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的最后的哀呼里，曾说：
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Ural-Kusnetsk）。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
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二十四年（1935）七月——“我们的乌克兰”已是十分危急了。华北是中国的重要富源，是供给全国工业原料和工业动力的主要区域。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占有全中国百分之五十六的煤矿储量，是世界煤矿最富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是“我们的乌克兰”。一旦华北落在敌人的手里，长江下游以及沿江沿海的工业就都没有煤烧了！
那个时候，政府正在利用中英庚款的借款，努力完成粤汉铁路中间没有完成的一段。当时参预设计的人们——在君与咏霓都在其中——正考虑粤汉路全线的煤的供给问题。万一华北不能保全了，万一平汉铁路不能继续运煤南下了，这个煤的供给问题当然是最关紧要的了。
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君决定自己去湖南考察粤汉路一带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他特别注意湖南湘潭县谭家山煤矿的储量，因为那个矿是“沿粤汉铁路唯一的重要煤矿”。但根据以往调查的报告，这个矿的“煤系地层成一向斜层，煤层的倾斜很大，施工困难”。在君要自己去作一次更详细的调查，要考察“煤层的倾斜角度是否愈下愈小。如果愈小，这个向斜是有底的。不然，就会像无底的一般，矿的价值随之减损”。
因为这是一个科学的调查，在君决定自己出马。当时也有人劝他派人去调查，不必亲自去。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方可以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我说的话和我们的主张方可发生较大的力量。”（以上据湖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刘基磐先生的《丁在君先生在湘工作情形的追述》，《独立》第一九三号）
据凌鸿勋先生的记载，在君当时是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先生请他去探查粤汉铁路沿线可开的煤矿。凌先生曾追述在君的调查计划的大概：
在君先生以为湘南虽多煤，然苟非靠近路线者，则运输成本较重。举其距路最近，而较有开采价值者，湘潭有谭家山，耒阳有马田墟，宜章有杨梅山，广东乐昌有狗牙洞。谭家山产烟煤，且可炼焦。马田墟一带为华南最大之煤田，距铁路至近，惟系无烟煤。杨梅山、狗牙洞两处有无开采价值，则尚待研究。（凌鸿勋《悼丁在君先生》，《独立》第一八八号。）
他只看了湘潭谭家山一处，就病倒了。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夜，在君从南京到长沙，朱经农先生和刘基磐先生接他到湖南省政府招待所去住。三日，他和经农去看了几个学校——视察学校也是他到湖南的任务之一，也是为抗日战事发生时准备容纳迁移的学术机关的。看完了学校，他对经农说，他要去拜访两个人，一位是早年带他到日本留学的胡子靖先生，一位是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的夫人。胡先生是明德中学的创办人，那天不在学校，没有见着。龙夫人的住址，那天查不出。龙先生和胡子靖先生是他终身不忘的。
