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的《苏俄旅行记》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楔子”（《独立》一○一号、一○三号、一○四号、一○七号、一○九号），写他民国二十二年（1933）六月二十三日从上海上船，到芝加哥看博览会，到华盛顿赴国际地质学会十六次大会，八月二日离开纽约，到欧洲，中间偷闲到伦敦，还回到他少年进中学时期的“第二故乡”（此一段已引见第五章），又从伦敦到瑞典，八月二十五日从瑞典京城到柏林。
第二部分才是《苏俄旅行记》本身。他这一部分的结构似很大，但他没有能写完，只发表了这几章：
一、新旧的首都
（a）从柏林到莫斯科（八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独立》一一四号
（b）地质探矿联合局（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一一四号
（c）莫斯科半日的游览（九月一日）一一六号
（d）列宁格拉的科学机关（九月二至四日）一一八——一一九号
（e）列宁格拉的游览（九月三日）一二二号
（f）再到莫斯科（九月四至五日）
二、图喇（Tula）
（a）离莫斯科以前（九月六日至八日）及途中（九月九日）一三四号
（b）托尔斯泰的家（九月九日）一三五号
（c）莫斯科盆地的煤田与铁矿（九月九日夜，九月十日）一四六号
三、巴库（Baku）
（a）从莫斯科到巴库（九月十一至十三日）一五二号
（b）油田的概略（九月十四日）一五六号
（c）油田的参观（九月十四至十五日）一六八号
（d）地质研究所（九月十六日）一六九号
四、高加索斯（Caucasus）
（a）地夫利斯（九月十八日）一七四号
（b）乔治安的军用公路（九月二十日）一七五号
这部《苏俄旅行记》究竟还缺多少呢？我没有得见在君的旅行日记——我盼望这些日记稿本都还保存在丁月波（文渊）先生处(文渊按：我虽是家兄指定的遗嘱执行之一，又为他所指定替他整理处置遗文稿信札之人，然而当他去世的时候。我还在德国佛朗府大学的中国学院服务。我得信后，就赶了回来，可是到了南京峨嵋路家嫂的寓所，已经找不到他的任何文稿。或日记之类的文件。当时我也晓得他的《苏俄见闻录》，没有写完．就是《漫游散记》，也没有完篇，所以我就询问家嫂，晓得不晓得他的文稿那里去了。家嫂说，自家兄去世后，所有的文稿，都是翁咏霓先生取了去的。我就问翁先生，他说，你老兄没有任何稿件，我这里只有他的地质报告稿，这是你不懂的东西，我要替他整理出版。当时无法追求，而家兄的地质著作，拖到抗战胜利以后，其中经过我屡次的催促，李仲揆先生在地质学会沉痛责言，又经我极力要求，不加改动，才于抗日胜利以后，在南京出版。所以适之先生盼望“日记稿本还存在我处”，并不是事实。)，更盼望他已经把这些日记都整理出来了。但我从他的留俄时期和他的参观计划两方面看来，可以推断这部游记还缺一半。
先说时间。在君详细记载他费了大力，才把护照上原许留俄一个月延长到两个月。他是八月三十日入俄国境的，可以住到十月三十日。但他只打算旅行四十天。而已发表的游记只到九月二十日，只记了二十天的旅行。
次说他的参观计划。他原定的四十天旅行目的有七项：
一、到乌拉山（Ural）参观铁矿与钢厂。
二、到中亚细亚作地质旅行。
三、过里海到巴库参观煤油矿。
四、从南到北穿过高加索山脉。
五、到东奈治（Donetz）煤田研究地质并看煤矿铁厂。
六、参观德涅勃（Dniper）河边大水电厂。
七、由气夫（Kiev）到波兰。
地质探矿联合局局长Novekoff看了这计划，说道：“你的计划太大了，四十天内做不到。我劝你至少牺牲中亚细亚的旅行。并且你无论如何应该到列宁格拉去一趟，这还是我们的科学的中心。……你到那边和专门家谈过以后，再回来决定日程。”
在君从列宁格拉回来，这位局长劝他“取消乌拉山的计划，专心到南俄去调查石油、煤田、铁矿”。这是把在君原定的第一第二项全取消了。所以在君从莫斯科一直南下到巴库。九月十六夜离开巴库，到乔治安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地夫利斯，九月二十日由乔治安军用公路北去，到北高加索的乌拉底加乌加斯城（Uladicavcas，即Uladikavkaz）。游记到此中止了。依改定的计划，顺这方向北去，他当然去参观东奈治（Donetz）流域的煤矿铁厂，并研究地质。由此往西，他大概去看了德涅勃（Dniper）河上的大水电厂，然后北去经气夫（Kiev）向西北出俄国境到波兰。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部游记的原稿应有东奈治煤田铁矿的部分，也应有德涅勃水电厂的部分，也应有出苏俄归途的部分，可惜都没有整理，没有写成，他就死了。
这部未写完的游记有许多很精采或很有趣味的部分，值得我们特别提出。例如在君写那个“地质探矿联合局”的组织（《独立》一一四号）：
这个联合局是一个“托辣斯”（Trust），行政总机关在莫斯科，研究总机关在列宁格拉，这是所谓中央“托辣斯”。此外还有十六个地方“托辣斯”，分布在各省或各联邦。
