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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十九章 蜀道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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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古德诺发表了那篇鼓吹帝制的荒谬论文,段芝贵、袁克定以及筹安会等一批利欲熏心的官僚政客,用种种卑鄙龌龊的方法,从旁推波助澜,老袁迟疑不决的心,至此遂趋坚定。于是积极从各方面布置准备,以实现其帝制迷梦。当时全国各省之中,比较可虑的是西南方面—尤其是四川。“全国未乱蜀先乱,全国已治蜀未治”,四川政治的难以处理,盖由来已久,而此时在地理形势等方面,又很重要。老袁念此,即浱他的心腹陈二庵将军为川督,俾可远植其势力,并借以镇压西南。陈将军赴川接任,摇摇摆摆空手而去是不行的,必得有武力。因令统率三旅人同去。被指派的三旅:一是由第二镇及第五镇各抽一混成团合编而成的第一混成旅,李表臣统带,从湖北开去;二是由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改编的第四混成旅,伍祥祯为旅长,自长沙开去;三即是我们的第十六混成旅,由陕南开往。

我在陕南接到北京统帅办事处派令入川的命令,同时也接到陈将军从北京发的电报,说不日即到汉口,取道宜昌入川,指令我沿剑阁、昭化一条路线开赴川北。我接了命令,即筹备开拔。把饷项给养、子弹马匹,一一筹置好了,又因这一路尽是山道,行军至为困苦,乃按十八省地理历史歌谱编了一个“山地行军歌”,教给官兵们习唱。一则灌输他们山路行军的知识,二则“乐其形者忘其疲”,鼓舞他们的精神,使他们体会山路行军的乐趣,忘记身体的疲劳。歌词共五节,兹不赘录。

到开拔时,集合官兵,讲了几次话,以二事相约:冻死不准入民宅一步,饿死不准取民间一粟。又亲自将这两点编了一个行军问答,分发各班熟记,并详为讲解阐发。

我们这次出发,番号名为一旅,但实际上只开拔了第一混成团。何乃中所带的第二团,两营驻沔县,一营驻凤翔,骑兵一营驻长安,此时仍留原防,没有同行。

我带着一团人,从沔县动身,经宁羌、校场坝、朝天关、广元、昭化、剑阁、梓潼,以达绵阳。出沔县,走了一天,就到五丁关。其地形势险峻,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概。我到关上游览,从几个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这五丁关的名字是有来头的。据说战国时候,秦国准备伐蜀。但道路险阻,无法进攻。秦王想出一条诡计,派了使者入蜀,对蜀王说,秦有一头能产金子的牛,愿意奉献,但道路阻塞,不能运到,请速设法开路,以便献宝。蜀王为人糊涂,信以为真,乐得心花怒放,即日征募百姓动工修筑。左右力陈弊害谏阻,蜀王全不肯信,反把他们看成坏人。这条路一直修筑了好多年,全蜀百姓,被征服役,死亡殆尽,及到道路修成,只剩下五个壮丁。秦王即由此路从容进兵,灭了蜀国。而这个关,因即命名为五丁关,留下一个血腥的纪念。我听了这个故事,非常地感触。权力者为了私人的财利,弄得昏头昏脑,甚至不惜肆意迫害人民,以遂其迷妄之愿,结果祸及国家,而自己亦同归于尽。这种事例,自古及今,举不胜举,真叫人痛心。也许有人会笑蜀王,说他竟相信一只假金牛,未免太傻。其实一切置人民国家于不顾、只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的欲愿,哪一件不是像想得到假金牛而为敌开路一样的愚妄!我觉得不必笑蜀王,还是笑自己的好。五丁关的故事,虽只是一个传说,但所含的教训,实在太大了。

到了宁羌县,看见附近一带的山坳里,都架着一种二寸径的木橛,在山沟里,一边三四里地都这样。问本地人这是做什么用的,回答说是制白木耳的。这里白木耳出产甚富,可是并不能运销到外国去。我只是可惜着那些树木,像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没有成材就被斫断。若是让它长成大树,可做栋梁,可做器具,多少有益!如今这样的砍伐锯断,未免太可惜了。

