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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二十七章 饥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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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常德的这一天,先是下着小雨,接着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倾盆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开始出发。一则因为我们平素注重行军训练,二则由常德到津市,我们已修有康庄的大道,所以虽然在大雨之中,我们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进,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虽不敢说鸡犬不惊,但一草一木都未惊动百姓,那是真的。后来连年遇见常德各界绅商,谈到那次我们开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平常的行军演习。口口声声地夸奖,以为在那时的军队中是难有的。我觉得国家养军队,责任就在保护人民。不惊扰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么可夸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满,就可笑得很了。试问国家法令,几曾叫军队骚扰百姓来着?可见那是中国百姓的可怜。军队能守个本分,他们就看成稀奇不得了的事了。还有一层,我要赘说:就是军队驻在一地,平时当有战时的办法,每时每刻都须有开拔的准备和作战的准备,平时养成了习惯,一旦有事,要走就走,说打就打,一点不用周章费事。若不然,遇有变动,种种麻烦都蝟集蜂拥而来,那时一手提灯,一手提篮,跑来跑去,拿东动西,一点头绪没有。则不但使人家看着笑掉牙齿,而且天大的要事亦被耽误了。

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纵横,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长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泽之地,张敬尧乃和当地土劣勾结,将沼泽中冲积的土地圈起来,使水不能入,从事放垦种植,致湖中容水量大减。黄河怕决口,长江则无决口之虞,即因为长江赖有许多大湖小湖为其水囊。张敬尧放垦的结果,即不啻把长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发时,无法流泻。十八年、二十年长江连发大水,张敬尧辈实应负相当责任。这是我实地观察后的感想,并非空谈。

这次到津市,临澧镇守使王振亚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杀。听说王和卿两人意见不合,感情恶劣,平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一次王振亚到什么地方去,卿衡伏兵于路杀之。中国人最爱对自己人闹意见,结仇恨,实在说来,都不过为一些极小的事。比如拜看他,他没有回拜;请他吃饭,他没有列席,或者有人从中挑拨几句,就马上怀恨在心,而不肯向大处远处看看。因此睚眦之怨必报,民族国家的大仇大恨反倒不放在心上。所以我后来常用一句话劝勉国人,我说:“自己怎么不好,也比我们的民族敌人好些。若人人有此觉悟,真正地做到精诚团结、一致对外,还怕中国民族不能富强吗?”

我们到津市的时候,吴佩孚正在保定一带和段芝贵打得激烈。张敬尧自湖南退入鄂境,吴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张、吴结合颇有攻取武昌的意思。那时鄂督王占元,看着武昌危急,打一电报于我说:“张、吴将不利于武汉,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来援,沿途万勿停留。”我们在津市住了两天,即赶紧准备船只,向武汉出发。当时办得几艘小轮,拖着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开到沙市装煤。此时又接王占元一电,说张、吴已经解决,叫我毋庸前来。但电中并不提我们部队当驻何处。这时正在六月,江水汜滥,各处都涨着水,我们没地方屯驻,乃决心仍开武汉。在路上遇着军舰来接,我即乘军舰先到。队伍随后亦到,暂停鲇鱼套。

武汉一带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军署会见王占元。王像个乡下土佬儿,见面也没说个长短,他就问我道:“焕章先生,你的队伍现在打算开到哪里去呢?”

那一种不负责任的神气,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给我的求援电报,请他看,他接到手里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道:

“噢,噢!那么就住在谌家矶造纸厂吧。”

王督军不但样子像个土佬儿,就是一切办法,也是乡下守财奴大财迷的办法,既不像军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顺便写他几件事在这里,以见一斑。他每逢犒赏军队,总是一吊大钱或两吊大钱,那时已用大洋,一吊钱比一元钱还差远了(别人犒赏总是二三千元)。他常常从常德办煤,用民船装,用小轮拖,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七八元。他卖给汉阳兵工厂,都照六河沟煤价,每吨二十二元,又在武汉大铸铜元,以军用车运往顺德、保定等地出卖,大发其财。人家骂他,这样做法,到底算是商人,还算是国家封疆大吏?他也满不在乎。他为何如此蔑视自己,就因为不读书,没知识的缘故。这等人卑鄙如乡愚,贪婪如豺狼,一旦拿官到手,不知如何做法,就唯利是图、无事不干了。