总机关共为六部：一设计，二会计，三地质，四探矿，五劳工，六教育与职业。联合局全部共有职员六千，其中有三千是地质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二千队，其中有五百队是做地质图的。有六百架机器钻在野外工作，每钻的平均深度为三百五十公尺。此外还有一千五百架手钻。地质探矿两部共用工人四万五千。
革命以前做好的二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才不过占全国面积万分之十六。目前已增加到百分之十一。
全体的预算为一万二千万卢布！其中九千万是直接由财政部拨的。三千万是由各种实业的“托辣斯”补助的。……技术人员最高的薪水是一千卢布一个月（适按，依在君下文的记载，一千卢布约当六十银元，约当六十马克）。联合局自己办的有七个专门学校，训练地质人才。
在君的评论是：
要知道上面各数字的意义，我们可以拿中国的地质调查所来比一比。
单就地质家和工作队的数目讲起来，苏俄比我们多一百倍！
经费的比例，因为很难决定卢布的价值，不能如此单简。但是我们可以拿最低的汇兑价钱——六块钱等于一百卢布——计算，一万二千万卢布也等于七百万元华币。这个数目恰巧比我们实业部发给地质调查所的经费大一百倍！
又如他描写俄国旧都那个地质研究所里那些地质学者（《独立》一一八号）：
……这几位学者对于中国地质工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留心。Tetiaeff说：“翁文灏先生说的‘燕山期’造山运动，与西伯利亚也有关系的。”Edelstein说：“你讲‘丰宁系’地层的文章，我拜读过了。详细的报告几时出版？”Lichareff说：“葛利普本事真大！何以能一年写那么多的事？”Fredericks说：“李四光先生对于‘太原系’有新的研究吗？我很想把这系归入中石炭纪，可惜李先生的纺锤虫不同意！”Lichareff笑说：“哈哈！岂但中国的纺锤虫不同意，我们也都不同意。”
这几位地质学者，一个说法国话，两个说英国话，一个说德国话，在君自己能说法英德三国话。所以这种谈话使他“感觉科学是超国界的”。
又如他记他在旧都的Hermitage宫里藏的古代昔西昂人（Scythian）的黄金器一段（《独立》一一九号），也是很有趣味的：
安特生（J.G.Andersson）在北平的时候买到许多带头，马衔口之类的小件铜器。其中最普通的花样是动物式的（AnimalStyle）。大多数的动物是鹿，都是头仰着，连在背后；前脚向后，后脚向前，屈曲在腹下。以后他知道这些铜器是从河套来的，所以他叫他们为绥远铜器。除去动物式的物件之外，还有一种短剑，长不到一尺，柄与剑连合的地方有一个扁心式的护手。这种短剑与动物式的铜器都是西伯利亚爱尼色流城铜器的特色。最有名的是Minusinsk城所发现的古物。这种铜器，波斯北部，欧俄南部也有。而最震动一时的是南俄黑海北面古代昔西昂人（Scythian）坟墓里所发现的东西，因为那些古物大部分是黄金的。
昔西昂人的金器全藏在Hermitage宫里。……一扇铁门开了进去，两间小屋排满着玻璃柜子，里面全是金器。冠饰、衣饰、用具等等，都是用黄金做的。花样的精致匀称，种类繁复，决想不到是先史以前游牧民族的产品。可惜我去的太晚，等的太久，没有能逐一的观察记录。只知道，用金器殉葬是在昔西昂人未到南俄以前土人本来有的风俗——或者土人（西曼利人Cimmerian）原与昔西昂人同族。时代愈后，希腊人的影响愈大，到了纪元前二世纪，花样几乎丧失了本来的面目。纯粹昔西昂人的金器几乎完全与西伯利亚和绥远的铜器一样。足见得先史前欧亚交通的密切，文化的接触交换是很明显的事实。
游记的最精采、最生动有趣的一章是作者描写在巴库遇见的一位地质学者梅利可夫先生（Melikoff）。此人是Azerbaijan石油总管理局的副课长，在君参观巴库时，局中派他招待。他虽不能说外国话，谈话需要翻译，但他是一位有天才有经验的教授，他指着墙上的新地质图，不到一小时，把高加索石油矿的地质，提纲挈领的给在君讲的清清楚楚——这就是在君记下来的《巴库油田的概略》（《独立》一五六号）。
那天下午，他同在君坐汽车出去看地层和构造。在巴库西南的一条长岭上，梅利可夫手指口讲，讲那个大区域的地层构造。讲完了，他叫汽车开到一个山脚下等着，他带了在君，离开了大路，下坡一直向谷底走去。沿路上，他逐一指示他的客人，叫他逐次观察所讲的地层构造。在君说：
……梅利可夫不但地层很熟，讲解很清楚，而且他万分的热心。我固然心领神会，连那位不学地质，不走长路，穿了长管皮靴的翻译，也乐而忘倦，一面翻译，一面点头会意。我于是才了解科学兴趣入人之深！
……他告诉我说：“含油地层里面大的化石很少，偶然有的是蚌属的unio，但不容易遇着。”走不几步，他忽然离开大路，爬上坡去十几步，指着一块石头道：“这里就是一个！”我一看果然是一个unio，我要拿锤打下来做纪念。他拦住我，说：“我还要留着他教别的学生。”……我笑道：“梅利可夫先生，谢谢你也把我当做你的一个学生。”他说：“做我的学生不是容易的。丁先生，你先把今天看见的地层和构造，复讲给我听听看。”我于是像学生背书一样，把今天听见的，看见的，逐一的复讲一遍。他哼了一声道：“你的记性不错。不要忙，我还要考实习呢！”于是我们坐上汽车，顺着铁路向南走，遇见新的地层，他就下来问我：“丁先生，这是什么地层？”如是四五次，我答复的不错。他才呵呵大笑起来，“丁先生，你实习也及格了，我收你做学生罢！”