十二月四日，在君到湖南地质调查所，和所长刘基磐先生及所中专家商量他在湖南调查的工作日程。他和经农约定次日去游南岳。
五日，他和经农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子高先生坐汽车去游南岳，在山脚下午饭后，
雇轿上山。在君虽雇一轿，始终未坐。子高和我（经农）沿途游览风景，在君则工作极忙，忽而俯察岩石的裂痕，忽而量度气压的度数。……久雨之后，天忽放晴，我们缓缓登山，云雾也缓缓消散。未及半山，日朗气清，群峰在望。大家都很高兴，决定当夜在半山亭下中国旅行社新屋过夜。安置行李之后，三人同至烈光亭读龙研仙先生的纪念碑。在君在碑前徘徊甚久，并为我们追述当年如何遇见研仙先生，研仙先生命他作《通西南夷论》，劝他研究科学，并托胡子靖先生带他出洋。谈话之中，流露出深切的情感。
旋沿山径，行过新造的三座石桥，……缓步归来，则已山月窥人，树影满地了。……
六日黎明即起。……在君出其晚间所作诗稿相示。
经农追记在君那晚上作的诗凡四首，两首是《烈光亭怀先师龙研仙先生》，我已抄在第二章里了。一首是《宿半山亭》：
延寿亭前雾里日，香炉峰下月中松。
长沙学使烦相问，好景如斯能几同？
（经农追记如此。末句“同”字可能是“逢”字？）
我最喜欢的一首是《麻姑桥晚眺》：
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六日早晨，他们继续上山。经农记云：
在君依然勘地质，测气压，计算步数，缓缓前进。过了南天门，山风怒号，吹人欲倒。……我们逆风而行，呼吸都觉得困难。在君依然继续做他的勘测工作，并不休息。到了上峰寺，他还余勇可贾，立即走上祝融峰。
午间在上峰寺吃面，他即在寺中整理笔记。据他测算所得，南岳约高一千一百米突。他慎重声明，此种测算不甚可靠。必须山上山下同时测验，……才能正确。不过大体看来，衡山不及庐山高。……
当晚宿山下中国旅行社。
七日清晨，在君乘粤汉路局派来的汽车赴谭家山勘矿，子高与我同回长沙。（朱经农《最后一个月的丁在君先生》，《独立》第一八八号）
据后来协和医院娄克思医生（Dr.H.H.Loucks）的综合诊断，在君的病虽起于煤气中毒，但主要的病是脑中枢血管损坏，而致病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那两天的步行上衡山，直到山顶祝融峰。
致病的另一个原因是谭家山勘矿的辛苦。据刘基磐先生转述地质调查所王晓青先生的报告，那天勘矿的情形是这样的：
七日晨九点钟，在君先生由南岳乘铁路局汽车到茶园铺。此地距矿山约十五里，有人主张雇轿去，但在君先生坚不肯从，决定步行。未及休息，即向谭家山进行。沿路所见的岩层，他必仔细测量其倾角及走向。……
到谭家山后，他见山顶岸层近于直立，谓如此陡削的向斜层煤系，不知深至何处始相会合。先是沿途所见岩层倾角亦大，在君先生对于本煤田的构造就怀疑虑。到谭家山，他并不稍休息，即沿谭家山东侧田园，经萍塘曾家山冲，到东茅塘一带查询土窑情形。……从东茅塘西折至牛形山昭潭公司，已是下午二时了。
午餐后，下洞考察。矿洞倾角四十五度，斜深一百七十公尺。洞内温度甚高，着单衣而入，亦汗流浃背。然年事已高的在君先生竟不畏艰苦，直到洞底，亲测煤系倾角及厚度，始行出洞。事前王晓青君劝请勿入，由他代为下洞勘测，亦不允许。
在君先生出洞时，衣服已尽湿。由洞口到公事房，约百余公尺，洞外空气是极冷的。在君先生经过这百余公尺的旷野，到公事房，坚不肯入浴，因为已是下午五时，他还要赶回南岳歇宿。他将汗湿的衣服烘干，加上外衣，径回茶园铺车站，坐路局的汽车回南岳。……