到了校场坝,队伍休息了一天。那时正在仲夏,田野一片青葱,风光至为宜人。我们全体官兵,一律住帐篷。在这样的大自然中幕营,委实有趣,自官长以至士兵,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着欣悦愉快的笑容。校场坝以西,万山围绕,田地都是位置在山腰上,夕阳反照着犁田的农人,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放大着嗓子高歌,十分自然,十分快乐,没一点拘束或愁苦的样子。我至今回想,还记得很清楚,而且受感动。山涧中的清泉,潺潺缓流,娇脆的鸟声和粗朴的牛鸣应和着。到了这样的境界,使我把一切的烦恼,顿时淡忘。我不禁欣羡地想着,百姓虽然终年穷苦,生活不如牛马,但这伟大可爱的自然,却未尝不能给他们以安慰。因又想到,他们自食其力,良善做人;我们食其食衣其衣的军队,若不为他们做忠诚的奴仆,为他们争自由谋幸福,那不但对不住眼前这些勤苦同胞,就是看看那些犁田的耕牛,也应该觉得大大可耻的。想到这里,我又从出世之想,重复回返到纷纭的现实世界中来—我一路不管是步行或是乘马,总是这样地暗思默想,没个停歇,总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做一番有益于人民国家的事业,那不如赶早放下枪杆,跑到山里来过放牛种田的生活为好。

不久,就过朝天关,又高又陡,“朝天”两个字,的确可以形容它的形势。过此即入广元县境。广元是川北的锁钥,在嘉陵江的左岸,地方富庶,人烟稠密,穿的用的,吃的住的,种种风尚习惯,都与关中大大不同,渐渐可以看出四川的特殊风光来了。比如人们出门,多是坐轿子,且常见轿夫以及他种苦力在小馆子中大吃粉肉。劳动者有这种享受,在我们北方是极其少见的。在保定府,即使富有的人家,也只得在喜丧年节的日子才蒸米粉肉,而且只限于招待贵宾而已,普通人家还是吃不着的。一九一一年我到景县招兵,偌大一个县城,只有一家半肉铺:一家是经常的开门,另一家隔日一开市。像广元这一带,每个镇上,都有二三十家肉铺,真是闻所未闻的了。

从昭化到剑阁,很有几天的路程。葭萌关地极险要。三国的时候,蜀魏用兵,屡次在此,实为战略上一个重要的地方。但《三国演义》上常写蜀将在此骑马,有“飞马而上”、“飞马传言”之类的句子。我上上下下细看了一番,觉得拉着马走都不容易,怎么能够“飞马”呢?恐怕是不可能的。可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不错。过葭萌关,沿途万山重垒,浓荫满地,走一处比一处险峻,到一地比一地秀美。放翁的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这一路上,都可以领略这种境界。剑门关是一条绝路,陡峭如壁,好像用剑砍削而成的一样。顶上有一个门。“剑门”之名,想即由此取义。从远处望剑阁,是一片盆地,四围高亢,中间突然凹陷。当年诸葛武侯,计擒张郃,大概利用的就是这个地方。