他们同去参观了两处油田，天已不早了，梅利可夫提议同到一个海水公园去。到了公园，天已昏黑，却没有人。梅利可夫和他们的翻译要洗海水浴。洗完了浴，回到巴库，已经八点过了。
梅利可夫说，明天他要到南油田去，不能再见面了。我对他说：“我很感谢你，你是我生平最好的先生！”他答我道：“我也很谢谢你，你是我生平最好的学生！”
在这一大段文章里（《独立》一六八号），一位最有天才又最有经验的中国地质学教授遇见了一位最有天才又最有经验的俄国地质学教授，他们在那里海南头的巴库石油矿山上合演一幕最可爱的好先生教好学生的喜剧，他们演完后，彼此互相爱慕——他们从此就不再相逢了。
无疑的，在君在苏俄遇见的几位地质学者，如列宁格拉的地质研究所的几位古生物学者，如巴库石油总管理局的梅利可夫先生，都曾在他心目中留下很好的印象。这种好印象足够使我们这位不是完全没有成见的朋友愿意忽略他在苏俄旅途中亲眼看见的一些不好的印象。
这些不好的印象，他也老实的记录下来。
例如他去苏俄作地质旅行，原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写信给苏俄地质研究所所长莫虚克读夫接洽的，信去了四个月没有回音；到在君上船那一天，莫虚克读夫的回电来了，很欢迎他到苏俄去作地质旅行，并且约他在华盛顿见面。那知道，当他从上海到华盛顿的二十三天之内，莫虚克读夫——苏俄中年学者里一位国际最知名的人——已经不是地质研究所所长了！
又如在君详细叙述的他办理苏俄入境手续的种种没有理由的困难——直到他自己到了柏林的苏俄旅行社里，忽然无意之中得着一种近于“灵迹”的“奇遇”（《独立》一○九号），这些困难才“都随着‘奇遇’迎刃而解了”！
又如他屡次记载的卢布汇兑率的不规则：他初到莫斯科，用十个马克换五个卢布。过了许久，他才知道六个马克可以换一百个卢布。就是在沿路旅馆里一个马克也可以换八个卢布。
又如他屡次写旅馆里和火车上臭虫之多——那是他生平最怕又最厌恶的一件事。
有时候，他似乎有意的把苏俄共产党颂扬苏俄成绩的话，和反对共产党的人的话，一样的老实记下来。他在图喇同一个工程师去看一个铁厂。那个工程师是个共产主义的信徒，沿途向他宣传苏俄革命后的成绩：“不几年苏俄就要变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了。现在富农已经消灭将尽，农业大部分集团化工业化，粮食问题不久可以完全解决了。到那时候，个人尽他的能力服务于社会，社会看各人的需要供给个人。……”（《独立》一四六号）但在君又记他从莫斯科到巴库的火车上，有一位反对共产党的旅客，会说德国话，他四顾无人的时候，就指给在君看道：“乌克兰（Ukraine）是我们最富的地方。先生，你看，那里许多麦子放在地里烂着，没有人去收！呵！去年冬天，今年春天，这一带荒年，许多农民都饿死了！”（《独立》一五二号）
因为《苏俄旅行记》的下半部没有写成，我们不能知道在君在苏俄作了四十天的地质旅行之后的最后结论。只在他回国后发表的几篇文字里，我们可以摘出于他对苏俄的态度有关的几个结论。他在《再论民治与独裁》一篇文字里（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一三七号转载），有这样一段话：
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
这一段话，因为他说这是他离开苏俄时候在火车上自己问答的话，应该可以认作他的苏俄旅行归来的一个结论了。
在这两个答问里，他还是愿意承认英美的工人比苏俄的知识阶级自由的多，同时他也毫不迟疑的愿意做苏俄的地质技师，而不愿意做巴黎的白俄。
在后一个选择里，他的心目中也许不免怀念到他在苏俄遇见的那几位很可敬爱的地质学者和古生物学者，也许不免怀想到那比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多一百倍，经费多一百倍的苏俄地质探矿联合局。同时我们在二十多年后评论他的“结论”，也应该回想在君到德国是在1933年希忒拉初登台的时候，他到苏俄是在1933年史太林还没有走上两三年后大发狂大屠杀的时期。他在那时候只看见希忒拉在短时期内打破了一切国际的束缚，把德国造成一个有力量可以抵御外国侵凌的国家。他在那时候也只看见苏俄的领袖不顾一切困难，不惜一切牺牲，只埋头苦干，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
我说，我们这位最可爱敬的朋友“不是完全没有成见的”。他的一个基本的成见，我在前面曾指出，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就是他那个“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在他那个宗教信仰里，苏俄的三千个地质学者，二千队做田野工作的地质探矿技师，牺牲了一点物质享受，甚至于牺牲了个人的自由，而可以帮助国家做到“世界第一个工业国”的地位，正是“最富于宗教性”的牺牲。