在君先生考测谭家山煤田的结果，认为煤系倾角过大。他说，若想知道煤系陡插入地若干深度之后始行变平，须再从向斜层轴线上加以钻探。（刘基磐同上文）
娄克思先生认为在君那天下那“倾角四十五度，斜深一百七十公尺（等于五百五十八英尺）”的矿洞，也是他后来脑中枢血管损坏的一个原因。
在君从苏俄回来，就感觉两手两脚的指尖有点麻木，他就进协和医院去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认为有血管硬化的征象，医生曾劝他多休息，不要太劳苦。他向来作地质旅行，总是“登山必到峰头，移动必须步行”的。这回他到湖南，游兴又发了。衡岳之游，他走上三千六百英尺高的衡山。谭家山探矿，他走下六百英尺斜深的矿洞，热到衣服全湿了，出到洞口，天气极冷，他不肯洗澡，把湿的衣服烘干了，他就走了。这样从极热的洞底走出到极冷的旷野冬风里，他那天就伤风了。因为有点伤风，所以他第二天在衡阳生了炉火，闭了窗子，才睡觉，那晚就中了煤气毒了。
在君在二十三年（1934）七月十七日给我一封信，信尾说：
上火车时，听说半农生病，以为无妨，不料他竟死了，听见了很怅然。许多人以为我旅行太小心，太求舒服。其实乃〔是〕我很知道内地旅行的危险，不敢冒无谓的险。假如半农小心点——多用杀虫药粉，而且带帆布床，当然不会把性命送掉的。
信中说的是刘半农先生。二十三年半农到绥远去调查方言，搜集歌谣，路上得病回北平。七月十四日进协和医院，诊断为回归热，当天就死了。这种病的微菌，在内蒙古一带，往往是由蚤虱传染的，土人称此病为“蒙古伤寒”。在君在内地旅行最小心，故他责备半农不小心，竟“把性命送掉”。谁也想不到在君自己在一年半之后也把性命送掉——主要的原因也是不小心，并不是不小心忘了带杀虫药粉和帆布床，只是不小心忘了医生的警告，忘了他是已有血管硬化征象的中年人了，忘了他已不是二十年前在金沙江上爬上一万多尺高山顶上的少年人了！
十二月八日，在君到衡阳，凌鸿勋先生请他住在粤汉路株韶段路局宾馆。那天是星期，这两个老朋友相约休息一天，他们谈的很高兴。晚上在君在凌先生家吃饭，九点凌先生送他到宾馆，约定了明天同去耒阳看马田墟煤矿。
以下是凌先生的记载：
九日晨七时半，余扣先生户，知尚未起，其仆谓久撼而未醒。室中有壁炉，曾于先一日下午生火，先生睡时将所有气窗关闭，于是同人决为中毒，立召铁路陈、袁二医生至。时呼吸仍有，而脉已微。急施救治，不见醒转。察其枕下遗有安眠药瓶，少去三片，因决系夜睡过熟，致中毒不觉。……是日午间〔将在君先生〕由宾馆移至教会仁济医院。是夜湘雅医院杨济时医生自长沙至。但至十日上午仍未见醒，余乃急电询翁咏霓先生，而在君先生于十日晚即已醒转。
他中煤气毒，是许多因素的凑合。第一、他从矿洞里出来，就伤风了。那天晚上他洗了澡去睡，想出点汗，故关闭窗户。第二、他缺少用壁炉的经验，更没有料到那晚上大风雨，壁炉烟囱的煤气出不去，反吹回屋里来了。第三、在君的鼻子本没有嗅觉，闻不出煤气。第四、他的习惯要睡足八小时，因为次日要去看矿，他服了一片安眠药。这许多因素不幸凑合，造成了绝大的悲剧！
中煤气毒，是北方人常见的事。但株韶路局的医生都是南方人，从没有这种经验，他们把病人当作溺水的人救治，做了六小时的人工呼吸，以致病人的左胸第五肋骨折断，胸部受伤。正如傅孟真说的：“并未停呼吸，何用人工呼吸！”这确是一大错误。
在君的肋骨折断，胸部受伤，经过两星期之久，未请外科医生验看。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才请湘雅外科主任顾仁医生（Dr.PhillipsGreene）诊视，才抽出五百五十公撮的稀脓液，所以傅孟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从长沙给我信上说：
