约吗？”
“有。”我回答，并努力保持微笑。
“那请您坐下稍等一会儿。”
说心里话，我很想提醒这小姑娘注意自己的身份，但在创新艺人经纪公司庄严的大厅里，我觉得有必要低调一点，所以我咬牙忍了忍，在装饰颇为现代的休息室里找了个位子坐下。
于是我便等着。
等啊等。
预约时间至少已经过去二十分钟后，一个身穿意大利名牌西服的年轻小伙子向我走来。无须言语，他领着我上了三楼，走进角落里的一个办公室。
我的经纪人乔治·戴维森坐在一张硕大的办公桌后面。看到我进来，他连忙起身并和我拥抱。我觉得有点尴尬，自动后退了一步。
“好呀，好呀。”他说着指了指一把椅子。
我坐下，开口说道：“你看上去气色不错。”
他瞥了我一眼。我一下子就察觉出他注意到了我微微走样的身材；而且我扎起的马尾在他面前是唬不了人的，他看到了我开始变白的头发。我不自在地蠕动了身子。
“你能给我打电话让我很是意外。”他说。
“我们不联系好像也没那么久吧。”
“半年了。我给你留过十几条留言，你一条也没有回复过。”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乔治。我的好朋友得了癌症，我想陪陪她。”“现在呢？”
“她病逝了。”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几个字。
“我很抱歉。”
我擦了擦眼睛，“嗯，不过我已经准备好复工了。我想星期一就开始录节目。”
“你开玩笑吧？”
“你觉得星期一太早了？”我不喜欢乔治注视我的眼神。
“得了，塔莉。你是聪明人。”
“乔治，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挪动身体换了个姿势，昂贵的真皮座椅发出吱吱哇哇的声音。
“你的《塔莉·哈特的私房话时间》在去年同时段节目中是最火的。广告商们挤破脑袋都想在你的节目里投放广告；商家们争先恐后来赞助，为的只是给现场的观众发几个纪念品；而观众就更疯狂了，他们有的人驱车几百英里就为了看你一眼。”
“这些我都知道，乔治，所以我才会回来。”
“可你离开了，塔莉。你扔下了麦克风，和你的观众拜拜了。”
我身体前倾，辩解说：“那是因为我的朋友——”
“谁在乎你的朋友？”
我靠回到椅子里，目瞪口呆。
“你说退出就退出，你有没有想过电视台的处境？还有你的团队，他们一下子全都失业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感受？”
“我……我……”
“瞧，你从来就没想过他们，对不对？电视台还想起诉你呢。”
“我没想到会——”
“你一个电话都不接，一条留言都不回。”他越说越激动，“我像个老妈子一样处处维护你。他们最终放弃了起诉的打算，因为毕竟你的朋友得了癌症，打官司会影响他们的形象。但他们撤掉了你的节目，永远不再复播，也撤换了你。”
这些事为什么我毫不知情？
“撤换我？换上谁了？”
“换上《瑞秋美食秀》了，收视率很不错，而且升得很快。艾伦[4]和《法官朱迪》依然有庞大的拥趸。当然，还有奥普拉[5]。”
“等等。你到底在说什么？乔治，那是我的节目，是我一手创办的。”
“可惜电视台不是你的。他们现在有独家重播权。其实这些节目也不归他们所有，这才是他们恼火的地方。”
我脑子里一团乱麻，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一直以来都是战无不胜的啊，“你的意思是说，《塔莉·哈特的私房话时间》完了？”
“不，塔莉。我的意思是你完了。谁敢请一个连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的人啊？”
好吧，我认了，“我会重新做一期节目。放手一搏。我们自己来卖。”“你最近没和你的业务经理通过话？”
“没有。怎么了？”
“你还记不记得4个月前你曾经向对抗癌症基金会捐过一大笔钱？”
“那是我送给凯蒂的礼物，而且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他们在《今晚娱乐》上报道过。”
“没错，非常漂亮的姿态。可前提是，塔莉，你并没有多少钱进账啊。尤其在你退出节目后基本等于零收入。节目停录之后，你还得给员工们支付违约金，这花了不少钱呢。咱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你花钱原本就大手大脚，所以根本没有多少积蓄。”
“你是说我破产了？”
“破产？不，你比破产要舒服得多。但是我已经和弗兰克谈过。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制作新节目，而且这个时候也没有人愿意为你投资。”
我忽然一阵恐慌，脚掌不自觉地拍打起地面，手指紧紧抠着座椅的扶手，“这么说，我需要找份新工作了？”
