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阴左宗棠与新会梁启超二人对举，似颇兀突。余以其均为清代举人中之杰出者，早有大志，对于仕宦，则左氏志在为督抚，梁氏志在为国务大臣，后各得遂其愿。此点颇为相似，故并述之。
左氏为壬辰（道光十二年）举人，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推，有名于时。咸丰间军事起，久居湖南巡抚幕府，用兵筹饷诸务，实主持之（入幕之始，由于湘抚张亮基之敦约，即甚见倚重。张旋署湖广总督，左偕往，未几调抚山东，始辞归。会骆秉章抚湘，又敦聘入幕，倚任尤专，久于其事，左师爷之名大着）。始保同知衔知县，继保同知直隶州知州（仍居幕宾地位，不以官自待也）。咸丰四年甲寅，督师曾国藩克复岳州，拟为左氏请奖知府并花翎。左氏答刘蓉书言志，力辞此奖，书云：“吾非山人，亦非经纶之手，自前年至今，两次窃预保奏，过其所期。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长沙、浏阳、湘潭，兄颇有劳，受之尚可无怍。至此次克复岳州，则相距三百馀里，未尝有一日汗马之劳，又未尝偶参帷幄义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之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然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语甚恳切，却又极诙谐。由不肯受无功之幸保，说到不愿为（亦可云不屑为）同知及知府，又因之说到督抚权大之可为，意志可知。至言为知县必可称职，知县为亲民之官，官卑而职要（直隶州知州除领县外有直辖之疆域，其为亲民之官，与知县及散州知州同），在可为之列，惟此不过就前保官秩所历之阶，作一回顾，实陪衬之笔耳（知府四品，公服之帽例用青金石顶珠，所谓暗蓝顶也，于是有“蓝顶加于纶巾之上”等趣语。左好以诸葛自况，亦每戏以诸葛称人，书中言及曾胡而外，并言两诸葛，所指为谁，俟考。刘蓉在曾幕见重，或即其一欤。后左氏出湘抚幕，骆秉章督师入川，延刘居幕府，言听计从，卒肃清川乱，并擒获石达开，刘亦颇有诸葛之风者，官至陕抚）。其言督抚非一蹴所能得，料此愿之不易偿也。乃后竟由浙江巡抚而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以大学士入朝为军机大臣后，又出督两江，且锡爵由一等伯晋二等侯，为清代赫赫名臣，素志得偿，而侯相之尊，更过乎所望矣（有清故事：汉员进士出身者始得入阁。左以单人破格膺揆席，实为异数，故李鸿章谓之破天荒相公）。
梁氏为己丑（光绪十五年）举人，屡应会试未捷。当戊戌（光绪二十四年）政变，以因康党被名捕，逋亡国外，以言论称雄，仍为政治活动。辛亥（宣统三年）上海报纸有诋之者，梁氏致书其主笔自辩，有云：“公等又日日造谣，谓吾运动开党禁，辇致巨金以赂政府，甚且言其曾亲自入京，往某处谒某人，若一一目睹者然。似此记事，则作报者亦何患无新闻哉？吾请开心见诚与公等一言。谓吾不欲开党禁耶，此违心之言也，吾固日夜望之。以私情言，则不亲祖宗丘墓者十余年，堂上有老亲，不得一定省，游子思归，情安能免？以公义言，则吾固日日思有所以自效于祖国也，吾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虽复时人莫之许，而吾固以此自居而不疑。而吾以所以自处者，又非能如革命党之从事秘密也，恒以张旗鼓以与天下共见。故吾信吾足迹若能履中国之土，则于中国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谓吾不欲开党禁，此违心之论也。虽然，屈己以求政府，而谓吾为之乎？凡有求于人者恒畏人，吾之言论固日日与天下共见也，曾是乞怜于其人者而乃日日骂其人不遗余力乎？手段与目的相反若是虽至愚不为也。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吾知公等闻吾此言，必嗤之以鼻，然人苦不自知，吾亦无如吾何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而应堕永劫者，则吾先化为异域之灰尘，固其宜也。是故近年以来，中国有心人，或为吾挚交，或与吾不相识者，常思汲汲运动开党禁，彼固自认为一种义务，吾无从止之，然窃怜其不知命也。而公等乃日日以欲得一官相诮。吾数年来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夫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饿，而作此壮语，宁不可笑？虽然，举国笑我，我不为动也。虽以此供公等无数谐谑之资料，吾不恤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而公等乃以欲得官相猜，何所见之不广若是？鸾翔寥廓，鸱衔腐鼠而视之曰吓，吾今乃睹子之志矣。”自明决不运动开党禁而求官，一方面则云做官必做国务大臣余非所屑，且国务大臣必须能实行其政见始做之，若做之则必能自效于国家，为国民造福，一己之出处，四万万人之运命实系焉。自待之重，语气之豪，可谓壮哉！未几武昌事起，举国震动，清室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以袁之推荐，任梁为法部副大臣（号曰次官，在部中地位类似今之次长），时党禁已先开矣。梁氏未肯回国就职，固以自忖时会非宜，亦可云副大臣之地位尚未符其国务大臣之志愿也。