剑阁附近有许多名贵的碑。我想到此一次,机会难得,很想拓些下来,作异日的观摹。因问军中谁会拓碑,结果是石友三去了。拓了一整天,每种拓了两份,一份分给目兵官长临摹,一份我自己留存。有几种是坊间少见的,可称珍品,可惜现在都散佚无存了。我在剑阁城里观玩,见某祠堂中有一尊铜像,颜色鲜明,像是新建立的,询问当地老百姓,才知道这是一位县官的像。很久以前,这县官在此任上,为人严明清正,不妄取民间一文钱,不浪费民间一滴汗,人民无不感戴。他卸任以后,百姓集资建立一尊铜像,纪念他的德政。不料不久之后,新来了一位县太爷,和前任县官正好相反,无孔不钻,见钱就抓,衙门内外,一应执事人员,统统用的是他的乡亲本家,狼狈为奸,无恶不作。刮了百姓的地皮,吸了百姓的血汗,犹以为不足,更把县衙门前面祠堂里的那尊铜像也毁掉,送到铜器店里铸成茶盘、水壶、香炉、烛台一类的家庭用具,据为己有,却另外塑了一尊泥像,放到原来的地方去。后来因他贪赃枉法,被参革职,拿问下狱,判了死罪。人民愤恨其贪鄙,怀念前任县官的廉明,于是把他家里的香炉、烛台等等又统统送到原来的那个铜器店里,重复铸成了崭新的铜像,安置原位。就是我所见的这尊铜像了。这事给后人绝大的教训。一般贪官污吏,往往以为百姓蒙懵愚昧,可以恣情胡为地去欺压他们,鱼肉他们,一点不用顾忌。却不知百姓其实是至公至明的审判者,是非清楚,善恶分明,一丝一毫不容你欺蒙做假的。无奈他们在黑暗的政治之下,使不出自己的权力,只有把冤苦埋在心里,暂时不敢和你争较罢了。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报复的。你有一分善,他们感谢你这一分善;你有一分恶,他们就报复你这一分恶。你以为他们懞懵愚昧,其实懞懵愚昧的还是你自己。在这种地方,我们政府应当相信百姓的公和明,授予他们以应有的权力,同时扶助他们,严格地执行法律,拿办贪污。果能如此,则民间疾苦,解除了大半,中国的社会必飞速地进步。孙总理为什么要提倡民权?为什么把民权列为三民主义之一?因为他深切感到了人民在黑暗吏治下的痛苦,因此民不聊生,国势日弱。我们三民主义的政府,应当拿出大刀阔斧的精神来,努力实行民权,大大地把吏治来洗刷一下。否则民生主义、民族主义,都是不容易实践的!

从剑阁出发,好多士绅,替我送行。这一路,每经一县,县官或本地士绅,都要客气地应酬我。有时送一桌酒席,有时送些礼品。我都诚恳地一一璧还,概不收受。有的人明白我的意思,是不忍骚扰地方;有的人却以为我是嫌他的东西不好。做事真不容易。若是一方面喜欢应酬,一方面也乐于接受,反倒好了;若是一方面要应酬,一方面则觉得不应该如此,拒而不纳,就不免受人责怪,以为不近人情。我是觉得这是官场恶习,若不及时革除,一任其积非成是地习沿下去,国家到何时才能走上轨道?这虽是小事,但谈改革,正要从小事上着手的。因此我宁愿被人家见怪,也不肯对人家随和。

在这里,有一位朋友王弼臣先生买了一部书赠给我。书名《十三峰书屋》。作者姓李,原是曾文正公的幕府人物,曾为湖南泉台。他是本地人,因其家宅附近有十三峰,故以名书。书中文章诗歌以及信札奏稿各件都有,内容很丰富。尤其是关于洪杨革命的记述,极有作为史家参考资料的价值。后来我又另外买了几部,留存起来,可惜现在都已散失了。这里过去,一路数百里,都是四五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柏树。百姓传说,这些树都是张飞栽种的。其实并不是,原是一位李姓县官栽的,有些地方的人民,对这县官更崇拜之如神明,尊他为玉皇爷的外甥(名字叫李二郎)。那些柏树,每棵都有号码,地方上并且组织了一个保管委员会,专负保护之责。

到了梓潼,益发看出四川的富庶,任何乡村城镇,都显然比北方的殷实得多。有好些村镇,比北方的县城还要发达。这里有一座文昌帝君庙,住持的老道,印有一种所谓《文昌帝君劝世文》,赠送游客,以散播其愚弄人民的毒素。庙旁有一个洞,据说深有四十里,文昌帝君常常骑着驴子从这儿进出。全是那老道编出来的谎话。从梓潼到绵阳,得渡过涪江。涪江右岸,全是石灰打成。沿着江岸,每隔一段路,置一头铁牛。我不懂铁牛有什么用,问当地老百姓,方知这叫做“镇江牛”,和供龙王一样,是为防水患的。这都是因为民智不开,科学不昌明,人民在无可奈何中的一种自欺自慰的办法。若能根据科学,大治水利,他们哪会做这种可笑的勾当呢?绵阳的光景也和梓潼差不多,到处熙熙攘攘,一片热闹气象。我们的队伍到了这里,已算到达了目的地,当另拨了一营人开驻罗江。

