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说个别人的故事，我当配角。
我想说的是，巴黎歌剧院里发生的故事。跟歌剧有关的爱情故事，男主角的身世有点儿与众不同，当然，女主角也跟我们有点儿不一样。他们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暂且称呼男主角为“爱先生”，女主角姓潘，我叫她潘女士。
他们年近50，是父母辈的人。
地铁7号线的Opéra站，一出来，正对面就是金碧辉煌的巴黎歌剧院。这里日本人很多，游客穿梭不尽。每天，歌剧院的影像被映入无数个相机中，而潘女士的故事，也许没几个人知道。
潘女士来自中国，在巴黎歌剧院唱过歌剧。我认识她，是缘于我的第二任房东，来自上海的“丽莎”，其约50多岁，而我一定要叫她“丽莎姐”，否则她不高兴。
丽莎姐很厉害，早年来到法国，已拿到法国长居，并且为儿子在徐家汇买了套房。她的口头禅是：“只有我不要老板，老板从来不会不要我”，“干活就要往死里干，你拼死拼活的就对了，一刻钟都不能停，这样才有饭吃！”
她租了套房，其中一个房间转租给我。房子非常干净，玻璃窗擦得完全透明，地板不染一粒尘埃。丽莎姐是个热情、现实的漂泊者。
她有个干女儿，跟她一模一样的性格，嘴皮子异常厉害，做事也利索。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一天放学，我刚进屋，听见她们在房里议论着谁。
丽莎姐说：“你没看到她那天穿什么——竟然穿着她女儿的运动鞋，而且不穿袜子，赤脚塞进鞋里！哎呦，我看着都替她脸红，家里有的是钱，怎么就这么不修边幅呢？”
干女儿说：“是呀，一点儿都不打扮，也难怪她婆婆看不起她。不过她也挺厉害的，脾气上来就跟她婆婆对着干，大吼大叫的，硬是把那老太婆打压下去，她老公也不会说她什么。”
丽莎姐说：“厉害什么呀，家里的钱她都不管，整天在我面前炫耀她那30万欧元的戒指，其实钱都在她老公手里，你看她平时穿的用的，哪像一个嫁进了那样人家的媳妇？我要是她呀，就把钱抓在手里，自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干女儿说：“她女儿看上去跟她不一样，说话做事都挺好的。”
丽莎姐说：“离婚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都这样，现在妈妈又嫁人了，小姑娘心思多了去。”她又说：“你说，怎么爱先生就看上她了呢……”
她们议论的是潘女士，歌剧演员。之所以聊到她，是因为潘女士和丽莎姐见过几面，丽莎姐非要请潘女士来家里吃饭。饭菜准备好了，潘女士还没到，俩女人得空闲，随意聊几句。
潘女士很快赶到，丽莎姐换副笑脸，殷勤得不得了：“来来来，把包给我……你累了吧？你老公不来啊？”
我瞄一眼潘女士的鞋子，果真是少女运动鞋，她踩掉鞋子，赤脚走在地板上。鞋子一时没恢复原状，软塌塌地陷下去。丽莎姐的笑脸和她刚才的话对比鲜明，我忽然想笑。
潘女士有点儿胖，头发喷了很多定型水，看上去硬邦邦的。她长得很普通，年纪不小，说话速度很快，泼辣爽直的模样。她是歌剧演员，应该是歌唱家吧，我想。
她离异，有一女，来法国后嫁给爱先生。爱先生是法国某红衣主教的后代，传统的法国贵族。他们相识在巴黎歌剧院。
我想知道爱先生长什么样。
这时，丽莎姐过来叫我：“你过来一起吃，别客气。”
很简单的菜，潘女士吃得痛快，丽莎姐反而慢嚼细咽的，还穿得特别漂亮。丽莎姐又问：“我还以为你老公要来呢，特地多做了几个菜。”
潘女士边吃边说：“他不来，他让人送我过来。”
我们这几个女人都在看她手上的钻戒，亮闪亮闪的，配着她廉价的衣服。潘女士说：“下次你们来我家玩。”
丽莎姐笑：“我们去啊……”
潘女士接了个电话，挂后，她笑：“我老公问我在哪里呢，要我早点儿回去。”
“他心疼你，怕你丢了。”
“有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在哪里呢！”
潘女士接到爱先生电话后，没多久就走了。丽莎姐还有点儿感慨，自语：“她不能随便交朋友，一定是爱先生让她这么做的！他们那个圈子，唉，怎么可能进他们那个圈子呢？”