湘雅医院很不坏，万分尽心。其内科杨主任（济时）非常尽心，可感。然杨主任似未免忽略了院中的外科主任。我感觉此外科主任顾仁（Greene）人与本事都好。若不是他，在君已不救了。……若早找顾仁来细看看，或者〔左胸积脓〕不至积久而暴溃。
这是第二个大错误。
在君昏迷了四十多个钟头。当九日晚九时杨济时医生赶到诊视时，他说：
丁先生颜色紫红，呼吸深而促，瞳孔反应甚微，口唇流血，并已置口腔扩张器，下门牙已去其二，口腔破裂处颇多。脉搏一百三十余，血压一四○?八五。肺底有少许水泡音，腹部肿胀，四肢痉挛，尤以右侧为甚，右踝呈阵挛反应。因疑煤气中毒外尚有其他变化。
口腔破裂，门牙去其二，用口腔扩张器，都是衡阳医生用人工呼吸时防阻牙关紧闭的法子。杨君的救治是：
即行静脉注射葡萄糖液及胰岛素，除去口腔扩张器，洗通大肠。当晚十一时，即见呼吸稍舒缓，但仍未出昏迷状态。
十日晨，眼球及瞳孔反应稍见灵敏，痉挛亦见进步。再行注射葡萄糖液及胰岛素，并于肛门注射大量的水分，〔皆以救体内水分枯竭，血液凝滞之危〕。
十日午后，两目已自能转动，肺部仍呈水泡音，右底尤多，且时咳嗽。
十一日晨，即能饮牛乳及水分，目已开张，呼之亦稍能应声，及做简单之动作。午后可作简单之应对。翁文灏、朱经农、丁文治、戚寿南诸先生于是日晚九时抵衡阳，丁先生已能一一认识。（杨济时《丁在君先生治疗经过》，《独立》第一八九号。下引杨君诊断，同见此文。）
以上记在君第一次脱险。
十二月十四日，杨济时医生再由长沙到衡阳，此次诊断，“发现前乳左ru头外一寸余之处，有一元银币大的一块肿起，扪之剧痛。水泡音仍存在，其余状况良好。”诸友与诸医师商量，因为衡阳没有X光器具，湘雅又没有可以携带出门的X光器具，衡阳也没有受过高级训练的护士，所以大家决定于十五日把病人送到长沙湘雅医院调养。凌鸿勋先生和路局同人设计，把大货车装上窗户，改装成救护车，连床运载病人，并测量衡阳的街道，使这大汽车可以从医院后门一直开到公路上，直达湘雅医院。
十五日（经农作十六日，此从杨君）十时半离衡阳，午后五时半到湘雅医院。杨医生说：
十六日下午拍照肺部X光，发现左右两肺底有少许发炎变化，且左胸似容有少量之水液。丁先生病势日有起色，左肺无其他变化，惟肿起处仍作剧痛。
此后自十五日至二十二日，经过甚为满意，能谈笑饮食。
二十日曾要求嗣后每日下床行走，未允其请。
因为他到长沙后进步甚好，所以大家忽略了，未及仔细检查他的受伤情形，竟没有发现他的左边肋骨折断了一根，折断的肋骨之下已生脓了。这是二十三日病势忽然危急的原因。左肋骨折断了一根，是直到二十八日晨顾仁医生于第五肋骨处开割才发现的！
我在二十年后记载这个好朋友的得病以至不救而死的一段最可哀念的事实，我不能完全压制我的几桩惋惜。第一是在君自己没有严格的服从一个最好的医院的警告，在游兴和责任心的双重诱惑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矿洞。第二是他疏忽了内地仿造西洋壁炉烧煤的危险，晚上严闭了窗户睡觉。第三是衡阳的路局医生和教会的外国医生都缺乏北方老百姓的常识经验，很卤莽的做了五六个钟头的人工呼吸，敲掉了病人的两个门牙，折断了他的一条肋骨，种下了“胸脓”的祸根。第四是中国内地最完善的医院，最尽心的医师，因为病人天天有进步，就忽略了他胸左的肿起和“剧痛”，让这胸脓一旦溃裂而不可救治。孟真当时也说：“止是忽略。”（见他十二月二十八夜给我的信。）但衡阳医生的糊涂卤莽，长沙医生的忽略，都是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这个教训是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淘汰医学生，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十二月十七日，我在北平接到朱经农的电报，说在君盼望我和孟真两人之中有一人能到长沙走一趟。