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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友鲁迅印象记》二 致死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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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虽经医师给了好几回警告,他却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谁都知道肺病是必须安心调养的,何况他自己是懂得医学的,但是他竟不能这样做!本年四月五日给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劝他节劳调摄。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见他气喘未痊,神色极惫,瘦削不成样子,才知道这病势严重,极为担心,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六月初,景宋来信云病体已转危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确乎已渐恢复。医师劝他转地疗养,我便竭力怂恿,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有云: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尔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云:

贱恙时作时止,毕竟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病势拖久,原是极可忧虑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一卷二期),中间有记述D医师诊断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再检视两年前他的手札,如云:“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优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十二月九日)话虽如此,其实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过劳而加剧罢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终不能优游,直到临死的前日,还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赶快做”。呜呼鲁迅!不幸而有此病,带病奋斗,所向无敌,而终于躺倒不起者,我看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心境的寂寞

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试读他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集外集·彷徨》),“惯于长夜过春时”(《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就可想见其内心含着无限的痛苦!又读他去年的一首《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凤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俯仰身世,无地可栖,是何等的悲凉孤寂!

二)精力的剥削

他的生命是整个献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诗可说是实践到底,毫无愧色的。可是我们的同胞没有让他能够好好地整个儿贡献,倒是重重剥削,各各脔分,有许多人都争着挖取它的精神的一分。有些书店老板借它以牟利,有些青年作家借它以成名。还有,他的生前和死后,版权毫无保障,翻版或偷印本层出不穷,单是一本《南腔北调集》,改头换面的就不知道有若干种。自政府以至人民,自亲朋以至社会,有谁曾经保护过他点什么,赠给过他点什么?毕生所受的只有压迫,禁锢,围攻,榨取。……譬如一池清水,这个也汲取,那个也汲取,既没有养活的源头,自然容易枯掉。

三)经济的窘迫

他的生活只靠版税和卖稿两种收入,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购买印行图书等费尽出于此。但是版税苦于收不起,卖稿也很费力,只看那《死》中的一句云:“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便可窥见他的隐痛了。在日本,虽有几个杂志社很欢迎他的文章,酬金也颇优,只是他不愿意多写,必待屡次被催,实在到了情不可却的时候,才写出一点寄去,因为他自己知道文章里免不了讽刺友邦。例如《我要骗人》的末尾有云: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我到后来才明白: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所以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多半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