潘女士离去时，两脚一压，套上鞋子，背影匆匆的。丽莎姐又跟干女儿聊，聊爱先生的大庄园：“夏秋，果实压得树枝都弯了，不吃，他们又无所谓这些的，那些果子全烂在园子里，我看着真可惜啊，那些栗子啊，李子啊，超市里卖多少钱哪，贵！还是农药催的。爱先生的园子里全是绿色食品，可惜他们不吃。”
在丽莎姐看来，潘女士是普通女人，比她还普通，可是潘女士进了富贵地，她却没这运气。丽莎姐的老公在上海教书，双耳不闻他事，儿子是她一个人带大的。
风卷走枯叶，落花却随流水。人与人之间是不能比的。
若不是丽莎姐的干女儿摔了一跤，我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爱先生。那天，干女儿磕到台阶上，腿痛得厉害，不能陪丽莎姐去潘女士家，丽莎姐敲开了我的房门，问：“想看城堡吗？”
后来我想，那天我不该来。
爱先生的家在郊外，幽宁的富贵人家。丽莎姐说：“这是他们其中一个住处啦，有很多房子的，夏天住哪里，冬天住哪里，有些房子一年也没能住上几天。”
很美，每个细节都美，那种居高临下的贵气，逼得人直觉自己是穿错了衣服，或走错了地方。一个老太，应是爱先生的母亲，巫里巫气地看着我们，没有任何招呼。丽莎姐是见过世面的人，转身问我：“你比梅子大不了几岁吧？”
梅子是潘女士和前夫的女儿，今年16岁。父母离异后，母亲再嫁，她才来法国，爱先生是她的继父。梅子是个沉默的女孩，跟她泼辣爽直的母亲不同，梅子的心很细、很精巧，敏感多愁，有着小小的快乐。我们很快相熟，梅子带我到她的房间，给我看她珍藏的小东西，跟我说起她的同学，包括她喜欢的那个男生。这些，她是不会与母亲聊的。
“今晚留下来好不好？”梅子恳求似的看着我。
她没多少朋友。快乐仅仅是因为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16岁，她还不会说流利的法语，可她有足够的时间去融入这个新家。站在人生急促的转折点，从中国北方来到法国巴黎，巨大的变化令她有所不安，但变化对于年轻的心来说，只不过是清风一阵，露水一颗。
如果我不留下来，梅子会难过，任何一个拒绝都可能在她心里划一道伤，别人划，或者她自己划。得知我能留下来，她非常开心，说：“我去拿东西给你吃。”
丽莎姐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和潘女士聊家常。我独自坐在这漂亮的房间里，空旷清冷，连回音都寻不回。窗外碧野蓝天。
梅子拿东西没回来，我起身走了会儿，有意无心地看房子里精致的艺术品，不知不觉走到厨房门口。梅子在里面。爱先生的母亲也在里面。
老太太的声音：“这里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中国！”
我看见一根拐杖抵住冰箱门，老太太的神情活像一尊衰老得面目模糊的愤怒女神。她本是出身优越、优雅一生的女性，我却只看见一张扭曲哀怨的脸，巫里巫气的。
我是不是应该安静地走开？按法律，她是梅子的奶奶。
爱先生站在我身后。这个被丽莎姐和她干女儿聊了无数次闲闻的爱先生，红衣主教的后代，站在我身后。他看上去没什么特别，有着中年人的浑浊和温柔。如果我不在场，他会进厨房，调理母亲与继女的矛盾，即使没什么结果，也不会尴尬，即便是普通人家，也万分不愿把家丑晾在一个不相干的人面前，赤裸裸的。
老太太继续对梅子嘶吼：“你回去，跟你母亲回去！”拐杖敲得冰箱门怦怦响。
我立即离开。
那座漂亮得不真实的房子、敏感的梅子、愤怒的老太，以及印象模糊的爱先生，此后与我再无交集。
我去过巴黎歌剧院。朋友有张多余的歌剧票，送了我。我和一大群普通观众坐在席间，听着仿佛从远古传来的歌声。歌声古典洪亮，那些优雅的服饰、迷人的身姿，涨满了凡人眼帘。这台上台下，不知谁又爱上了谁。
舞台上的她，和落幕卸妆后的她，会异于想象吗？
我最后一次听到爱先生的事，仍然是从丽莎姐和她干女儿口中。某天傍晚，她们依旧窝在隔壁的房间里喝茶聊天，潘女士许久没来了，丽莎姐提到她时，语气有些不快。
我只听到干女儿的一句话：
“……那个老太婆得病死了，我真要恭喜她了！”
潘女士再没来过这里。
这是别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