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之衰，曹公始践五伯之迹，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志本欲尽扫群雄而后取汉耳。既灭二袁、吕布、刘表，欲遂取江东而不克，既破马超、韩遂，欲并举巴蜀而不果，再屈于吴、蜀，而公亦老矣。于是董昭进九锡之议，幡然听之，而桓、文之业，至此尽矣。然方是时，公在河朔，而汉都许昌，虽使主盟诸夏，而不废旧君，上可以为周文王，下亦不失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锡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为恨也。至司马仲达父子，其势盖与公异矣。拥兵天子之侧，固已不顺，既杀王凌，害诸葛诞，非人臣矣。又降刘禅，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锡耳。虽欲复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诛桓氏，收遗晋而封植之，又克谯纵，执慕容超，逐卢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锡，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长安也，中原震恐，元魏虽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虽关中之唇齿，而不敢争。此其智力有余，足以有为之时也。若能因其兵势，据秦、陇之形胜，引吴、越之饶富，以经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势，则王伯之功可冀，顾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业，发九锡之议。刘穆之死，南方无复可托，虽已入秦，而无留秦之意，举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连勃勃乘之，兵将死者过半，狼狼而反，仅乃得脱。以帝之明，非不知诸将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虑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业，而俯从司马父子攘窃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古之为国，必具此四者，而后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无敌于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归，以求九锡之淫名，尚可以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业止于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