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谓上中阶级的人，一向都是有名有号的，除了名号之外，还有许多别号以及小名等等，如果一个文人，更有许多的笔名。我的最初的名字，唤作清柱，这个名字，是姻伯姚凤生先生给题的。原来我父亲的名字是应埙，号韵竹；我祖父的名字是瑞瑛，号朗甫；而我曾祖的这一辈，是“大”字辈。大概是我父亲请凤生先生为我题名时，说出了辈行，凤生先生便拟定了二十个字，成了四句五言诗道：“大瑞应清时，嵩生岳有期，………”当我小时候，还能很清楚的背出这四句诗，现在却只记得上面十个字了。
为了这个排行，在我一代，应得是用“清”字辈份了。至于那个“柱”字，大概我的八字里缺木的缘故，因此在名字中要选一个木字偏傍字了。但是这个“清”字，是当时的国号（大清国），底下不可乱加什么字，于是题了“清柱”两字。我们这位姻伯，是不是祝颂我将来成为皇家栋梁的意思，总之是出于他的好意是无可疑的。所以我自从上学起一直到进学止，一直用了这个名字，从来没有更易。
到了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看看新书，渐渐有了一点新思想，又发生了一种民族意议，感觉得现在统治我们的一个异族，而种族革命的呼声，又在呼唤我们的青年。我那时就感到我这“清柱”两字的名字不妥当，朋友们问起这两字有何意义，是否真要做皇家栋梁？令我惭愧，于是我便毅然决然的自己改名了。
在从前，已入学的人，要改换他的学名，也有点小麻烦，而在学署里也要花些手续费，这是为乡试会试起见。我可不管这一套，便自行主张改了。我读“论语”，有两句道：“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我觉得这“毅”字可用。因为我自己觉得对于求学处事，都缺少毅力，用这个毅字为自己警惕之意。起初我想改单名，大家说不好，因为我上有一姊，排行第二，而苏州人的土音，二与毅声相同，例同张三李四之类。于是又想改为“君毅”两字，但君字用于号者多，用于名者少，觉得君字不及公字大方，而且我们祖先有位包孝肃，是妇孺皆知，大家都称之为包公的，因此也就用了这个“公”字，定名为公毅。
当时的名片，并不流行那种外国式的、雪白的、像云片糕似的小名片，而是大红纸的大名片。因为那时，红是吉祥的颜色，白色是忌讳的。那种名片上的字，常常请名人名书家写的。我改名以后，就请我的谱弟戴梦鹤，写了一个是魏碑的，到后来，也曾经由几位名人写过，记得请张季直写过一个，请章太炎写过一个，木刻都精工。最后还请狄平子写了一个，他做了锌版送我，那时已经不大流行老式名片了。后来老式名片渐行废弃，我这些名片木戳，都不知丢往那里去了。
谈起名片，颇有许多趣事可述：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曾有集藏名人名片之癖。先集状元的名片，现代人如洪钧、陆润庠、翁同和等，我都有了，先代的也觅得两三张（张謇那时尚未中状元），至于榜眼、探花，苏州就可抓一把（我还有张之洞的名片），翰林更不必说了，总共也收集到近百张呢。这个东西，后来我迁居上海，一古脑儿送给一位朋友了。
再说：当时的风气，凡是一位新进士、新翰林，初中式时，出来拜客的名片特别大，本来七寸的名片，放大至近尺。而名片上的名字，则亦顶天立地，费念慈这个“费”字，足有两寸多。到后来，慢慢缩小，到授职编检，已缩小许多，至出任疆吏，就和寻常一样了。但有一可笑的事，苏州的妓女，也用大名片，竟与此辈太史公看齐。我们坐花船，吃花酒，召妓侑觞，她们照例送来名片一张，请爷们到她那里坐地。这个风气，最先也曾传到上海，我曾得到林黛玉的大名片一张，简直与那班新翰林者无二。
最坏者藉名片为招摇、需求、欺骗、威胁之用。就小事而言，苏州有各处私家花园，虽然开放，亦收门票，但只要某绅士一张名片，可以通行无阻。或介绍一个佣仆，或为亲友说情等等，这名片亦有用。大之则所谓不肖子弟，仗其父兄势力，用彼父兄的名片。招摇撞骗，向人欺诈。那些结交官场的恶地主，动不动说：“拿我片子，送官究办。”以威吓乡下人，这名片的为害烈矣。
