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周刊既是空手起家，它的编辑只配做光杆编辑，是一种很合于逻辑的现象。职教社的几位先生，原来是可以帮忙写点文章的，但是因为他们各忙于原有的职务，所以慢慢地少起来，要向外征文吗？一文钱稿费没有，刊物的销路又很小，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结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长长短短的，庄的谐的，都由光杆编辑包办，并不是他欢喜这样做，却是因为出于万不得已。但是这光杆编辑不干则已，既然干了，却不愿消极，却不愿怨天尤人，存着不高兴或拆烂污的心理。他模仿了孙悟空先生摇身一变的把戏，取了十来个不同的笔名，每个笔名派它一个特殊的任务。例如一个叫因公，专做阐扬三民主义及中山先生遗教的文章，对“总理遗教”下一番研究工夫是他的任务。有一个叫心水，他的任务是摆出道学的面孔，专做修养的文章。有一个叫落霞，他的任务是译述世界名人传记或轶事。有一个叫孤峰，有一个叫秋月，有一个叫……分任各种各类的短篇文字。这样一来，在光杆编辑主持下的这个“编辑部”，似乎人材济济，应有尽有！仅仅有了许多笔名是不会凭空生产出文章的，那时没有听到什么“资料室”的名词，补救的办法是光杆编辑采用了“跑街”政策，常常到上海的棋盘街和四川路一带跑，在那一带的中西书店里东奔西窜，东翻西阅，利用现成的“资料室”，有些西文杂志实在太贵，只得看后记个大概，请脑袋偏劳，有的也酌量买一点。奔回“编辑部”后，便怪头怪脑地分配各位“编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