所以他在《我的信仰》（也是他从苏俄回来后发表的，原是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转载《独立》一百号）里，很严肃的宣言：“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过于苏俄，但是最富于宗教性的莫过于共产党。”——这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很深又很重要的成见在他苏俄旅行期中得到的印证了！
在君的几个结论都可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对于苏俄向来怀着很大的希望，不但希望苏俄的大试验能成功，并且认为苏俄有种种可以成功的条件。
在他出国的前夕，他曾写一篇一万字的长文，题为《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独立》五十一号，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正在他出国之前一个月）。在那篇长文里，他先叙述马克斯的价值论，然后指出这种价值论“是很难成立的”——“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其次，他叙述马克斯的唯物史观，辩证论的论理，阶级斗争，然后他指出他个人“根本不相信历史有什么论理。……而且拿他来做暴动恐怖杀人的根据，那是多么危险！”
他指出马克斯在十九世纪中叶没有知道的两三件历史事实。如“近来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往往在许多人的手里”。如“这七八十年来西欧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远高于马克斯作《资本论》的时候，……就是在世界经济极端恐慌之下，在英国的失业工人所得到的失业津贴还远高于苏俄的工资。”又如近几十年来“欧洲许多国家都和和平平的把政权由封建贵族的手里转移到中产阶级手里。”这都是马克斯没有梦想到的历史事实。
他在此文里，曾严厉的批评苏俄所谓“无产阶级的专政”。他说：
……照苏俄的现状，我们看不出一点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错，资本阶级是没有了。……统治的阶级，很廉洁，很努力，许多非共产党都可以承认的。然而平等则完全不是。……苏俄统治者的生活与平民是两样的。……权力和金钱一样，是很可怕的毒药。……从杀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条很远的路。……
自由是人类最近所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却，很难取得的。……苏俄的首领最相信科学，但是自由是养活科学最重要的空气。今天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余毒；明天说，这是与马克斯、列宁学说违背。科学如中了煤毒的人，纵然不死，一定要晕倒的。
在这样严厉的批评之后，在君的论调忽然一变，表示他希望苏俄的大试验能够成功。他说：
我虽不赞成共产主义，我却极热忱的希望苏俄成功。没有问题，苏俄的共产是一个空前大试验。如果失败，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岂不是悲剧中的悲剧？而且我是相信经济平等的。如果失败，平等的实现更没有希望了。
在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君有几点不自觉的矛盾。第一、他在上文说，“从杀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条很远的路。”他现在说：“如果失败，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这岂不等于说：“如果成功，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不算是冤枉死的了！”这里面好像又是在君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在那儿作怪了罢？第二、在君在这长文里屡次说到“经济平等”的要求是适合于时代要求的，但他又分明指出苏俄并没有做到经济平等，何以他又说，苏俄“如果失败，平等的实现更没有希望了”？这已够矛盾了。他在此文前面又曾说：“不是有自由，决不会得有平等的。”（页九下）何以他又把“平等的实现”的希望寄托于那个否认自由的苏俄大试验呢？这就更矛盾了。
