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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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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到常德,即把常德的娼妓驱逐净尽。随后又和薛子良着手办理禁毒的事。那时统计,常德居民打吗啡针的占百分之五,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因此变成肌肤溃烂、奄奄待毙的废人。我看着这种现象,心痛难言。但一时又想不出有效的适当办法。乃和薛知事商量,请他先抓几个打吗啡针的人来验看验看,而后再想主意。第二天即抓来六名。吗啡真是可怕的毒品,凡打过一针,皮肤上即起一颗黑斑,接着就慢慢腐烂,不过半年工夫,即弄得体无完肤。这六个瘾客,已经遍体黑泡,溃烂得有如蜂窝一样了。他们原都是殷实人家子弟,因染此嗜好而倾家荡产。此时已穷得日无三餐,但吗啡针还是要打的。

我决定先成立一个戒烟所。所中请了医生,制办药品,连伙食也为他们预备得好好的,又派专人管理监视。瘾客除强迫而来者外,也有自愿来戒的。在初戒的几天,他们痛苦欲狂,但六七天过去,即渐平复,一个月即完全断瘾。那时原打算凡断瘾的人,即取保释放。但继而一想,他们出去后没有半点谋生的技能,仍不免流于下流,流为盗贼。于是我又仿照处理退伍士兵的办法,送他们到李显堂主办的工厂中去学习技艺。有学织布的,有学缝衣的,有学织袜的,都要学得技能十分成熟,确实可以养活自己,才让他们自由。这样一班接着一班地办下去,办到第七班上,戒绝的瘾客已达三四百人。

一天,一位老太太到镇守使署来见我。说他有两个儿子,都打吗啡针,她早就要送他们来入所,但他们死也不肯,她不知如何方好,说着满眼含着泪。我安慰她说:“老太太你不要伤心。这事交给我,我一定替你办得好好的。”于是派人把他两个儿子抓来(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严厉训斥了一顿,送入戒烟所去。一个月后又送到工厂中习艺。只两个月的工夫,那兄弟俩已经养得白白胖胖,又学会了一套好手艺。我把那老太太找来,欢欢喜喜地把他们领去了。戒烟所中的瘾客,像这样的最占多数。

至于贩运烟土的事,查办亦严。各地驻防部队,都指令严缉。因此常常大批大批地拿获。贩运者有种种狡猾的装运办法,有些藏在桐油篓的底层,外用洋铁封固,烟土都做成烙饼似的扁块,叠藏其中;有的甚至分带在裤子裆里。但真能漏网的还是少数。查得的烟土,都解常德,后积至数万两,乃约请当地的正绅及民众,在西门外空地上扫数焚毁。

我到常德,没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初时还以为因地方富庶、贫人容易谋生的缘故。后来我打听,才知道商会办有一个平民习艺场。街上一发现乞丐,即由警察捉送场中习艺。所以此场亦名乞丐收容所。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善举,心里极是高兴。一天,我到那里去参观,可是使我大大失望。里面有几架织布机和缝纫机,大半坏了,真能得着机子工作的人占极少数。大多数的人—尤其老弱残废都关在一间潮湿黑暗的屋子里,无所事事。吃的食物过于粗劣不用说,而且多是腐臭了的。那种悲惨可怜的情形,简直不如猪狗。因此有许多逃跑的,逃出来了,再也不敢踏进常德的地界;逃不脱的,耐心待着,死亡率惊人的高。这种情形我没法看得过去,禁不住对他们负责的人说,务要赶速设法改善办法、改善设备、改善待遇,若是这样的办,是等于拿人家的性命来装点你们的所谓市容,哪里是办公益呢?我看还不如放他们出去自由行乞为好。这样说了一顿,才着手改良。我离开常德之后,又不知情形如何了。

常德市上纸币极为紊乱,许多大商店出票,电厂亦发票,人们拿着种种不合法的纸票在街上买肉买布。我觉得这事应当整饬,遂与薛子良召集当地绅商商量办法,四个星期即整饬清楚。我所至之地,纸币之乱无过常德者。我们清理得很快,也妥当,人民都说办得好。

我又在街上建立石亭石柱,上面书刻曾文正公等的各种教人立身处世之道的格言。如教勤劳、教忠勇、教仁爱等,使街上颇有一种新气象。后来听说民国十九年时完全被人毁去,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石柱子二尺见方,石亭亦简单适用。很好的东西,任意地去毁坏他,真是可惜。