罗江附近有个落凤坡,形势奇险。三国上的记载,当年庞统取西川,就在这儿中伏,送了性命。我特去前后左右细看了一回,觉得在这里埋伏,实在再适宜也没有。我深感伏兵效用的伟大。我们学外国战术,关于伏兵的战术总是说得很简略,只将“诱伏”、“待伏”两种稍加叙述,既没有详细的论说,也不举实际的例证。其实自古及今,兵家以伏兵制胜者有多少!只要运用得当,没有不奏奇功的。自己常有意思将中外历史上以伏兵制胜的战绩,一一辑录出来,集成小册,公诸世人。但因生活忙迫,一直没有着手,最近才抽暇及此,大约即可出版问世了。

我到绵县的时候,陈将军已经到了成都。这时来一电报,命令不许向商会要床要椅,免使地方不安。我看了这电报,简直莫名其妙。这话对我说,哪里安得上去呢?我回也说,我们军队不但没有向商会要东西,就是一根草也没有白用民家的。原来陈将军到川,就暗派了许多侦探密察,四出调查。那些探子多半是些不学无术、无行无品的家伙,每到没有事情可报,就乱造许多谣言,诬陷别人,搪塞差事。侦探的设置,原是不可少的,但弊病很多,不可不小心。最要紧的是要与他们以政治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主义服役,为国家为人民做警卫,决不是替任何个人做鹰犬。自己所担负的是重大而光明的职责,决不是用一些鬼蜮伎俩去陷害别人。如此,为他们打下根基巩固的正确政治观念,方可胜任称职。否则,若是滥用人员,鹰犬蓄之,那受害的岂只无辜的好人而已?我们队伍到此,饷项发生了问题。我们原是由陕西领饷,现已入川,陕西方面,不答应再发,而四川当局则认为军队刚刚开到,不应马上就向这边领饷。两方面都推脱得干干净净,使我无法维持。后来费了许多交涉,陕西方面才答应仍由他关饷。但长安到绵阳,迢迢千里,这里派了人去押运,全用骡驮子,走的是小路,一路大风大雪,时刻提心吊胆地防护警卫着,多么困难?多么危险?若是就近由四川发给,极为方便,绝无这些麻烦。这都是政治不统一的弊病,言之可恨。但我的难题,总算解决了。

绵阳一年有一度兴盛的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四乡的百姓,都争着把丝茧送入城中求售。我常在四城的近郊散步,看见那些挑茧的百姓,一个连一个,连成四五里长的行列。东门外如此,西门外如此,南北门外也无不如此。百姓都穿着自家织的蓝布衫裤,赤脚草鞋,极其朴实整齐。他们担着的茧,百担之中有八十担是嫩黄色,如金子一样,其余是纯白色,如同银子。这样整齐素洁地走动着的行列,已经使人看了就油然生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美感,再加上那一片绿色的田原山野为其背景;嫩绿的稻秧,如茵的芳草,浓密的松柏树林,两相掩映衬托,上面照着和煦的阳光,越发显得明丽鲜洁。这是在别处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听说那时候,这里每年产丝额在二百几十万元以上。如今人造丝充斥市场,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想来四川的丝业,也一落千丈了。