谌家矶造纸厂狭隘卑湿,房屋不够住的,我们全旅一万多人开了去,大半都搭帐篷。另有相距二十里名滠口的地方,分去一部分人屯驻,也是搭帐篷。那时大水之后,天气溽热,住的地方如猪圈,如蒸笼,官兵们因此致病的极多,到后竟死亡三四百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为官兵们祛病的办法,仍是努力野外演习和学科的训练,不使他们精神体力稍有弛懈。

我们部队在常德时,即全体戴用草帽,帽由新郑办来,价钱很便宜,夏天时候尤感合宜。因为普通军帽只一层薄布,紧紧地箍在头上,前面一块黑色漆布的遮沿,更易传热,在炎阳中一晒,简直闷热难当。第八师的官兵于夏天由陕西开往甘肃,一营人中害火眼病的达二百余人,皆是戴那种军帽晒出来的。我们此次由常德到汉口,也正值六月天,故官兵,皆戴草帽,天雨时再加上一个油布罩,天晴时将油布罩除去。到了汉口,人们没见过觉得奇特,就呼为“草帽儿兵”。驻谌家矶期间,每日往来武汉、滠口一带,买东西,办公事,每与人民接触,兵们都很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街上人来人去熙熙攘攘,若碰着,踹着,兵们无不让着百姓。铺子中有人泼水,不小心泼在兵们身上,那人骇得脸上改容,以为一定闯了大祸了,而兵们反倒安慰他,说:“不要紧,这不怪你。”那时王占元的队伍一向强横凶恶,人民没见过这样客气有礼的兵,都稀罕得不得了,因此对草帽儿兵发生了极好的感情。

造纸厂的规模很大,造纸的全部手续,都是以机器替代人力。原料放入机器,搅浆、成纸、烘干、打捆等等程序,倏忽间即告完成,所以一头放入原料,一头即出一捆捆整齐良美的纸张。用人三五十个,即抵得万人之手。较旧式手工业办法完美迅捷多了。我参观的时候,向导者告诉我三件事:一、造纸原料,也都用的舶来品;二、财政部已将此厂秘密抵押给日本人,第一次押款五十万,第二次交二百万;三、厂中人员都由财政部荐来,对于纸厂的经营完全是门外汉,只知做官弄钱而已。向导者的话不是道听途说。那时中国的事就是这样的情形办理!真使人听着气愤得发昏。我还常常想,中国的社会若要进步,必定得一切生产机械化、电力化,除非万无办法,不必再提倡什么手工业。我要写许多通俗的书,说明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道理,宣传科学万能的种种事实,以破除社会上一般泥古守旧的思想和观念。其实,这些固然重要,但还有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在,那就是打倒黑暗的军阀统治,铲除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完成,什么问题都说不上。拿这个造纸厂来说,他们难道不知道机器生产比手工业好吗?难道不知道科学比所谓国粹高明吗?然而,他们不但不能将机器大事提倡,普遍应用,连这一所新式造纸厂也不能好好地加以合理经营,使之日益发展。不但这一所纸厂不能有好的经营与发展,甚至为了罗掘搜刮,连这仅有的新式工业也要拿去向外国人抵押出卖。军阀官僚的统治不打倒,从哪里去谈改革生产,发达经济呢?