我们打电报去问，是否病有变化？回电报，并无变化，只是在君愿意和我们谈谈。那时正是所谓“华北自治”、“冀察自治”的问题闹的最厉害的时期，孟真和我从十一月十九日起就成了反对这问题的主要分子。十二月九日，北平城内外的学生开始大游行请愿，并且鼓动各校罢课——这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自吹是他们“领导的‘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页四三，及他书）。“一二?九”正是在君中毒昏迷不醒的第一天。在学校方面，孟邻先生、周枚荪（法学院长）和我，为了学生罢课问题和学生南下请愿问题，正在竭力劝阻挽救。所以我是无法离开的。孟真一人南下，二十一日半夜到长沙。经农告诉他，在君身体进步甚好，“只是精神似还不大清楚。”
二十二日早晨，孟真见到在君，以下是他的报告：
星期（二十二日）晨，在君的话很多。经农觉得他语无伦次。弟听到却不然。……只是前后不甚一贯，且说话甚艰难——拔了牙，口腔又有破处——每节只说一句。未知其心理，自觉其如精神病也。……医云，煤气中毒本可留一种的精神错乱。但以弟所见，在君尚未有如此之证据。他谈到北方大局，谈到适之，……有本有原，全非精神错乱。有时说话，确似半睡中呓语，此或亦身体未复原之现象也。（孟真十二月二十六日给中央研究院同事赵元任、唐擘黄、汪缉斋、李济之……诸先生信。以下引孟真的话同见此信。）
这时候，丁夫人和五弟文澜已到长沙了。七弟文治早已来了。丁夫人主张趁怡和公司直达南京的船，把病人移到南京休养，船期是十二月三十日，再过两星期，水浅了，就没有从长沙直达的船了。孟真极力反对此议，还没有结果。病人自己大概是因为睡了十多天背酸之故，从二十日起，天天闹着要下床走动，医生不许可，孟真也力劝阻。
二十三日病体突然恶化，即起于下床。杨医生记载如下：
二十三日晨十一时，丁先生复要求暂为离床小坐椅上。此时因他意颇坚决，难以阻止，就由五六人维护下地，动作甚痛苦。半小时后，傅斯年先生即观察丁先生神色剧变，十一时三刻复扶入床。以前脉搏约在八九十之间，呼吸正常。十二时脉搏已增至一百十几，呼吸二十数，体温三十九。神志仍清，惟甚疲困，说话甚少。检查得左胸打诊甚浊，且有远离之气管音，即疑左胸有液体。午后行诊断刺穿，果发现红色脓液。
是晚即延请湘雅外科主任顾仁（Greene）医师诊视，复抽出约五百五十公撮之稀脓液。是晚体温呼吸即好转。
二十四日复行穿刺，惟得极少量之同样液体。脓胸之诊断既明，商请傅斯年先生请协和医院外科医师来湘诊视。……
左肺底似有肺炎。体温在三九、四十之间。右臂痉挛更甚。不能言语。大小便失禁。不能入眠，出汗较多，故每晚需用大量之安眠剂。
二十四日下午一时，我得孟真急电：“在君病转剧，烧三九余，气促，医疑胸肺有脓，乞请协和派胸部手术医生飞京转湘，并带用具及养气桶。”我得电赶去找协和医院王锡炽院长，商量此事。王院长发一电报给杨济时医生，要他详告诊断的病情。傍晚时，他得回电云：“胸脓（Empyema）。请求指示及襄助。”王院长即与外科主任娄克思医生商量后，决定复电云：“推荐顾仁（Dr.PhillipsGreene）医师备外科的咨询及施治。如顾仁要求，协和极愿相助。”
我也发了两电，一个给南京翁咏霓，一个给长沙丁夫人及孟真，均报告协和医院推荐湘雅本院顾仁医师的话。二十五日晚上我得长沙电：“在君前晚危，昨抽脓，并施各法，温度大降，未全脱险，仍续抽。”协和也得电报，报告抽脓事，并说稍有转机。