乔治看我的眼神充满遗憾和哀伤。二十年前他就已经是我的经纪人，当时我还是电视台早间节目里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我们都野心勃勃，因此格外惺惺相惜。我职业生涯中的所有重大合同都是由他全权代理签订的，在他的帮助下我挣了好几百万，可惜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我奢侈的旅行和毫无节制地赠送礼品给花掉了，“那可不太容易，塔莉，你现在就像个烫手的山芋。”
“你是说我只能从地方做起？”
“能从地方做起已经算不错的了。”
“看来参与排名前十的节目是没戏了。”
“绝对没戏。”
我受不了他看我时流露出的同情和怜悯，“乔治，我从14岁就开始工作了。高中时我就在《女王安妮碧》报社找到了差事。22岁之前我就开始主持节目。我的事业是我自己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谁也没有给过我什么。”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把一切都放到工作上去，全身心，毫无保留。我没有孩子，没有丈夫，没有家庭。我只有工作。”
“我猜你以前应该想到过这些吧。”尽管他语气温和，但这样一针见血的话还是刺痛了我的心。
他说得没错。我了解新闻行业，更了解电视业。没有曝光率就意味着过气，意味着观众早把你抛到了九霄云外。干我们这一行，不可能想退出就退出，想回来就回来。
6月份的时候我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对此一无所知？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一定早就知道这样的结果，只是我选择了凯蒂。“乔治，帮我找份工作吧，求你了。”我把头扭向一侧，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说最后三个字时的表情。我向来不求人的。我从未因任何事求过任何人……除了妈妈的爱，可惜那只是白费工夫。
我低着头，默默走过气派的白色大厅，不敢与任何人有目光接触，只有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外面阳光明媚，刺得我睁不开眼睛。额上的汗珠蜇得我头皮发麻。
我会渡过难关的。
我会的。
这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挫折，而我会一如既往地战胜挫折。
我招手让司机把车开过来，钻进林肯城市的后排。车里的昏暗与宁静让我感到心安。可我的头又开始疼起来了。
“去比弗利山庄[6]吗，女士？”
强尼和他的孩子们。
我想去见他们。我想在强尼面前大吐一番苦水，再听听他的安慰。
但我不能这么做。今天的羞辱已经让我无地自容。残存的尊严阻止我去找他们。
我戴上太阳镜，“去机场。”
“可是——”
“机场。”
“好的，女士。”
我一点一点地收拾心情。我紧闭双眼，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你不会有事的。
可真是见了鬼了。我平生第一次居然不相信自己的话。惊慌、恐惧、愤怒和失败在我身体里左突右撞，仿佛急着寻找一个出口。在回家的飞机上我两次泪流满面，甚至不得不用手捂住嘴巴来阻挡那难以克制的呜咽声。
飞机降落，我像僵尸一样走出机舱，幸亏有太阳镜，可以遮挡我哭红的眼睛。
我一向对自己的专业素养深感自豪，而我的职业道德同样传奇般无可挑剔。我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无论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我都要表现出坚强的样子。
以前我在节目中经常对观众们说：“你们的人生也可以拥有一切。”我告诉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要大胆寻求帮助，要多给自己留些时间，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自私的时候自私，该无私的时候无私。
可事实上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拥有一切。除了事业，我几乎不曾拥有过任何东西。能和凯蒂以及雷恩一家在一起已经足够，但现在我发觉我的人生是多么空虚。
在公寓大楼前面停下车时，我浑身都在发抖。掌控一切的感觉似乎远远离开了我。