我也参观了汉阳铁厂,那里的情形是同样地叫人难过。铁厂的规模也是很大的,但办理得极糟,里面到处是破烂,颠颠倒倒,无人过问的样子。并且听人告诉我,这个铁厂因资本缺乏,欧战时已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日本二十五年。后来我到莫斯科去,看见西比利亚道的铁轨多是汉阳铁厂所造。我想一定有人会诧异,为什么自己厂造的铁轨国内看不见,在外国反倒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张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国若要抵御外侮,非有新式武器不可;要办枪炮,非有铁有钢不可;要有铁有钢,又非有矿不可。因此努力办矿,办铁厂与炼钢厂,才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成绩出来。今日谈及张之洞,人都要谈他为老腐败。其实真正知本知末,知所用知所学,真正能实做实干的,至今还要数到他。民国以来的当权握政者,对此等根本大事反倒无人注意了,自己不开煤矿铁矿,不办铁厂钢厂,军用一切,都要仰赖外国。试问谁有资格笑得张之洞先生?一个人要能站立起来,非有骨骼不可,同样的,一个国家要能挺立于世界,亦非有钢有铁不可。道理再浅显也没有了,用不着那些想得高说得远的文章。总而言之,我们必得自己炼钢制铁!

那时粤汉铁路局长是我一位熟人。一天,他约我到他局中去坐。那房子堂皇极了,屋中装饰陈设都是洋派,地毯、沙发等等无不极尽奢华。我坐谈着,心里总觉着不舒服。那时粤汉路尚未通车,局长先生却摆起这个架子来。他若想想造铁路的款子是从外国借来的,不知他心里难过否。若用这些摆阔的钱去修铁路,至少可多修数十里。我如寒天喝了冷水,在心里冰着,至今还不能忘记。二十五年我从庐山循浙赣路到杭州,看见浙赣路的情形就进步多了。每个车站不过三五间简单的小房,用一二个工役。站长睡行军床,从早到晚勤勤恳恳,无事不干。路务办得极好,路轨修得极好,路员多勤劳朴实,很有一番新精神。又有芜湖对江裕溪口的一条运煤的淮南铁路,也是简便适用,惠益人民者至大。回想起来,中国有些地方的确进步很快。但许多方面仍不免官僚化,不脱老爷少爷的办法,处处学阔、学洋派。不知外国人在中国的,不是大使,就是富商,我们如何能比?人家的国势多么强盛,社会多么富裕,我们如何能比?人家国家出什么?钢铁、大炮、飞机。在我们国里出什么?不过大米、黄豆而已,又怎么能比?“吃饭穿衣量家当”,应该各方面较量较量才是。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龙和钮惕生二位先生带着信到汉口来看我。两位都是基督徒,又是我平时所稔知的朋友。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兴奋感激。我和他们说,连年以来,国事窳败,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拼,南也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日在苦痛之中。北方大佬们深中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团体,稍能振作上进的将领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因把我多年的积悃和处境尽情倾吐一番。徐、钮两位先生都很以为然。在一起盘旋多日,又请二位看我们部队的操练。后来我派我的秘书任佑民到广东去回看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得着我时,我当然无不尽力以赴。十三年打倒曹、吴之后,我首先即电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与此次的往还是颇有关系的。

此时吴荫卿先生也来看我。他为九江镇守使,江西军务帮办。和地方上处得极好,百姓都爱戴他。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那时北洋官吏到了南方,总是军警遍布,戒备森严,把民众当成与自己对垒的仇敌一般。吴则不然,他常常独自一人,拿着一根手杖,满街满巷地转圈,遇见商民就和商民谈话,遇见农民,就对农民问长道短,往往两下谈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间疾苦,与百姓处得非常融洽。其次便是爱贫保赤,真有爱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见无依无靠的孩子,他就带回家来,悉心教养他,又送上学校,使受相当教育,直到能够自立方肯罢休。他的养女养子极多,大都是这样来的。对于自己的儿女和自己亲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决不格外溺爱姑息。等到他们能够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独立成家。此时若再求助于他,就是挪用若干银钱,亦必使觅中人,按月计息,定期归还,决不含混过去。持家勤劳节俭,没一点官僚的腐败习气,对朋友真诚热心,最爱说老实话,对于公家事则均能认真办理,任劳任怨以赴。他原是天津武备学生,热心的基督徒。他在第六镇为标统时,最擅长术科,侦探步哨动作尤佳。记得光绪末年,那时候国人尚不知国歌何物,他最先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他素爱这些陶情益智的东西,还能耍许多有趣的戏法。平日生活有秩序、讲卫生,终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仍结实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即相投契,往还甚密。这次他从九江来,我也请他看我们队伍操练。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详细。随后他又讲话,题目是“排孬种会”,谈的是他自己带兵时,维持军风纪的一个办法,极有意思。他说他民国元年当旅长时,从汉口撤回,驻兵郾城,因为战争之后,纪律不免废弛,官长头目中有些不安分,常有至民家掠掳之事。那时他因公未能和部队住在一起,对于部队中新生的恶劣现象,根本不知道。一天他到郾城,在车站遇见两个头目,向他辞职回家。问他们什么缘故,那两个头目说:

“旅长,您不知道,咱们队伍里出了孬种了。头目也有抢人家的,官长也有抢人家的,这样的无法无天,将来还会有好结果吗?”

他把事实查问明白,气得发昏,立时集合全体官兵讲话,成立了一个“排孬种会”,以连为单位,设分会,由着大家报告事实,尽量检举孬种,结果检举出三百多人,一律排除出去,押送上火车运走。自此纪律大大整饬,再无为非作歹的事发生了。最后,他说:

“官兵中有孬种,比如劣马一样,劣马不除,好马不能安在。我们要养有益的好马,即非排除劣马不可;同样的要队伍军纪良好,也非排除孬种不可。”

这番讲话,既有好教训又说得妙趣横生,给我们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日尚能记得。

张敬尧的部队退到湖北,知道王占元要解决他,当时将一部人分载几艘轮船开向武穴。此时不知同谁勾结,又将这部分队伍由武穴开回,要到谌家矶屯驻,显然要同我们队伍闹事。这种扰民害国的部队,使我痛恶,因决定将他们解决。当派韩多峰、张树声布置妥善,是夜把他们全部解决。共缴获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机关枪一营、辎重营一营、炮弹及步枪弹无算,被缴械的兵员全部遣散,办得十分妥当。王占元知道了这事,心痒眼热,以为我们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缴获的枪炮当归给他。我始而不肯给,继而他派人来,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后又派了孙传芳来交涉,我不愿为这等事闹成意见,就都送给了他。后来他却把这些器械都被别人缴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谌家矶附近还有一所扬子机器铁厂。主办者为王宠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王先生曾约我到他厂中参观。细细看了一会儿,办理很是科学化,觉得很好。那时我们十六混成旅在北京办有一所子弟学校,官兵子弟在学校读书至十五六岁者,都令其学一专门之技能。此时我即与王光先生商量,请其每次收我们十名,学习机器及管理各项。后来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毕业者很多,有的出来充当机器匠,有的主办修械所,颇有成绩。王先生又劝我们旅中的官长们入些股子,俾其业务得以充实发展。我将此意告诉大家,当时很有几位入股的。哪知后来这位王先生去世,这个厂旋即倒闭。原来当王先生劝我们入股时,其厂即亏折难支,我们是外行一点都不知道。钱虽不多,但都是官长多年节用积蓄下来的,所以很觉得对不起他们。由此亦可见出中国工业之一斑,国家事业,握在官僚军阀之手,他们胡乱用人,办得一团糟,而且随意抵卖给外国人。真有才能的人,国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万苦,好容易创出一个小规模的事业,却又为力量所限,无法站立发展,宛如路边野草,只在一种自生自长的情形下听其消灭了。

我在常德时,汇赠罗感恩大夫之子为学费的八千元,罗公子拒而不受,把钱又从美国汇回,前面已经说过。我拿这钱,无法可想,此时特建一座礼拜堂,名为“思罗堂”。全部建筑均用木材,可以随时拆开,随时搬移,如儿童积木一般。木屋有十余间,可容四五百人。落成开幕之日,教会中朋友来参加典礼者很多,如汉口黄吉亭牧师、沈文清牧师、胡兰亭牧师、胡厚斋牧师等都有很好的讲演。自此我们军队驻在哪儿,房子就搬到哪儿。军中讲话、讲课、开会、做礼拜,均用此屋。