常德城里的街道,经数次拨用罚款,翻修一新。那时我又开始注意到常德以外的数条交通要道。那些道路都太窄狭、太崎岖,平时不便行旅,一旦有事,更不便运输。但是经费无所出,抓工派款都是扰民的办法,决不能采用,乃动员我们的官兵任其事。并由邓鉴三、薛子良二位从县政府中设法,凡公路所经,占用之地,悉免粮税,凡被占过多者,必须给予地价。又和地方绅商一再磋商,决定先修由常德经临澧、澧县以迄津市的一条路,路面规定宽阔一丈二尺,做得平坦端直,如今日的公路。那时在湖南还没有公路,人民看见这样阔坦的道路,都喜欢得不得了。

从常德至德山以东,那边有一座大石桥,年久失修,早已塌坏。这也是一条要道,行旅至感困苦。请人估计石料后,亦动员部队修筑,做得很坚牢,并不比石工做得逊色。

我与常德的父老正绅常常会谈,问问他们人民最感苦痛的是什么,最需要我出力帮助的是什么事。他们指出来,只要我能力所及的,无不尽力去办。一天我又和本地绅士蔡一陶、高晖庭两位先生问到这类话。他们才谈起每年初夏,山洪暴发,沿江水位高涨,往往平岸,西南角城墙被水冲击,至为危险。若能把西南的城墙和城墙下面的石堤加以修筑,那真是造福地方的大事。但是就是这里工程太大,当地各界年年集议修筑,都以经费不敷,不能实行。我和他们说,我们可以出人工,只须派几位石工从旁指导,我们弟兄必能做得很好。高老先生等大喜过望,当即计划修筑。一直工作了两个多月,始告完工。后来我们离开常德不到一个月,常德即发大水,水濒城头,人们立在城垛上可以洗脚,但常德终未受灾,因此地方上格外感激。

此外饮水在常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德居民,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但每个埠头都是很肮脏的。如南门外的江岸边,一只挨一只地泊着民船,洗衣、洗菜、洗马桶、倒垃圾污秽,无不在此,而人们的饮水也在这里取用。中国临水城镇,都是这样,常德自非例外。这是最不卫生的事。我觉察此事之重要,故令部队在江边筑起码头,从岸上搭跳板,凸达河中五六丈,远出污水范围,以便居民得以远离岸边汲取清水。又因江水涨落无定,乃派人专管其事,随时更张。这等事关系太大,而办理亦并不难。二十年后我因公再到常德,江边仍留旧迹,但跳板已不如从前搭的长了。

我动员部队,在地方上做这种种的事,人民都口碑载道地表示感激。其实这本不算什么。人民出钱养兵、养官,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还不是十分应该的吗?为人民做工服役,士兵们无有不乐为的,问题是在官长有没有这番心,有没有这种朝气、这种精神,以为士兵表率。若是官长暮气沉沉,根本没有此心,那自然无事可做。到了今日,许多军队进步多了,但坏的军队仍是不少。那种能消极不害人民的,就算得很好的军队;至若积极地能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的,还是稀奇少有。其实人民是最有是非的,对他们稍有一点好处,他们就感激得久久不忘了。再说士兵精力是愈练愈健旺,愈不用愈委靡,若日久闲散,懒惰成性,那不只于人民国家为赘害,而且也毁了自己。

上面都是说的我在常德二年间对地方办事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对于部队的训练与整顿,也未尝一日懈怠。那时局面动荡,政治窳败,当轴握政者只一心对内,排除异己,扩张势力,谁也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国家的处境如何危急。我在常德住着,头脑是清醒的,认识是明白的。我时时感觉我们职责的艰巨,应当随时都有非常的准备。这不是容易的,我们必须真正能耐饥寒困苦,必须具有持久的战斗力量。要做到这个,又必须人人有强健的体格。因此我在常德训练部队的方针,首先即着重于体格的训练。

自从在廊坊时成立军官体操团,此时更进一步编制成队。设种种奖惩的办法,从事严格训练。此外又扩大军佐队,凡在军中的人员,都一体参加,文职人员只有一位秘书长陈经绶(老拔贡)和一位军需官贾玉璋先生,因年老体衰,未令加入,此外没一个人可免。官军中只有受伤残废者得免,其余一体参加。军官队和军队都各佩银牌一块以为标识,由参谋处规定课目,军法处随时抽查考绩,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终一总考。军佐中有成绩优良者,得改入军官队,并令其统率队伍。他们初练时,很觉不便,日久即越练越有兴趣。那种书生气派的文职人员,不久即一个个变成粗壮的武夫,也能盘杠子,拿顶了,更好的也能在杠上打车轮了。后来每至军官会操,军佐中体操好的也选令加入。军官体操队日益扩大起来,终于军佐们全体加入,便成为军官军佐联合组成的“官佐体操团”。

