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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友鲁迅印象记》一 三十五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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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一九〇二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后的略历如下:

1902年—1904年夏 弘文学院预备日语

1904年秋—1906年春 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1906年春—1909年春 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

1909年春—1910年夏 归国,在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及化学教员

1910年秋—1911年冬 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师范学校校长

1912年春—1926年夏 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员,同年夏部迁北京任科长佥事,一九二〇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1926年秋冬 任厦门大学教授

1927年春夏 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1927年秋—1936年10月19日 在上海专事著译

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人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市一册,以为纪念耳。

到了九时,我要去上京沪夜车了,握着这版画集告别,又欣喜,又惆怅,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送我下楼出门,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字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