这时候,曹锟和段芝泉在直隶扮演那幕武剧—直皖战争,已告结束。初,曹令吴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贵率队自涿州向南抵拒,两方接触,左起天津,右至紫荆关,皆是战线。段芝贵所统的是新成立的西北军及边防军,完全新兵新器械,其军械即用西原借款办的,军中自顾问以至军需军医亦皆用的日本人。这明是皖系打仗,实际显然即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提线的傀儡戏。战事起后,自涿州至定兴一线最为激烈。直军器械窳败,处境甚苦,但士气极盛,很能鏖战。皖军处于优裕之境,恃着有日本为后台,反不大肯打。段芝贵在前线指挥,专车中老带着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乐。到高碑店时,直军一个冲锋直打到车站,段芝贵还在车上搂着妓女打牌,竟被直军活捉而去,俘获妓女达四五十名之多。在廊坊,皖军尚有两整旅未及编队的炮队,亦被悉数缴获。至此,皖军终成瓦解,战事即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惨败,绝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当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唆使;第二,他不当轻听安福系卖国官僚挑拨离间的话;第三,他不当重用段芝贵这种荒唐鬼。因此国人都痛恨他,反对他,而同情直军。全国民气亦是盼望着皖军败,直军胜。实在的,民意之所向,即胜败之所系。这道理一点都不玄奥。因为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对他切齿痛恨,军队哪能有士气作战?武器纵然精良,处境纵然优势,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后,当逃入外国使馆的时候,扔下了一个打破了的迷梦。吴佩孚赶快把这个梦拾到手里,自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冲直撞,直到民国十三年坍台方罢。这个迷梦是什么?就是“武力统一”四个字。

我们部队驻在谌家矶,没人理会,到后来弄得吃的都成问题。我几次致电陆军部交涉饷项,先是不理,到后来令我们移驻信阳驻防。

我于十一月初旬率队到信阳,住车站东首,也是临时搭盖帐篷,还是住不下,韩复榘一部分人即分驻确山。在信阳,又令李炘办一工厂,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学习手艺。另外又办一教导团仍分官长头目两班,以鹿钟麟为团长,继续加紧官长士兵的教育。办得很有成绩,真是越穷越有精神。信阳有一个很大的沙滩,可容全旅官兵操练。向来在信阳的驻军,与百姓都有意见。我为纠正此项缺点,常常约请百姓看操、谈话,弄得彼此成为一家,与地方上发生很好的感情。

此时信阳道尹及县长都姓杨,他们出门时坐着绿呢大轿,打着官伞,完全满清的官派。民众被赵倜他们压迫得如同死灰,社会上到处都保留着封建意味,毫无一点民国的气象,有几处大宅,封建气味更为浓厚。其中最大是袁乃宽的宅子,叫着袁家大楼。堂皇富丽,巍立于小小的街道上,极惹人目。那院落非常敞大,层层楼房恍如宫殿。花园里的牡丹花之类,到冬天用火烘暖,在朔风大雪的时候,还能凌寒开放。可是主人长年躲在租界里,并不来住。往来的军队随时占据着,门窗户扇都被折毁,糟蹋得不成样子。袁乃宽为袁世凯的军需,管过数十师的军饷,又做过财政次长,想着他刮过多少人民的脂膏,到处浪费,究是什么心思!

我们军队领不着饷,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自皖系兵败失势,直派军阀取而代之,即忙着扩充自己的势力。仍是走的皖系的旧路,但手段更厉害,意气更骄横了。吴佩孚一下就扩充了六师人(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师),招新兵,办军械,国家财政罗掘净尽。那时的所谓中央,事实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总统徐世昌,一光杆儿的傀儡,什么家也不能当。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本是皖系大弟子,段先生的亲信,但此时已投降直系,倒过来与段作对了。他满处搜刮,尽力供给直派军阀扩张势力,以维持自己的地位。因此除了奉军而外,各省军队管各省给养,凡所谓中央直辖的军队,中央已经一概不管,听他自生自灭。时驻保定及河间一带的第十一师发生兵变,中央只说要严办官长,而不知实以官兵无饭吃,逼到如此地步。自民国九年六月到十三年冬间,真是黑暗时代中的最黑暗时代,可以说完完全全是吴佩孚一人造成的。

