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献公杀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齐，国人不顺。其大夫里克杀奚齐、卓子而纳惠公，《春秋》皆以弑君书之矣。惠公既立，而杀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书曰：“晋弑其大夫里克。”称人以杀，杀有罪也；称国以杀，杀无罪也。里克弑君，而以无罪书，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齐、卓子之立，以淫破义，虽已为君，而晋人不君也。既已为君，则君臣之名正，故里克为弑君，而国人之所不君则势必不免。里克因国人之所欲废而废之，因国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则里克之罪，与宋华督、齐崔杼异矣。虽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里克之罪，犹可议也。惠公以弑得立，而归罪于克，以自悦于诸侯，其义有不可矣。然惠公杀克，而背内外之赂，国人恶之，敌人怨之，兵败于秦，身死而子灭，至其谋臣吕甥、却称、冀芮皆以兵死，盖背理而伤义，非独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托国于徐羡之、傅亮、谢晦。少帝失德，三人议将废之，而其弟义真，亦以轻动不任社稷，乃先废义真，而后废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惧，羡之、亮内秉朝政，晦出据上流，为自安之计，自谓废狂乱以安社稷，不以贼遗君父，无负于国矣。然文帝藩国旧人王华、孔宁子、王昙首，皆陵上好进之人也，恶羡之、亮据其迳路，每以弑逆之祸激怒文帝。帝遂决意诛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谓不世之功也。是时宁子已死，华与昙首皆受不次封赏。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称首。然元嘉三年，始诛三人，是岁皇子劭生。劭既壮而为商臣之乱，华、宁之子孙无闻于世，而昙首之子僧绰，以才能任事，亦并死于劭。於乎，天之报人不远如此。不然，晋惠公、宋文帝祸发若合符契，何哉？谢晦将之荆州，自疑不免，以问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学《春秋》而意与之合。太史公有言：为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宋之君臣，诚略通《春秋》，则文帝必无惠公之祸，徐、傅、谢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诛。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