所以我个人推想：在君“极热忱的希望苏俄成功”，同他的“信仰”很有关系。他自己说，他的“信仰”的“一部分是个人的情感，无法证明是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他那个“信仰”里，一部分是那个“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其中还有一部分就是那“经济平等”的理想。《我的信仰》里有这一段：
所以我一方面相信人类的天赋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会的待遇（物质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悬殊。不然，社会的秩序是不能安宁的。近年来苏俄的口号：“各人尽其所长来服务于社会，各人视其所需来取偿于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独立》一百号，页十一）
他所谓“近年来苏俄的口号”，他当然知道那是百年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口号。
所以在君的宗教是很接近共产主义的。所以《我的信仰》的末节有这样的解释：
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论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
请注意，那括弧里“或是大部分”五个字是他原文有的。
除了这种“宗教”的信仰之外，在君所以希望苏俄成功，也是因为他平时研究世界各国的资源与国力，认为苏俄比较的具有种种可以有为的物质条件。他在那篇《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的后半，曾指出苏俄革命时的国情物力都比我们中国优越的多多。他指出的有这些：
1917年，俄国已经有七万公里的铁路，有组织极密的警察，有与德国作战三年的军队。
1917年俄国革命时，国家银行的金币有十二万万九千五百万卢布，储蓄银行的存款有十六万万八千多万卢布。
欧战以前俄国是个出超的国家，每年超出在四万万卢布左右。
俄国革命前有一万万七千五百万公亩已耕之田，有四千万公亩可耕而未耕的田，全国人民每人可分一?七公亩，约等于华亩二十五亩。
俄国有九百兆公亩的森林。
俄国有三千兆吨的石油储量，欧战以前每年已出产到一千万吨。
欧战以前，俄国每年出产四百九十万吨钢铁。
这种种条件都是苏俄革命政府的资本，都是在君和他的地质界朋友平时注意并且歆羡的。试举石油一项，苏俄在全世界第二位。革命以前，俄国已出产到每年一千万吨。革命以后，减到四百万吨。1931年已超过了二千万吨，已比革命前增加一倍了。1933年——在君游苏俄之年——希望可加到三千万吨。（《独立》第一五六号）
在君常说，俄国至少是一个有产可共的国家。我们同俄国比，是一个无产可共的国家。所以他要去看看苏俄革命后十五年来的成绩，要去看看苏俄如何利用那许多可以有为的物质条件，在统一的国家，独裁的政治，计划的经济之下，在十五年之中造出了什么样子的成绩。苏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缩短为四年零三个月——是1932年12月31日满期的（看《苏俄五年计划的结算》，在君的七弟文治译的，见《独立》第五十号）。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用一个极大规模的方案来统治一个大国的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活动。当时人把这第一个五年计划看作苏俄革命史上三大事件之一（其他两大事件是1917年的布尔雪维克革命和1921年的列宁新经济政策）。在君到苏俄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满期之后八个月。在君和我们前几年都曾提倡过“有计划的政治”。近几年来，我的思想稍稍改变了，颇觉悟古代哲人提倡无为的政治也是有一番苦心的，而有计划的政治经济都需要许多能计划与能执行的专家，是不容易做到的。在君却正是能计划又能执行的科学政治家，所以他对于苏俄的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政治经济大试验，抱着极大兴趣，“极热忱的希望他成功”。他在出国之前发表的那篇长文里，曾说：
……如果〔苏俄〕成功，如果用苏俄的方法能使国民生活程度逐渐的提高，生产和消费相均衡，我很相信，用不着剧烈的阶级斗争，西欧北美都要共产，至少现行的资本制度要彻底改变，快快的走上平等的路去。（《独立》第五十一号，页十一）
这真是很大的奢望了！如果他用这两个标准——“使国民生活程度提高，使生产和消费相均衡”——去估量苏俄的成功与否，那么，他此次游历苏俄归来应该是很失望的。