我们几个月领不到饷,向中央交涉中央不管,和河南督军赵倜商量,赵督军自然也不过问。处此艰难窘困之境,我实在再无办法可想。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那天晚间经过信阳的火车中,有铁路收入的三十万元解送北京。我想,好了,中央既然不管我们,我们难道眼睁睁地饿死?反正是国家的钱,与其给他们吃得脑满肠肥,何不截些下来为我们官兵填填饿瘪的肚子。因于当日打一电报给中央,我说国家军队自当严守纪律,但中央已不把我们当国家军队看待,我们将尽为饿殍,无法枵腹等死矣云云。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了。大总统没有回电,但路款毕竟截下十万。然后,我决定到保定去见曹仲三。

此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凡事曹都是听吴的。中央被所谓保派、洛派团团保卫。—曹是保定人,吴驻洛阳—吴佩孚恃着直皖战争之功,意气骄盈,咄咄逼人。这,处处都表现出来。

我到保定的那天,曹锟请我们在巡阅使署吃饭。在席的有何春甫(何丰林)、王承斌、吴佩孚、孙岳、曹四、曹七等。何丰林原为前江苏督军李纯的参谋长,李纯新近死去,齐燮元继为苏督,何即为齐之代表。关于李纯的死,因其过于突然,当时有种种传说。一说李是自杀,原因不明。一说李有一四姨太太与马弁有奸,李平时不大去,一日忽然去了,打门不开,叱令开门,那马弁无可躲藏,情急之下,即开门将李打死。一说齐燮元急于要得苏督之位,特设计以毒药杀之。这类说法很多,究亦不能判断孰是孰非。这次我们在席上正吃着饭,吴佩孚就声色俱厉地问何丰林道:

“李督军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丰林答道:“也不大清楚,只知道确是自杀的。”

吴追问道:“为什么缘故自杀?”

何说:“不知道。”

吴佩孚即沉下脸,瞪出两颗眼珠,说:“我要在书上写一笔:某年月日,直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杀其长官李纯于南京。还要添一句,其参谋长何某预谋其事!”

何丰林红着脸说:“那不行,那当不起,副使的话说得太重了。”

吴说:“怎么不可以?我这春秋之笔,我一定这样写!”

何丰林弄得无法下台,神色异常狼狈。曹仲三看见这情形,连忙解围道:“吃菜!吃菜!”一席饭终于不欢而散。

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那时吴佩孚骄横自恃、目中无人的情形。李纯固然死得可疑,但有什么凭据一口咬定是齐燮元所杀?又有何凭据一口咬定何丰林预谋此事?更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地挟逼人家,不顾人家难堪?其骄横放恣若此!

此时曹仲三正忙着在保定西南城角修筑花园(后改为公园),楼台亭榭,栽花植树,他每天带着工,悠闲自得。但一方面李星阁的第十一师,仍在天天闹着兵变,在民间抢掠,抢后逃散。一方面有许多中央直辖的部队都在饿着饭,岌岌不可终日。我想,他难道在睡着觉吗,怎么还有这些闲情逸致呢?

在保定数日,交涉饷项的事毫无结果,我乃又到北京。先谒见徐总统,挂了号,传早晨四点钟见面,我打着灯到总统府,他已在那儿。徐虽在政府中做着泥胎,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但早起见客“早朝宴罢”的意思是真有的,我两次见他,都是如此。我们谈了几句,就提到军队无饷事上来。我说:

“现在国家行的恐怕是兵变政策。这个政策是真的快成功了。

但百姓可也不能活了!”徐总统听了愕然,问我什么意思。我说:“许多军队,中央都不发饷,饿得无法维持,只有兵变。兵一变,中央即可将这部队一笔勾掉,这些军队就都可以消灭了。将领们想,总统的政策成功之日,即是他们被杀处罪之日。百姓门也想,总统的政策达到之时,即是他们妻离子散破家荡产之时。总统今日是坐在一大堆干柴上面,洋油也倒好了,只要一点燃,就是满天大火,那时大家都同归于尽!”