各级官佐除一般的体操外,和士兵一样,也有跑栏阻等等项目。栏阻是用砖及土筑成,高八尺,厚二尺,一连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跑的时候,须一跃而上,跑过一道,又来第二道。练到纯熟时,可以用手一按,身体就跳了过去,毫不费力。这类较激烈的课目,军佐们亦都有很好的成绩。

兵士们最常练的是荷枪行军,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带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约四十八斤,不停地连走七天。那时最常走的路线,是由常德至临澧,由临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初时日行八十里,渐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经常的每月举行两次,风雨无阻。这不但磨炼体力,亦磨炼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平时多一次练习,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

常德城头皆大砖铺砌,很是阔坦,可走四路纵队而有余。除远途行军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头绕着圈子练习行军。每绕一圈约有十里。城头上空气鲜洁,远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们多乐为之。

为提高官兵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技能,特成立一个军事教导团,内分两队:一为军官教导队,一为军士教导团。由团、营、连队选拔稍通文理的军官及军士为学员。教导团以鹿钟麟同志为团长,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课目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项。最初规定三个月一班,预计一年零三个月后,全旅各级官兵即可分别训练完毕。后来提高课程标准,每期改三个月为六个月。到一九二四年,我驻兵南苑时仍继续举办,改二年为一期,一直办到十六期。故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

我部队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学,一般知识程度严格地说都很不够。但怎样才算足够,这也没有标准。最要紧的还是要普通常识丰富,多识得常用之字,故首先着重加强他们的阅读能力。这是我素来治军的注重点之一。在常德的期间,请陈秘书长和参谋刘骥编了一本军人读本,内选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古文方面,多由《战国策》及《国语》之类书中选出,今文则为梁启超等名家的作品。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阶段讲授。教授方法,一是讲解,二是背诵。因为官兵们大半已过学龄,记忆力低减,若不背诵,则过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长其阅读能力。连长以上的军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诵之后令其讲,回讲之后,再令默写。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须弄熟。规定五天读熟一篇,一月读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递加。比这个较高的,有一汉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较高对国文有兴趣者选习,亦由陈经绶先生选文,集成义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记中摘选出者,以为读本。程度较低者,除印发在浦口时所编的《战阵一补》令其熟读外,复新编军人教育一册,又编一本八百字课,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相、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地投军入伍,以谋出路。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的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原来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样文章地颁布条例,实施这些条例的实际情形,大人先生们就不去注意了。试思士兵们之投军,原多是为的救国,亦有为解决生活问题的,若三年后又复挥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后如何谋生,这种的办法,岂不是制造匪盗游民,破坏社会国家秩序的办法吗?

为试办退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我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炘为厂长。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主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似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这期间,还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幽,地方凉爽而恬静。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请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当地民众对于泅水的兴趣。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一个民族的强弱,于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关系。仁修本老先生这次表演,给予我们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还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以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一日,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就向我请假,说不干了。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干了。原来他从北京回来,经过彰德府,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彼此相熟,说了几句。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说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就回家买了数顷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宋良仲说:“你看,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怎么做人?”又说,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什么也办不通,领什么,没有什么。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和军需司、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地应酬着。他们办公,就在窑子里、饭馆里,打牌、喝酒、躺烟灯,和人家打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到了北京,没处摸门路。“你看,这种情形,叫我办什么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他说:“您若能出些本钱,让我们把枪弹领来,怕不把这批混小子揍得干干净净!”