我们看他的游记，他并没有多大的失望。他充分的了解，这种绝大规模的计划的建设决不是四五年短时期之内就可以判断成败的。他的游记使我们知道，单在他自己所学的方面，集合三千个地质家做研究设计，二千队在野外工作，其中五百队是做地质图的——那种规模，那种气象，是曾使他感觉大兴奋的。他的苏俄旅行，时间只有四十天，地域只限于新旧两首都和南俄的油田煤矿铁厂水电厂。但因为他是一位有科学训练的观察家，又是一位有政治兴趣的爱国者，他的观察和从观察所得的教训似乎都曾影响到他最后几年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且似乎也曾影响到他最后几年的工作的方向。
因此，我要在这里略述在君从苏俄归来后的政治思想。
他的政治思想，见于这些文字：
我的信仰（二十三年五月六日）《独立》一百号
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二十三年七月一日）《独立》一○八号
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独立》一三三号
再论民治与独裁（二十四年二月三日）《独立》一三七号
科学化的建设（二十四年五月七日广播）《独立》一五一号
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独立》一六三号
他从欧洲归来，继续在北京大学教了两学期的地质学。二十三年（1934）六月十八日他到中央研究院担任总干事的职务。这些文字之中，后五篇都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时期发表的。
《我的信仰》一篇，我已在第十二章和本章摘引了大部分，其中有两段专说他的政治思想。他说：
人不但不是同样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即是“为全体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凡是社会上的真正的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兴趣。
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骤然的变化，他是向来鼓吹“少数人的责任”的重要的。（看他在《努力周报》时期写的《少数人的责任》。）但他在1933年出国，不但是希忒拉刚登台，不但是史太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刚结束，他到美国时又正值罗斯福的“新法”的第一个半年，正当美国国会把许多紧急时期的国家大权都授予罗斯福的时期。所以在君环游世界归来，不免受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影响，他不但对于议会政体“没有兴趣”，他要公开的讨论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政治”了。他接着说：
同时我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重大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何况这种制度的流弊太显明了。要能永久独裁，不但必须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发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时间问题。
这下面就是他的“新式的独裁”的方式了：
我以为，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这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罗斯福总统一面向议会取得了许多空前的大权，一面在政客以外组织他的“智囊团”，就是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
取得了许多空前的大权，又能够组织一国的才智之士来做设计统治的工作：这是他在1933年从海外“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得来的“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
我们几个老朋友在那个时期颇有批评在君不应该提倡独裁的政治的。在二十多年后，我们回头细读他的政论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几篇政论放在一块读下去——我们方才能够认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他的《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和《科学化的建设》两篇更值得我们细读。
那个时期最时髦的两个口号是“统制经济”和“建设”。在君指出“统制经济”必须先具备三个条件：