这里人民对于封粮的踊跃情形,也是我见所未见的。一天,我看见满街上尽是乡下来的百姓,城门口尤其显得拥挤。我看见这种光景,不知道是什么事。各处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来封粮的。我更觉得奇怪,他们对于封粮,怎会这样的热心呢?索性到衙门里看个究竟。县衙门口,挤满了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有,人山人海地壅塞在库房前面。每人一手握着一个钱包,另一手拿着粮票,争着向上面递交,大有唯恐交不及的样子。我在保定府也看见过人民封粮,哪有这样的情形?那里的规例,是敲锣催粮,催一次,又一次,最后嚷着说:“限期只有三天了,若是还不去缴,就要纳双份儿了!”但百姓还是佯而不睬。两地人民经济的不同,从封粮这件事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看着绵阳这种情形,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他们这些淳朴的良民,终年穷苦着,用自己的滴滴血汗,换来一些收入。日常省吃省用,留下钱来,一到纳粮的日子,就这样热烈地拿出来奉献政府。国家规定人民有纳粮之义务,他们勤勤恳恳地尽自己的义务,丝毫无负于国家。人民如此,相对的另一方面,使我想到官吏。人民为什么要纳粮?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血汗钱,献给政府?无非为的给政府去养官、养军队,叫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强盛安乐,使社会一天天地发展进步。但是我们的官和军队是怎样干的呢?他们想到人民的托付没有呢?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呢?……中国百姓的好(兵也是好的),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只是中国官吏的坏,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百姓一样的苦做苦干,恪尽职责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良心太坏,一是学识能力太坏。有学识能力,而无良心,固然不行;只有良心,而无学识能力,也一样的不行。但他们为什么无良心无学识能力呢?这也有两个缘故:一是社会风习害人不浅。官,本也有好的,可是在腐恶的环境下面,慢慢地也就像白布掉在污水坑里,变得又脏又臭了。因为若不同流合污,他就站不稳脚跟。二是自己不长进,不努力。习俗固可移人,但只要自己有硬骨头,站得住,立得稳,不肯随俗浮沉,也还是可以砥柱中流,做一个好榜样的。我们中国好官太少了,坏官则太多,结果好的不是被坏的染了,就是被坏的压了。我们做官的,带军队的,应当多看看百姓的情形,不然,永远不会知道惭愧的。

我们驻在绵阳,经常的工作,就是训练。这期间,绵阳西北安县境内,啸聚了几百土匪,匪首名叫陈宏韶。陈将军据报,派令我带队进剿,我就组织了一个混成营出发。但等我们到了安县境时,土匪已经窜到一个山岭里去了。这时我带的地图,是参谋本部从日本办来发给我们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既极粗略,又不正确,简直不能用。(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所以当前紧要的问题,就是找一个精确的地图,以为进军之参考。不想找来找去,全安县城里,竟找不出一张。后来听说当地的一个圣公会里有地图,我就去借。那牧师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安牧师,年纪约有六七十岁,白发苍苍,满脸挤着鸡皮皱纹。寒暄一会儿,我就向他说明来意。他听了我的话,很是踌躇,耸一耸眉毛,迟疑了半天,想想无可推托,才勉强拿出地图来。一共是两张:一张是英文的,一张是中文的。我不看则已,一看真吃惊不小。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详细注明。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入口、河流,也全都详尽无遗。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原来四川毗连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可是我们并不注意。许多圣公会,其实不是人民的教育,它们做的不是传道的事,另外有任务的!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啸聚安县境内的土匪,都是本地人。一经军队搜剿,就溃窜四散,无形中消灭了,队伍即开回绵阳。我自己没有在绵县停留,直赴成都去见陈将军。沿路经过回龙基。相传从前唐明皇以安史之乱,避难到蜀,行至此处,得到克复长安的消息,当即回銮,此处因以得名。沿途看见许多河川,都是从灌县开出来的,那些河川,都是一般的阔(约有百步),一般的深(水涨时深约四五尺,浅时也有二三尺深),一般的距离,一般的石板桥梁,显然都是人工开凿的。因为灌县的水,若是任它从一支河倾注下来,必易酿成水患。这样开浚成为许多川流,反得水利。打听土人,据说也是那位在剑阁附近栽种大柏树的玉皇爷的外甥李二郎的功绩。其实也是一位姓李的县官开的。民为邦本,本国邦宁,要人民安乐,先要让他们衣食无缺。人民的衣食,全靠田中的收获。要收成好,先必防范荒歉。因此开浚河道,注重水利,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这位县官能见及此,切切实实地替人民办了这种伟大的事,真是了不得。可见中国的官吏,有很好的榜样。我多年以来,即想努力于水利。曾经鼓吹力行,不遗余力。可惜成效总不大,至今犹耿耿在心,不能一刻去怀。