说的时候脸红耳热,气得嘴舌只打颤。我说,只要你办得到枪弹,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办法。我给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数月,果然把枪弹领来。第一次领枪二百支,子弹四十万;第二次领枪四百支,子弹一百万。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那时在北京办事,就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间,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又起新的变化。自民国六、七年间,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主战的意见不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间,直派领袖冯国璋(冯死后,曹锟、吴佩孚、李纯等继为首领)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但毕竟裂痕宛然,实际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护法军给分的,可是他们亦竟以此为号召。皖的两员大将徐又铮和靳云鹏,横行恣纵,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握有中枢的权势,作种种扩张自己的势力,排除异己军队的活动。曾屡次向日本举行大借款,假借对德参战的名义招编所谓参战军,由徐又铮、曲同丰统率。欧战告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另外又成立了西北军,由段自兼,而由陆军部部长靳云鹏代理。其实所谓边防军、西北军,统是扩张自己,统是要使之成为段家军。另一方面则尽力消减异己的部队,始则不按期发饷,继则将饷项由十足减至八成,再减而为六成、四成。越是认真训练,纪律良好的部队,越是不发饷,以使之消灭;而那种收容土匪、鱼肉百姓的部队,反倒特别优待。这都显然是有所用心的。此外还有明害暗杀的卑恶手段,凡稍碍他们眼的人,必除之而后甘心。如徐又铮之捕杀陆朗斋将军,并不免其职,亦不宣布其罪状,糊里糊涂即把他处死。这种种做法,狰狞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将领显然感到只许他们胡作胡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当护法之战时,皖派军队在湖南屡次惨败,时赖吴佩孚向南挺进,直打到衡州。若论功行赏,湘督一席自应由吴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发表了张敬尧为湘督。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吴佩孚本人因大为不满,其他将领亦很抱不平。孙总理中山先生看透这一形势,故赠吴佩孚六十万毫洋。吴即撤兵北上,七月间即对皖派开仗。

直皖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方面是使国家吃无穷之亏,人民受难忍之苦,一些训练较好的军队,不能以之对外为解放民族保卫国家的义战,即就此轻轻毁坏牺牲,一些有良心热血的好将领,陷在夹板缝中,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摆脱。而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说是国家民族之福。这一批恶劣的军阀官僚们,若不这样地彼此残杀,自相消灭,国家将至何时始能上轨道?人民将至何时始得免于厄运?

直皖战争即在北方发生,南方军赵恒惕、谭延闿即率部进攻长沙,至此,无恶不作的湘督张敬尧始抱头逃窜。

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他用人的标准有三:一是本家,二是亲戚,三是同乡。所谓“二帅”、“三帅”、“舅帅”、“姨帅”之类,充满了督军府,布满了全湖南。湖南人有谚道:“会说霍邱话,就把洋刀挂。”实非夸张之词。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无廉无耻,无法无天,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恣意搜刮以供淫乐。所统军队,比土匪还坏,对民众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反正没有顾忌,没有约束。我在常德看着种种的乌烟瘴气,没法能够忍受,曾和吴佩孚左一电右一电地打给段先生,请他设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非为。可是我们越是说,却越使段先生怀恨,而张敬尧也越发恣纵。

张敬尧把湖南人民害得太苦太毒了,无人不对他咬牙切齿地痛恨。有的杀猪宰羊,以为劳军,等那些土匪官兵吃喝的醉了,人民就用菜刀、铁铲之类一一砍杀,往往一次杀死四五人。害民的军队得此下场,实在是应该的!

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中躲藏。张军知道,冲向那教会搜查。一位美国教士上前拦阻,乱兵即将此教士枪杀。这事传出去,激起美人愤慨,当派武力前来镇制。那美舰从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驰向岳州,显其威风,致在沿途江中冲翻了许多民船,许多无辜人民受灭顶之灾。这一方面是美舰不能处之镇静沉着之咎,但一方面也是张敬尧军所间接赐予人民者。这真是可耻可恨的事。看看人家军队保护他的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国军队不但不能保护中国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杀之,而驱之托庇于外人,又将此外人一并杀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无妄之灾祸。这样的军人,还让他高高在上地当督军,是什么缘故?只因为他是老段的学生和同乡罢了。后来闹得不可收拾了,张敬尧托他的亲戚贾凯璋来央及我,请我通过教会关系,去和美舰说话。我说:“这没有话可说,你打死了人,只好你姓张的拿命去抵!”