他听了很动容,沉吟了半晌,才说:“竟是这样的情形吗?……”我说:“实际比这还厉害。总统不知道,简直是在油锅里呢!”他深长地叹息道:“我在北京住惯了。倒不大感觉这样的危险似的。”我说:“恐怕是总统没有看见军队的缘故吧!”谈话就是这样情形,徐总统装呆装傻,滑头滑脑,任我怎么说,他也不生气。对于饷项的事,始终不说一句确切解决的话。

我又去找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靳云鹏,他在他家里会见我。我先被差人引到一个客厅里,满屋摆的都是古董。停一会儿,又引我到第二客厅,也是古瓷古玩,琳琅满目。后来又到第三个客厅,仍是数不清看不完的古董。也不知道他家里有多少客厅,更不知他搜罗了多少古董。我想一定是他放了口风,说你们若求我弄官,快给我多多送古董来。不然,哪来的这许多破铜烂铁?我想,这个屋子的主人,就是中国负军政重任的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看他成天玩着这些,心里究竟想些什么?越想越叫我痛心。好容易他才出来了,眼斜嘴歪的样儿很是猥琐。我谈了几句,即说要饷的话,他却装着没有听见,笑着说道:

“我打算明天请你吃饭。”我说:“总理,我们弟兄都没有饭吃了呢!”他说:“是呀!我们找个清静的小馆儿,大家叙一叙。”

这样地支吾着,使我什么话也是白说。他为什么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你不必和我说,你去找保定洛阳交涉吧。

从靳云鹏公馆出来,特去拜访了萨镇冰先生。萨时为海军部长。我在常德时,萨即致电中山先生,说我对时局态度如何,我的军队又如何好,若赵恒惕等攻湘,万不可犯冯旅长云云。我和萨先生素不相识,蒙他如此知遇,甚觉可感。所以这次到北京特去看他,表示谢意。萨那时刚从海军部回家,穿着军服,神采奕奕,态度可亲。谈到那次的事,他非常谦虚,说那是他分内的事,他应当做的。

第二天靳云鹏果然在一家饭馆请客。但他自己回避不到,找了个代表,那代表就是后来做财政总长的潘复。到席的二十多人,就叫来二十多个妓女。那些妓女一进门粥粥地拥上潘复跟前,有的扭住他的耳朵,有的“吧嗒!吧嗒!”连着打他耳光。潘复哈哈地笑着,一手抱住一个,妓女即躺在他的怀里,揪他胡须,叫他喊妈,他即喊妈,叫他喊娘,他即喊娘。我看着:“真是什么王八蛋的玩意儿!”招呼也不打,我就起身走了。

北京的情形就是如此,无怪乎徐总统说住惯了,即不觉得危险。真是天翻地覆,黑暗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了。

在北京数日,毫无头绪,可是我虽没领着饷,那时为旅长的张宗昌却把饷领到了手。我听说后,心里很纳闷,便向我的副官长宋良仲说:

“张宗昌就领了饷,我们六、七、八,三个月的饷,怎么一文也领不着呢?这其中必有什么缘故。”

宋说:“人家领着饷,是这样的,具十万元的领票,实际只领四万,咱们要全数领,所以一文也领不出来了。”

“十万元领票,只领四万,那六万做什么呢?”