我的话不免又支蔓了，我将叙入正文：有名必有号，自古以来，中国上、中阶级的通例。至于下也者，不但无号，抑且无名，就以阿大阿二、阿三阿四叫下去了。我在十五岁以前，是并没有号的，还有，一个人题他的号时，总与他的名有关联，古今人都是如此。但我若题号时，必与原来的柱字上着想，又是什魔栋臣、梁臣之类。可是我的号，并未与名有联关，这个号，倒是我祖母提出的。其时中国有一种风气，往往在他号中，有他祖父号中的一字，而加以一“孙”字。譬如他的祖父的号是云伯，云甫之类，他的孙子，便可以取号为云孙。为了我的题号，祖母笑着说：“他的祖父号朗甫，就取号为朗孙吧。”祖母不过因为怀念祖父，随便说说，并不是要决定如此。但后来没有另取一个号，我就把祖母所说的朗孙二字，随便用用，不知不觉，便成为我固定的号了。
中国人的命名，于他们的宗族，是大有关系的，如用名字排辈行，不容紊乱。兄弟间则以伯仲叔季为次序，古来就是如此，传至于今，仍复如此。除以承继其祖取号者，亦有承继其父取号，譬如父号云伯、云甫者，其子号少云，幼云者，不计其数。这是宗法社会，不独中国，外国亦有此风，不过他们的姓名，很多鲁苏，不及我们的简捷耳。
我的小名叫德宝，现在已经无人知道了，这也是，祖母所题的名字。当时我祖母及父亲、母亲并其他尊长，都呼我以此名。平辈中长于我的呼德弟、宝弟，幼于我者呼德哥、宝哥，佣人们呼我为德宝官（苏俗：对儿童的尊称，不论男女，都呼曰官），稍长，即呼为德少爷、宝少爷，但宝少爷三字较顺口，在我十二三岁时，凡我的女性的长辈，都以此宝少爷三字呼我。我记得读“易经”时，有两句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我便写下来，做了我小名的嵌字联。
这年“天笑”两字的成为笔名，也是出于随意的，到了后来，竟有许多朋友，不知我的原来名号，只知道是天笑了。最先用这个名字时，还是在译“迦因小传”时，用了这个笔名叫做“吴门天笑生”，在那时的观念，以为写小说是不宜用正名的，以前中国人写小说，也是用笔名的多，甚而大家不知道他的真姓名是谁，要探索好久，方才知道的（其时同译的杨紫驎，他的笔名是蟠溪子）。
有人问我：这“天笑”两字，有何意义？实在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随便取了这个字罢了。我当时还有许多笔名，不过这只是许多笔名中之一而已。只记得子书上有一句“电为天笑”，那是好像一句非科学的哲人的话，而诗人又常常引用它。要是从前人的诗句上，我也可以找得出这两字可以联合的，最先如杜工部的诗中，有两句道：“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近人如龚定庵诗句中，有“屋瓦自惊天自笑”的句子，谭嗣同也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句子。我只是腹俭，徜真要检寻，古人诗中，关于此两字的，恐怕还多。但这也不过牵连附会而已，实在说来，都与我这笔名无何关系。
我最初用的是“吴门天笑生”，共有五个字，后来筒笔一些了，只用“天笑生”署名，仅有三个字。再到了后来，便只署“天笑”二字，及至后来到了上海的时报馆，常常与陈冷血两人写极短的时评，他署一个“冷”字，我署一个“笑”字，这是从“吴门天笑生”的五个字，缩而成为只署“笑”的一个字了。
当时我有不少的笔名，后来都放弃，这也是文人积习，自古已然。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别号，唤做“包山”，我自己姓包，而又叫做包山，这不成为包包山了吗？但古人早有其例，如大家所知道的文文山等，我也算是仿古。以包山为号的，古人中有位陆包山，他是著名的画家，但不姓包。包山并不是没有这个山的，属于苏州的太湖中洞庭东西两山，那个西山，就是名为包山的，因为它是包于太湖中间的意思。我用包山两字作别号，在结婚那年为最多。因为我这位新婚夫人，她虽然原籍是溧阳，但是生长的地址则在洞庭山。有一位画家任君，还为画了一幅“包山双隐图”，而我的谱弟，为我写了一个木刻封面“包山书简”，是北魏体的。
我的笔名之多，连自己也记不起来了，什么轩馆缕阁之名，恐怕也都用到。只有两个，到老还是用着，一个叫做“秋星阁”，一个叫做“钏影楼”。有时写点笔记之类，常是写着“秋星阁笔记”，或是“钏影楼笔记”，有时我高兴写日记起来，也是写着“钏影楼日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