没有问题，第一个条件是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中国没有那一省是可以自给的。……山西如此，北方各省都是如此。扬子江流域所烧的煤，所用的棉花，都不能不仰给于北方。……南北如此，东西亦复如此。……
第二个必需条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统制棉业而外资的纱厂不能过问，统制航业而外资的船只不就范围，统制煤业而外资的煤矿不受支配，统制的目的如何可以达到？……现在我们的银行大大部分在租界里，可以利用的现金大大部分在外国银行里，……一旦有统制的消息，资本在几分钟之内可以逃的干干净净！
第三个必需条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洁的官吏，……第二行政组织要健全。……第三握政权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学技术，识别专门人才。
他总括起来说：
以上三项，原本是建设新中国的途径，不仅是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
他很沉痛的指出，若没有这些条件而妄想施行经济的统制政策，其危险可比“把一个心脏很弱的人交给一个毫无经验的医生，用重量的麻醉剂麻醉过去，再用没有消过毒的刀子把肚子破开看看。这种病人没有不死在解剖台上的！”
这篇文章颇侧重消极的阻止当时各省与中央的各种统制政策。所以当时有人曾说：“丁在君也走上胡适之的无为政治一条路了！”
《科学化的建设》是他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讲稿，最可以表现他的积极的主张，最可以表现他所谓科学设计的经济建设是什么。他指出：
建设如果要科学化，第一、建设的费用非有外资的输入不能超过国民经济的能力。建设用款全数是固定的投资，……本钱的收回为期甚远，所以在一种经济现状之下，这种投资可能的总数是与国民全体的收入有相当的比例。
1929以前，美国国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有七百元美金。其中六分之一为储蓄，储蓄总数的一半为固定投资。……以美国国民收入如此之多，而固定投资还不过国民收入总数百分之九。
苏俄的国民收入为一百五十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用于固定投资之款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因而全国人民食不能饱，衣不能暖。因为收入越少，越不容易储蓄，储蓄之可以用于固定投资的部分更不能大。否则人民必受痛苦。
在君说的这第一点是最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但这是苏俄的独裁首领所绝不顾恤的，也是那些摹仿苏俄的奴隶们所绝不顾恤的。
在君指出的其余几个要点是：
第二、是要有轻重缓急的标准：宁可少做几件事业，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终。……新设立的机关，……如果不能继续，则过去花的钱都是白费的了。……
第三、建设当然要有统一的职权。……国家应该把要建设的事项做一个整个的计划，把各事项所需要的研究、设计、执行，与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现有各机关的成绩与人才，然后决定他们的去留增减。……
第四、凡百建设，未经实行以前必须有充分的研究与设计。……近代的建设事业太复杂了，没有相当的研究与设计，不会得侥幸成功的。……民国十八年华洋义赈会在绥远开的民生渠，一共费了八十万元，而事前没有测量，许多地方渠身比河身还高，河水流不进渠内，至今全渠成了废物。
最后，他指出建设应该包括人才。“假如国家不能养成专门的技师，一切专门的事业当然无法着手。比专门技师尤其重要的是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假如他们不能了解科学的意义，不能判断政策的轻重，不能鉴识专门的人才，则一切建设根本不会成功的。”
我们必须先读了上面摘引的几篇文字，然后能够了解在君所主张的“新式的独裁”的意义。他在前引的两篇文字里，最后总归结到“握政权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学技术，识别专门人才”；归结到那些“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能够“了解科学的意义，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才”。