到了成都,即晋见陈将军,报告这次剿匪的经过。当时陈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神情很是淡漠。过后才有人告诉我,说在我见陈将军之先,已有人捏造谣言,报告陈将军,说我这次剿匪,完全失利,并说还丢了十几支枪,说得像真有其事一样。我听了觉得好笑,但同时也感到人心的阴险,官场应付的不易。原来这种事在成都陈督军的左右是家常便饭。一则陈将军耳朵软,不识人,不信人,派布的密察太多,你一嘴,我一舌,弄得自己糊里糊涂了。二则陈将军从参谋次长,忽然升为督军,手下没一个干部,所用人员,西洋留学的,东洋留学的,皖系,直系,各派杂色的文武官都有,意见迥不相同。他们为要得官,向上爬,只有钻营弄弊,陷害别人,自己挤上。于是饰无为有,指白为黑,什么鬼蜮伎俩,都使出来了。被报告的人,不是灰心丧气,从此不再认真干事,就是到督军署里去和那一批大人先生请客打牌,以为拉拢。因为不如此,诬陷将源源而来,没个了止。做主官的在此等处最须细密清明,不可偏听,而当兼听,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至于被报告诬陷的人,当坚持不移,守正不阿,只要自己拿得稳,什么谣言,都不必顾忌,久之自有皂白分明的一天。

我在成郁,曾到武候祠逛了一次。成都的街道,很是狭窄。士绅出来都坐轿子,那种轿都有拱变很高的抬杆,巍峨堂皇,完全官僚气派。我所见的朋友,没官气的第一个要数刘杏村先生,那时他在督军署任总参议,顶个空名,毫无实权。陈将军为要得老袁的信任,凡是稍有革命色彩的人,不管学识能力如何,一概摒而不用。参谋长一职是济南人张联芬充任。陈将军住古皇城,孔繁锦替他带卫队,是带的参谋部的卫队。又晤见张之江,他原是随陈将军入四川的,为上尉差遣。他和我深谈成都的情形,官吏之间,天天争权夺利,总要把人家攻掉,自己升官。军队纪律很坏,懒惰、赌博,成为风习,官长对士兵,过于放纵。在长沙接到命令,大家都不愿意上四川,一路上骂街,无法约束。他说像这样地闹下去,必定没有好结果,要求到我旅中做事。张之江为东三省讲武堂毕业,习骑兵,在二十镇为马队三张之一。他为人有胆有识,一腔热血。他说出他的意思,我立刻表示欢迎,不久即任以上尉参谋之职。

八月中旬,四川划分五大清乡区,我担任川北一区,共二十余县。我们的队伍接到命令,正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四五十岁的汉子,姓何,名叫何鼎臣的跑来见我。他原来是个土匪,因为聚赌得罪了人,有人来我处告发他。他听说,赶忙跑来自首。见了我双膝跪下,将他过去以及现在的情形,据实说了一番。我对他说:“过往的事,我不追究。现在你既然来自首,我自然不办你了,只要你从此自新。”于是好言慰勉了他一番。这出乎他的意外,非常地感激我,并诚恳地要求帮同我们军队出发清乡。我见他满脸都是刀疤,气度淳朴豪爽,斯文有礼,决不像个鄙恶横行的人。仔细调查,才知道他原是个富有的人,自小读书,只因地方土匪猖獗,屡遭劫掠绑架,家产弄光了,无可奈何,遂愤而加入匪伴,以图自存。我查明了这些底细,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是本地人,又是土匪出身,在清乡的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不仅能给我们解除在各地所遇的种种困难,同时地方的实况、百姓的隐衷,他也随时随地详细说给我听,使我有所参考。至于侦探匪情、向导道路,自然更尽力不小了。此是后话,下面还要提及的。