这都是我当时的日记。这里很清楚的记载协和医院外科主任要避免院外人干涉之嫌，故于二十四晚电告杨医生请本院的外科主任顾仁医生作外科的咨询及施治；如需协和帮助，应该由顾仁决定。孟真二十五电告“昨抽脓，并施各法”，是抽脓在二十四。而上文引杨医生记载延请顾仁医师诊视，复抽出五百五十公撮的脓液，是在二十三的晚上。这里明明有一天的记载差异。
我查孟真给研究院同人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信，他只说二十三日下午四时，病人“表现发烧。此时大家互相抱怨，医亦自怨，以为不应使其下床。然犹以为是倦后现象，无大碍也。晚饭弟招呼，他吃的很多。”是二十三日并未延请顾仁，也并未抽脓。
孟真信上继续说：
星期二（二十四日）天未明时（约五时），丁太太隔楼相唤——经农家即在院内职员宿舍也——及弟到，始知在君情形着实不妙！温度、脉搏、呼吸，一齐高升，喘得不了。
旋杨主任来，亦大慌，觉得必是胸中原有何伤痕，昨午一动，至于溃决也。先是十五日照X光，在君左肺有如掌大之痕，……杨医生初疑其在肺，继见经过情形太好，以为在筋肉。一周以来，一切事（温度、脉、呼吸）正常，未继续注意听此处，以为必是自愈了。此次忽然恶转，必是此处发作。
下午四时用针一探（杨晨间如此提议，顾仁尤主张），果然此处有脓水，知病源在此矣。是日注射葡萄糖两次，又借来养气带，用数次。
下午二（六？）时，顾仁医生（此间外科主任）开始抽脓，抽出如带沫之啤酒一般之脓水五百CC。此后在君神经立时清楚。此好转之开始也。是日晨杨主任即主张请协和外科胸部手术专家。下午杨主任几以为无望矣。
是日天未明时，丁太太大劳动，上午几不支，弟主张将其送入病房。下午此间施行手术，均弟与二丁作主。
星期二（二十五日）上午至下午极好，下午四时又抽出比昨日更浓之脓水十五至二十CC。看来此处病源渐好。……
下午八时，温度与脉又高，知必又蔓延一处矣。医生及同人又转悲观。……幸十二时以后逐渐下降。
今日（二十六）温度与脉仍逐渐下降中，故一切可以乐观。
孟真此信是研究院油印分送的。他的草字本不很好认。二十四日先记“下午四时用针一探”，后记“下午二时顾仁开始抽脓”，此“二时”当是“六时”之误认。据此信，二十四日晨顾仁医生已参加意见，主张刺穿胸脓，至下午四时才作第一次试探的刺穿，下午六时才由顾仁抽出五百多公撮的脓。故杨医生记诊断刺穿及延请顾仁抽出大量的脓，皆在二十三日及二十三晚，必是错误。
孟真二十八日给我的信上也说：
……Empyema抽脓水三次。一次在二十四晚，抽五百CC。一次在二十四（当是二十五之误）下午，抽十五至二十CC。一次为今晨（二十八），已现清色，约四十CC。
我的日记，摘抄如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今天消息最恶：殷汝耕果已成立冀东自治政府。宋哲元等都到了天津。……长沙无电报来。但主任医师顾仁有电给协和外科主任娄克思先生，请他去会商。他已定二十八晨飞南京转长沙。下午我接翁咏霓电：“日内天气不良，飞机难行。竹垚生已在京虚候二日。”
我与协和王锡炽院长电话商量后，发两电。一给咏霓，告以顾仁电约娄克思会商，拟二十八飞京转湘，乞备机，并电告明日天气。一给经农孟真，告以娄克思二十八飞京，并望电告病情。
十二月二十七日得孟真电：“两次抽脓，医以抽不尽，必须开割肋膜，坚请协和主任来，……愈速愈妙。……”协和电话说娄克思决定明早飞京。我电告咏霓备机。
十二月二十八日昨夜我写一文，到两点始睡，外面大风，我很虑今早Dr.Loucks飞不成。两次醒来，听见大风怒号，心极焦急。
早晨始知Loucks已飞去了。
长沙南京无电报。晚间得王院长电话，知娄医生已到南京，明早飞湘。