他在民国十四年初见孙传芳时，曾说他自信能够替国家办一个现代化的军官学校。十年之后，他好像已抛弃那个梦想了，他的新志愿好像是要为国家做一个“科学化的建设”的首领，帮助国家“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才”。他放弃了他最心爱的教学生活，接受了蔡元培院长的请求，担任起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是发展科学的研究，领导全国学术机关的合作，帮助国家设计经营科学化的建设。他在那个时期主张“新式的独裁”，也是因为他诚心的相信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学训练都不相违背的，是可以领导全国走向“建设新中国”的路上去的。
他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篇短文里，曾明白规定“新式的独裁”须具有四个条件：
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
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
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
四、独载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他的结论是：
我已经说过，目前的中国，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使他于最短期内变为可能。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
当时我有《答丁在君》一文（《独立》一三三号），还有一封信责备他。他有长文答复我和别人的责难文字，题为《再论民治与独裁》。我在二十年后重读此文，他的最末一段说他“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问自己”的两个问题，那是至今天还很动人的文字，我已引在前面了。此文中，最使我感动，最使我了解这位死友当日的真情绪的是这一段：
中国式的专制原来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独裁的利益。“九一八”事变刚发生的时候，有一位反对国民党的朋友对我说：“蒋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协，国民党一定要卖国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这话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十一月胡适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宋子文先生，主张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诉他道：“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这一段是很伤心的话。在君在这里很感慨的指责国民党的专政是“假的”，是旧式的专制，而不是他所梦想的“新式的独裁”。他的“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是“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九一八”事变之后，政府的首领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就是够不上“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
在君还不肯抛弃他期望我们国家的首领做到“新式的独裁”的痴心。二十四年的七月二十一日，他又发表了一篇最动人的文章，题为“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政论了！
他那篇文字详细叙述列宁一力主张单独向德、奥、布、土四国提议停战，并派托洛茨基去议和，最后签订那个赔款十五万万元美金割地约占全国百分之三十的布赖司特——立陶乌斯克（Brest-Litovsk）条约。在君为什么要重提这件历史故事呢？他说：
我所以要旧事重提者，是因为当日苏俄首领的态度和策略很足以做我们当局的殷鉴。……
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愿我们的头等首领学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我愿我们的第二等首领学托洛茨基：事先负责任，献意见；事后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愿我们大家准备退到堪察加去！
这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丁在君的最后的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