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以一第三师师长，转战湘省，所向无前，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久思乘机与皖系一决雌雄。适张作霖因徐树铮势力侵入蒙疆，与己利害冲突，大为不满，于是直、奉两系遂联合以图皖。以二敌一，势若稍优。然段祺瑞自参战借款成立以来，组织所谓参战军，后改边防军，又改定国军，其器械皆来自日本，军队亦由日本军官教练，合以原有实力，声威实远在直、奉联军上。故战端甫启，舆情虽咸望皖败直胜，但军事观察家则深以难操胜算，为直、奉危。乃前后不及五日（九月十四日开战，十八日即告结束），皖军一败涂地，直、奉军如迅霆震槁，直捣京畿，大出常人意料之外。
余尝以此中原因，询诸接近段派某君，据云：当时皖方实轻直而忌奉，故其军事布置，重东路而忽西路，东路与奉对峙，由徐树铮指之；西路与直对峙，由段芝贵指之，而定国军精锐则悉萃于东，西无良焉。方战之初，皖军在东路大捷，由廊房推进，几薄杨村，而西路段芝贵尚在其督战之火车中，叉麻雀、抽大烟，若未尝有战事然者。时梁鸿志方任芝贵秘书长，手徐（树铮）捷书就烟榻促请速战，藉收夹击效，乃始下令前进。而直吴因弹缺不肯浪费，收集石油废箱万余只，中置爆竹，万响齐发不绝，皖军误为枪声，骇而奔，一退至固始，再退至京郊，两军始终未尝一交绥也。西路既惨败，东路大受威胁，徐方在前线督师逐北，闻讯仓皇撤退，奉军乘之，皖几溃不成军。闻有大炮一尊、弹一百二十四颗，新购自日本，威力至大，亦委诸途，为奉军所卤获。当徐捷报抵京时，安福首要交相称庆，以为战局旦夕可定，从此当莫余毒，不意直军忽从天而降，乃始惊皇失措，投止无门。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奉吴令严缉诸凶，本可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以其素与段派亲，特故稽延，予以逃逸机会，以故李思浩、曾毓隽、姚震、梁鸿志诸人均得托庇东交民巷，免作阶下囚。经此一役，而根深蒂固之皖系势力，殆扫地无遗矣。
使某君之言果信，则皖系致败，约有数端：主将不得人，一也；兵力分配太失均衡，二也；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三也。而其最大原因，厥在民心之离异。有人谓，民国以来每有战争，皆兵精械良者败，而兵劣械窳者胜，辛亥之举、洪宪之役、直皖之战，均其明证。故以纯军事眼光推断我国战争之胜负，未有不适得其反者。余以为此特一偏之见，而未得其全者也。盖握军事优势者，大抵在政治上皆拥重权，其平日措施率多违反民意，怨荫繁兴，亲众离叛，民心失，兵心亦深受影响，其取败也固宜。然则其胜之也，非真劣能胜优也，民心胜之耳。当时民心背段向吴，至为明显，即此一端，胜负已判。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自古已然，至今仍成为政治、军事之原则，固未可视为老生常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