我推开门，走进大厅的休息室。
我的心跳乱了节奏，呼吸难以为继。人们盯着我，他们知道我是个怎样的失败者。
有人碰了碰我。我吓了一跳，差点倒下。
“哈特女士？”
那是大楼的看门人，斯坦利。
“您没事吧？”
我晃晃有些昏沉的脑袋，好让自己清醒过来。我需要请他帮我停好车子，可我觉得……脑袋嗡嗡直响，仿佛电流的声音。我的笑声，即便在我自己听来，也显得尖锐而紧张。
斯坦利蹙了下眉，“哈特女士，需要我扶您回家吗？”家。
“您哭了，哈特女士。”看门人温和地说。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我的心脏好似快要爆炸，我觉得恶心，无法呼吸。我怎么了？
就好像一辆大卡车突然之间冲进我的胸口。我疼得张大了嘴。
救我。我嗓子咕哝了一声，伸手去抓斯坦利，可是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于是我整个人都瘫倒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
“哈特女士？”
我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旁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此人个子高高，但样貌却不敢恭维。头发乌黑，但长度在这个拘泥的世界会显得有些夸张。他的脸像刨过一样棱角分明，鹰钩鼻，皮肤呈奶油咖啡的颜色。他可能是夏威夷人，或者有部分亚洲人或非裔美国人的血统，总之很难说。我在他的两个手腕上看到了典型的部落文身。
“我是格兰特医生。”他说，“这里是急诊室，您还记得发生什么了吗？”可惜我全都记得，老天为什么不让我得失忆症呢？但我什么都不想说，尤其面对这个男人，他看我的眼神仿佛我已经没救了似的。“记得。”我说。
“很好。”他低头扫了一眼我的病历单，“塔露拉。”
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这多少让我有些失望。“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我的心脏已经正常了。”我想回家，所以假装自己并没有心脏病发作。这倒警醒了我：我才46岁啊，怎么就患上心脏病了？
他戴上一副款式旧得像古董一样的老花镜，“这个嘛，塔露拉——”
“叫我塔莉就好。只有我那脑子有病的妈妈才叫我塔露拉。”
他从老花镜的边框之外看着我，“您妈妈脑子有病？”
“玩笑话而已。”
他显然并不欣赏我的幽默。他这样的人大概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自给自足，睡前会读上一本哲学书。他于我而言如同外星人，可我于他而言又何尝不是呢？“明白了。不过实际上，您并不是心脏病发作。”他说。
“难道是中风？”
“恐慌症通常也会有这样的症状——”
我忽地坐起，“不，不会是恐慌症。”
“恐慌症发作之前你服用过什么药物吗？”“我说了不是恐慌症，而且我也没服过任何药。你看我像瘾君子吗？”
他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我自作主张联系了一位同事来做您的咨询师——”他的话还没说完，有人拉开了布帘，哈莉特·布鲁姆医生向我的床边走来。她又高又瘦，一脸严肃，看上去冷若冰霜，但只要你看一眼她的眼睛，就会发现她实际上是个温柔体贴的人。我和哈莉特认识多年。她是位优秀的精神病医生，曾经多次到我的节目上做嘉宾。此时看到一张亲切熟悉的脸真让人觉得温暖。
“你来了，哈莉特，感谢上帝。”
“你好塔莉，幸亏我今天值班。”哈莉特冲我微微一笑，然后看了一眼那位男医生，“嘿，德斯蒙德，咱们的病人情况怎么样？”
“说她是恐慌症她还不乐意。很明显她更愿意接受心脏病。”
“给我叫辆车吧，哈莉特，”我说，“我得赶紧离开这儿。”
“她是一位通过职业验证的精神病医生。”德斯蒙德对我说，“给人叫车可不是她干的事。”
哈莉特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德斯不看电视。他恐怕连奥普拉都不认识。”
这年头有人不看电视我并不觉得奇怪。这位医生其貌不扬，却自视颇高。我敢打赌在某些方面他肯定有着过人之处，但在我的印象里，中年男人依旧文身的却并不多见。我猜他的车库里一定停着一辆哈雷摩托，还有一把电吉他。可不管怎么说，倘若连奥普拉都不认识，那得多与世隔绝啊，他生活在石器时代吗？
哈莉特从德斯蒙德手中接过我的病历单。
“我已经安排了核磁共振。去接她的医护人员说她摔倒时头在地上撞得很厉害。”他低头看着我，我看出他在琢磨我，揣测我的身份，心想一个衣着光鲜的女人是不会无缘无故摔倒的。“祝您早日康复，哈特女士。”他说完不自然地冲我笑了笑，便转身出去了。