赵、谭先头部队到达长沙的时候,我接到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先生的一个电报,电中对我治军及为政很是夸奖,他说他已自动地致电孙中山先生,请南方军不要与我冲突,孙已复电表示同意。并把原电转给我看,叫我只管安驻常德,不必移动。我那时同萨先生并无一面之雅,竟蒙他这样热心关顾,使我欣慰极了。

赵、谭的部队当时虽然没有向我进攻,但我却不能不有所准备。因留少数在常德,其余都布置出去。南军在距离我们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监视着,各不相犯。一日,驻汉寿的冯治安报告,说该方面南军进迫,离他防地仅只四十五里,仍继续前进,恐有决裂之势。那时冯为连长,那一面防地只他一连人,我颇不放心。因令团长鹿钟麟带着一百多名手枪队,夜间开了去,天明又转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万一。有一天南军致函冯治安,说他们开来三四营人,请即让开防地,以免杀伐。冯不肯屈服,回信说,我奉令在此布防,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决不擅离防地。南军又来信说:“我们有三四营之众,你一连人恐难阻止我们前进。”冯复信云:“在我们一连人未死完以前,你们休想前进一步。”冯治安答复如此强硬,南军因即停驻,终于未敢进逼。

不久,北京政府给我命令,叫我们队伍移驻湖北。我接到命令,决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来的旧路,先到津市。那时在津市的驻军为王汝勤的第八师。我乃先发一电,将我奉令移驻湖北,取道津市的话通知他。哪知我的秘书长陈经绶先生一时疏忽,竟将此电译作明码发出。王汝勤接到我的电报,很是诧异,以为军队行动,当如何机密,怎么不用密码,倒用明码。因此判断我一定不会真的走津市,并来电问此真相。陈先生发觉此事,难过得不得了,连说“该死!该死!”立刻向我引咎辞职。我知道他是一时疏忽,不是有心之过,百般安慰他。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自己也应当分担的。”他一面还是十分抱愧,一面办事却更细心、更发奋了。陈先生为前清的老拔贡,瘦瘦的,个儿不高,学问深到,为人诚实义气,在十六混成旅与我相处颇久,给我的帮助很多。我至今想起他来,还觉得慊慊不能自释。

赵炎午和谭组菴两位先生听说我将开拔,先打电报来,继又派代表带着信,送来几艘轮船,许多湘绣,并由常德商会拨交十万元,以为慰劳我们全体官兵的盘费。我只留下轮船和湘绣,将十万的川资完全璧还,我和那代表说:

“这个钱我不能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目前虽不能按月关饷,但正经饷项还是有的。我若受了这个钱,我的良心不会宽饶我。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后,和赵先生、谭先生见了面,他们必定指我脊领,和人家说,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钱的那位冯玉祥……”

那代表姓刘,很是会说,说出许多道理来,再三再四地要我收受。我说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能从命。后来民国十六年我在郑州和谭先生见面,谭即谈及此事,说:“那时不收钱,你要留个以后见面的余地,今天可真的见面了!”说了许多过奖的话。又后来和赵炎午先生见面,他亦谈到这事。我以为“临财毋苟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立身处世的大教训。北方有句俗话说:“非分吃了人家的,嘴软;非分拿了人家的,手软。”这话真有意思。民国以来,我看见官场中的人,许多不免滥抓钱的毛病。他们抓了几把之后,有的盖洋房,住租界,不敢自由行动,时刻担心着有人绑他们票;有的抽大烟,娶姨太太,赌博上三十万、五十万地输去;有的自己纵能紧手稳步地过日子,可是到了儿子孙子身上,又像泥土似地把财产倾荡了。无论怎样,结果都是毁了自己,毁了儿孙,为害社会,为害国家。我所见的真能廉洁自持的官吏,第一个当数王铁珊先生。他为大吏数年,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廉洁,即一文钱,亦无不分明清白。他生前清苦一世,到老尤为寒素。但死后,国家褒扬他,家属发与恤金,最要紧的是社会上对于他的称誉,即此一件,铁老就够不朽的了。我曾和铁老谈过这类问题。铁老说:

“人家都说我不要钱,是矫情,是假的。确确实实是假的!钱,我确实也是喜欢的。但我读过书,我懂得为人的道理,所以我能够咬牙不要。要紧的是要做一辈子,直到我死了才止。”

这是真情挚意的话,极值得我们深思一番。我以为若是富有的人,明达事理,必定急公好义,钱越多,助益于国家社会者亦越大,那也是不朽的。否则,于自己,则滥抓浪费,于公于国,一毛不拔,那不但国家社会蒙其祸害,即自己亦必沉沦不复。

在中国,社会一般的落后,国家机构没上轨道,而旧有传统又太腐败,此等立身处世之道,必当自己严格讲究。若在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国家,那“临财毋苟得”的一条,是每个官、每个人的本分,有什么稀奇处?而且你纵欲“苟得”,又岂容你苟得呢?所以我上面这番话,不过是对中国的畸形社会而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