据杨医生的记录，在君“自二十七日以后，时醒时睡，神志不甚清晰。二十八日晨，顾仁医生于第五肋骨处开割，果然发现第五肋骨已折，并取出一百五十公撮之浓脓（此可更正孟真所记的小误）。培养及染色检查结果，发现脓中有肺炎双球菌。开割口约二寸，置放出脓管。二十九日，三十日，两日体温复常。时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娄克思已到长沙，会诊之决定，再用X光照胸部。因该处心影所蔽，照片不能详明。以探针试胸部脓管，为后向上升，深有尺余。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一日，我早起时，接到协和王院长的电话，说娄克思主任有电报来，说“在君病状有进步，后果尚难预测”。
娄克思一月二日与孟真同离开长沙。孟真电告我：“病无变。面详。”娄克思一月二日留下这个报告，我依杨济时先生的译文，记在下面：
据两日以来之观察，大致情形为作脓发炎，加之一氧化碳并发毒之结果，肺部不免有发炎变化。惟因心影遮蔽，不易诊察。除已发现之作脓处外，其他处恐尚有较小之同样病态。惟此类脓胞或不大，不能觉察也。
综观病前衡阳旅行之种种疲劳，煤气中毒等等不幸之经过，余个人意见以为脑中枢血管损坏足以解释目下之情形，尤以步行上南岳山，入矿底，离床坐起，过度费力之动作为最严重。衡阳中毒后二日之昏迷，右臂之痉挛，第二次过度动作（指离床下地）后发生失语，大小便无节制，强度之痉挛——脑部血管出血，或脑部脉管血栓形成，足以解释现在之诊状。肋骨截伤非主要症。目下胸腔作脓，可增剧脑部血管固有之损坏（瘀斑出血肿胀等）。此类病理变化，以煤气为主因。……娄克思（原译文见《独立》第一八九号，页十四。我此次引用，曾改变标点一二处。）
一月四日，下午一点，我得长沙电报：“在君病转危。”三点一刻得电报：“病转危。”九点又得电报：“病危，似系脑充血。”下午徐韦曼自长沙来电报：
Surgicalconditionimproving.Feversteadilymounting.Whitecelllowering.Aphasia（失语症），spasticity（剧性痉挛）anddrowisinessstationary.Suspectcerebralcomplication.MeetFuandLoucks.Arrangeneurologicalorinternalconsultation.
晚上九点半，我和协和王院长到西车站接着娄克思医生与孟真。我们同到王家，请协和的内科主任Dr.Dieuaide，神经系科主任Dr.Lyman，脑外科医师关颂韬，同来会议，从十点到半夜后，大家拟定长电，我送到电报局打给杨济时医生。电文凡五十三字，大意说，内外科主任与神经系科主任均可随时去长沙，病理诊断似系大脑脉管损坏，暂勿注射葡萄糖。
那天会议时，他们听了娄克思的报告，都以为十二月九日晨在君的病已是脑中枢脉管损坏了，故有两日的昏迷，又有右臂的痉挛。
一月五日，上午没有长沙电报。午饭后，王院长来电话，说他连得两急电：第一电请协和速派医生飞去。第二电是十二点二十五分发的，说“丁垂危！”
我赶到协和医院，与Loucks，Lyman，Dieuaide及关颂韬五人会商，复一电云：“明早快车来”。
晚上我在王正辅先生家，得王院长电话，说在君下午死了！我赶回家，得电报：“在君昨日转危，于今日下午五时四十分逝世。经农、韦曼。”
在君真死了！
一月六日，我去看林斐成先生（行规），他有在君遗嘱的副本，我摘抄了其中关于丧葬的部分，电告经农与徐韦曼，又电告遗嘱执行人竹垚生，请他将遗嘱与咏霓商酌办理。当晚得徐新六、竹垚生回电，垚生今晚携遗嘱入京示咏霓。（遗嘱见附录）
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他的最适当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1956年3月12晨三时写完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