“谢天谢地！”我松口气说。
“你那是恐慌症发作。”只剩下我们两人后，哈莉特说。
“是刚才那医生说的，他太大惊小怪了。”
“你确实是恐慌症发作。”哈莉特这次的语气更加柔和。她放下我的病历单走到床边。她瘦削的脸庞谈不上美丽，却有种庄重超然的冷静，而她那双眼睛里所蕴含的女性的温柔，更是冷峻的面容和老派的风度所无法掩盖的。
“我猜你最近情绪比较低落吧？”哈莉特问。
我想撒谎、想微笑、想哈哈大笑。可实际上正相反，我无奈地点了点头，甘愿被软弱羞辱。在某种程度上，我真心希望这是一次心脏病发作。
“我很累。”我轻轻说道，“而且经常失眠。”
“我会给你开些阿普唑仑来缓解你的焦虑情绪。”哈莉特说，“开始先一天三次，每次0.5毫克吧。我觉得心理辅导课应该会有帮助。你要是愿意，我们可以帮你重新找回生活的自信。”
“塔莉·哈特的人生之旅？谢谢，不过还是算啦。我的座右铭就是‘何必在意痛苦’。”
“我对抑郁还是有所了解的。”她说。从她的声音中我听出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忧伤。我突然就认为，哈莉特·布鲁姆一定跟我一样，知道什么是悲痛，什么是绝望，什么是孤独，“抑郁没什么可羞愧的，塔莉，但也不能坐视不理。因为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会很严重。”
“比今天还严重？怎么可能呢？”
“不，这极有可能，相信我。”
我浑身酸软，已经无力质疑或者反驳她，而且说实话，我也不想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我脖子上的疼痛正越来越严重。
哈莉特写了两张处方单，撕下来递给我。我看了看，一共开了两种药：一种是治疗焦虑的阿普唑仑；一种是用来安眠的安必恩。
一直以来，我对麻醉类的药物都非常抵触。原因很简单，当你从小到大无数次看见自己的妈妈嗑药之后东倒西歪、随地乱吐的样子，你也会觉得恶心的。
我抬头看着哈莉特，“我妈妈——”
“我知道。”哈莉特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之一。作为名人，我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可怜的塔莉，被她那吸毒的母亲给抛弃了，多么悲情的故事。“你妈妈嗑药是她的事。你谨慎一点是好事，不过只要按照处方用药就不会有事的。”
“要是能好好睡一觉倒也不错。”
“我能问你件事吗？”
“当然。”
“你这样假装坚强多久了？”
这问题像颗子弹，正中我的胸口，“怎么这样问呢？”
“因为，塔莉，有时候井里装满了我们的泪水，满到一定程度就会往外溢了。”“我最好的朋友去世了。”
“哦。”对此哈莉特就只有这一个字。随后她点点头，对我说道，“改天来找我吧，塔莉。咱们约个时间，我能帮你。”
哈莉特出去后，我倒在枕头里，叹了口气。想到身体的真实状况，我不禁忧虑起来。
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和善的女人带我去做了核磁共振，随后，一位英俊帅气的年轻医生告诉我，在我这个年纪，像今天那样的摔法很容易造成颈部外伤，不过疼痛的症状会逐渐消失。
他给我开了些止痛药，并嘱咐我说，适当的物理治疗对恢复将大有帮助。
被用轮椅推回病房时，我已经累得快要虚脱了。一位护士絮絮叨叨地跟我聊了许多，她说我那期关于自闭症儿童的节目救了她表姐最好的朋友，我耐着性子听她讲到最后，结束时我甚至还努力笑了笑并向她表示感谢。护士照顾我吃了安必恩。我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几个月来的第一次，我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1] 哔哔鸟：美国卡通片《哔哔鸟与大野狼》中的角色，是一只只会发出哔哔声的鸟。
[2] 《未曾有过自我》（I've Never Been To Me）：是由素有“蓝调女王”之称的美国歌星夏琳·邓肯演唱的歌曲。
[3] 世纪城：洛杉矶西部重要的商业中心和住宅区。
[4] 艾伦：指《艾伦秀》的主持人。
[5] 奥普拉：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主持《奥普拉脱口秀》。
[6] 比弗利山庄：洛杉矶最有名的城中城，这里有着全球最高档的商业街，也云集了好莱坞影星们的众多豪宅，同时还是世界影坛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