“那就算做敬仪了。”

我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们总不能等着饿死。你去一趟吧,咱们也那么办。”

宋去了一整天,回来非常高兴,说:“有门路。”说可具十万领字,实领七万,扣三万。但到晚间去具领时,忽然又变了卦。因为听说是第十六混成旅,即不肯发,回说:

“你们领下了饷,回头你旅长打一个通电,宣布我们如何如何,那我们怎么办。你们都是一批革命狗,说咬就都咬起来了!”于是这几成的饷,又成为泡影。一天,一位朋友在东兴楼请客,我坐洋车去,张宗昌是坐汽车去的。散席之后,张宗昌坚要拉我坐他的汽车。我坐在汽车里心想,他是旅长,我也是旅长,为什么他能领着饷,又能坐汽车呢?走了一会儿,张又拉我同到西华门韩千古那儿去坐,我推辞不了,只得去了。韩千古那时是京津一带赫赫闻名的人物,曾为冯国璋做谋士,现又为张宗昌的谋士。他教张宗昌贩卖烟土,替张宗昌出种种歪主意,张便每月送他三四千元,叫做“敬贤费”。我想这种无耻政客,比军阀还该杀。军阀想作恶,智尚有所不逮,经过无耻政客一教唆,什么祸国殃民的事也干出来了。

过了几天,无意中又遇着张宗昌。那天张低着脑袋无精打采,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再不要谈起,昨天晚上我把一旅人的饷款都输光了!”“怎么输那么多呢?”“只许人家赢,我只能打背牌,怎么不输光呢?”“你为什么只能打背牌呢?”“不打背牌,还能领着陆军部的饷吗?”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我想这一定也是韩千古替他出的主意。一天,宋良仲和我说,咱们领东西的公事,陆军部老没批下来。

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若要他们批,必得请他们吃饭,吃完饭,同到窑子里打牌,等到玩得尽量了,趁机会把公事拿出来请批,那时才能够得到批。

从这种种事上,我恍然明白那些败坏的军队如何反倒能够日事扩张的道理。想到我们全体官兵,平日殷勤训练,努力不懈,没一事不着意,没一事不认真,而北京却天天玩这样的一套。要逼得我们消灭,要治得个个都和他们一样,那时全国弄成整个的粪坑,他们就得其所哉了。看着这些魍魉们的跳舞,想着国家的前途,不由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从北京一无所获地回到保定。此时曹仲三、王承斌等正多方面策动驱逐豫督赵倜。他们说,驻河南的队伍没有饷,是赵倜把持之故,如把赵倜驱逐走,你们的饷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时驻河南的有程慎一师。程慎原是很好的将领,当时听信了他们的话,便发动了部队,通电驱赵。但电刚发出,吴佩孚忽来一电,申责他以下犯上之非是,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张之江此时被形势所迫,亦与赵部发生冲突。等到赵倜溃败,吴佩孚却又将程慎驱逐,回头又来对付我们的部队,指责我们胡乱动作,我气愤地说道:

“你们若定要这样说,那我就把保定会议的情形完全宣告国人!”

我算更深一层地体味了军阀翻云覆雨的鬼蜮伎俩。我把队伍撤回信阳,在饥困线上徘徊着。此时不但全旅官兵饷项无着,连吃食的也十分艰难了。官兵每日两餐,只用盐水佐食着杂粮与粗粝。他们虽然都没有怨言,但我心里的痛苦为如何?此时期我曾经愤然辞职,然终以全旅官兵的挽留,与中山先生来书的勉励,仍不能不勉强担起重任,在困苦中继续挣扎奋斗。

军中功课和操练,仍照常进行着。此时我编了十六混成旅《练兵纪实》一书,共分训练、装械、校阅、比赛、讲演、考绩、奖惩、抚恤、教导队、军佐队、官佐体操团、读书、运动会、售品所、目兵存款办法、青年会、新剧团、工厂、学校、规则等二十卷,把我们多年来训练教育的一些实况与成绩忠实地记载出来,以问国人。军工筑路的事也推行着,信阳的街道多泥土,崎岖难行,我令士兵把它翻修一下,从河滩里运来沙子铺垫,垫的二寸多厚。道旁栽植许多柳树,冬季下土,到春季便都已抽芽发叶,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树多已长大成林,百姓们名为“冯公柳”。信阳有几处教会,有名的牧师为朱浩然,热心公益,长于讲演,并开着商店,生意颇好,也有外国牧师,我们常常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