清乡的路线,是由绵阳出发,先到梓潼,再由梓潼到阆中。我分了一连人开赴广汉驻防,一混成营分驻罗江等地,排尾等留守绵阳,其余都随同出发。从梓潼到阆中,若绕顺庆走大路,约有五百里路程;若走山径小道,至多也不过二百里,两路相差一倍多,因此我决计走小道。不料这条路山太高,路太窄,简直是蚕丛鸟道,一路乱石错杂,崎岖难行。尤其我们带了两尊山炮,更觉吃力,我们行军,原以地图为准则,但地图不精确,怎么慎重仍不免出错,吃很大的亏。

阆中的风土人情,同绵阳相比,显然不同。这里居民大多节衣缩食,努力劳作。绵阳那种奢逸的情形,这儿是看不到的。最可喜的是阆中的妇女,很少有缠足的,乡间亦是如此。她们走起路来,胸部挺直,姿态雄健,和男子一般地参加生产劳动。

阆中的古迹,有张飞墓,很是高大。墓前建有张飞庙。大殿堂皇雄伟,盖有黄色的琉璃瓦,栋梁柱础,都很坚固。大殿前檐下,躺着两根已经腐朽的旗杆。据说这旗杆,原来是竖在庙门两旁的,不久以前,被风刮倒了,百姓崇拜张飞,想着这两根朽木里面,还有他的灵迹,因此不敢任意丢弃,把他移置保存起来。好吃懒做的老道,就借此发财,造出谣言来,说这旗杆的木屑,可以治百病。居民信以为真,纷纷前来进香,求取木屑。我在这里凭吊了一会,想起张飞的生平,不胜感慨。张飞勇武忠义,殊足为我们军人效法。但他的鲁莽暴躁,也正是一般军人所当引为警惕的。他因他二哥战死麦城,找裁缝来做孝衣,限令三天做成。裁缝无法从命,又因醉后鞭打士卒,使士卒变心,和裁缝勾串,送了他的性命。张飞之死,一是害于暴躁,二是害于酗酒。可见当军人的,忠勇而外,必须有智谋,否则是不够的。所谓火热的心、冷静的脑,缺一即不能成功。至于酗酒,军人尤当严戒,这是败事的祸根。

我到阆中第二天的晚上,接到陕西方面寄来的拥护老袁做皇帝的电文。接着成都方面,也陆续有电报来,征求我的同意,要我参加签名。我看那电稿上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电文是请愿老袁做皇帝,没一句不使人肉麻、愤恨。那时士农工商各界,都像演傀儡戏的一般,发动了广大的伪请愿运动。我这次出来清乡,虽然仅仅带了一个混成营,力量极其渺小,但我总不甘违背良心,来附和这一逆行。看过电报之后,我对自己说:“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随即集合官兵伙夫,痛快淋漓地讲了一番反对帝制的道理。最后我说:“他们要我在电稿上签名。这无耻的勾当,我决不能干。但我们处境险恶,我们每一个人,从此都当益加振奋。”讲完话,我就把谢绝署名的电报发出。过不几天,王士珍领衔,拥护老袁做皇帝的通电,就发表出来了。在这个通电里,除了我没有列名而外,其余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一个也没有漏掉。其中蔡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时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无法脱身。这个通电,如今在民国史料书册上和当时报纸上还都保存着,读者可以翻出来看看,很有参考的意义。

我自滦州起义失败,一直到十六混成旅的建立,虽然不敢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地苦干着,但我想到滦州起义的先烈牺牲了不少,侥幸我没有被杀头,仍然活着,我不能不奋发努力,以达志愿。数年来,我没有一天不为滦州死难的朋友痛悼,没有一时一刻不为国家的前途焦心。这次我之谢绝署名,接着促请陈二菴将军独立讨袁;以及后来民六的反对张勋讨伐复辟;民七的停兵武穴,通电主和;十三年首都革命,欢迎孙总理北上主持大计;十五年“九·一七”,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统统是这一精神一贯发展下来的结果。不明白我的人说我矫情,善于倒戈,甚至骂我标新立异,骂我为活妖怪。在当时,我一句都不声辩,到了现在,我更用不着声辩了。

身负革命任务的人,个人的毁誉得失,都不必计较,要紧的是历史的功过,我们丝毫也不可放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