迨入民国，乃先后为熊（希龄）内阁之司法总长及段（祺瑞）内阁之财政总长，在国务员之列。以级秩论，可谓已达到其未归国前之宣言矣（辛亥四月，清室以预备实行立宪之理由，变更政府官制，裁旧内阁及军机处，设新式之内阁，为责任内阁之雏形，以总理大臣为领袖，佐以协理大臣二人，各部尚书一律改为大臣，与总协理均为国务大臣，即梁氏所言非此不做者也。迨袁氏组阁，复裁协理大臣，国务大臣惟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矣。民国初年，号为行内阁制时，责任内阁曰国务院，设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犹之清末之国务大臣也）。惟两次任国务员，皆失意而下台，无甚成绩可称。以事业论，固未副当年之自负，所尝为人注意者，特为熊内阁草大政方针，作言而未行之昙花一现而已。黄远生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通信《记新内阁》言及梁氏之加入熊内阁有云：“熊氏之被电推为总理也，力辞甚坚，有虽仲尼复生无可为之语……其以大义相责而促成之者实梁任公。及议院通过后，熊氏复姗姗其来，任公复屡电催之，故熊氏到京后之第一目标，反在任公。其先本以教育部属之，任公坚辞决绝，任公之左右尤代任公坚辞决绝。熊氏乃大不怿，故第一次谈判时，熊实不欢而散。至第二次谈判，熊乃出其最峻厉之词锋与任公交涉矣，谓：‘屡次皆公促我来，属我牺牲，而公乃自洁，足见熊希龄三字不抵梁启超名字之尊。’又诘任公以：‘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持何等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成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等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其词恳切，任公无以难之也。至此时已改换任公为司法部矣。”黄与梁素颇接近，如所云，是其时梁氏虽劝熊组阁，而自身之出处，犹持迟回审顾之态度，未尝不虑任此而不克有为足为盛名之累也。卒以环境关系，竟“试他一试”，一试而失败后，恢复其言论生活，自言愿终身为一学者式之政论家，不复混入实际之政途矣。未几见猎心喜，又入段内阁为财政总长，再试而再失败焉。盖其人不愧为政论家之权威者，笔挟情感，善于宣传，每发一议，头头是道，其文字魔力，影响甚巨（晚年关于学术之作，亦多可称），而政事之才，实极缺乏，故毕生之所成就，终属在彼不在此耳。若左宗棠之如愿而为督抚，所自效于清廷者，武略则平靖内乱，戡定边陲，政谟则尽心民事，为地方多所建设，自另是一种实行家之卓越人才已（至其晚年以大学士两值枢廷，老矣，且为同列所挤，在朝为时甚暂，相业罕所表见可不论）。
左氏之中举，几失而竟得之，梁氏则中举后会试，尝一度几中而竟弗售。其事亦可合述。
道光壬辰，左宗植、宗棠兄弟同应湖南乡试，宗植领解，宗棠卷同考官本摈而不荐，循惯例已无取中希望。正考官徐法绩搜遗，得而大赏之，特中第十八名。宗棠对之深有知遇之感。其同治八年己巳为徐撰《神道碑》叙及此节云：“其年秋，公以礼科掌印给事中主湖南乡试，特诏考官搜遗卷。副考官胡以疾卒于试院，公独校五千余卷，得士如额。解首为湘阴左宗植，搜遗所得首卷为左宗棠，榜吏启糊名，监临巡抚使者吴公荣光，避席揖公贺得人，四座惊叹。”又同治九年庚午《书徐熙庵师家书后》云：“故事，乡试同考官以各省州县官由科目进者为之，凡试卷经同考阅荐而后考官取中，同考所斥为遗卷，考官不复阅也。是科宣宗特命考官搜阅遗卷，胡编修既以疾先卒，公独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余忝居首，书中所称十八名者也。当取中时，公令同考官补荐，不应，徐以新奉谕旨晓之，旋调次场经文卷，传视各同考，乃无异议。礼经文尤为公所欣赏，题为《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专任有功》，书中所称经文甚佳者也。后并进览。当时闱中自内帘监试官以下颇疑是卷为温卷也。比启糊名，监临巡抚南海吴公荣光贺得人，在事诸公多有知予姓名者，群疑益解……。计同举四十五人中，余齿最少，今亦五十有九……白头弟子，尚得于横戈跃马时得瞻遗翰，不可得谓非幸也。抑余尤有慨焉。选举废而科目兴，士之为此学者，其始亦干禄耳，然未尝无怀奇负异者出其中，科名之能得士欤，亦士之舍科名末由也。惟朝廷有重士之心，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徐左遇合，良有过于寻常座主门生者，宜左氏于师门者甚至也。而其最被欣赏之文，题目若与左氏异日事业隐相关合者，殆抱负所在，故言之有物，不同人云亦云欤。“选举废而科目兴”一段，持论亦颇轩爽。人才之出于科举，正以舍是末由耳。考官例得搜遗，惟往往习于省事，仅阅同考官所荐之卷，余置不问。宣宗恐各省同考官屈抑人才，壬辰五月降谕云：“三载宾兴，为抡才大典，各直省主试经朕特加简任，宜如何涤虑洗心，认真校阅，务求为国得人。顺天同考官及会试同考官，俱系翰詹科道部属。该员等甲第本高，又经朕亲加校试，尚无荒谬之人充选，所以得人较盛。各直省同考官，则年老举人居多，势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阅卷，即有近科进士，亦不免经手簿书钱谷，文理日就荒芜。各省督抚照例考试帘官，仍恐视为具文。全恃主试搜阅落卷，庶可严去取而拔真才。士子握椠怀铅，三年大比，一经屈抑，又须三年考试，或竟有终身沦弃者，岂不可惜？该主试俱系科甲出身，试回思未第之先，芸窗诵读，与多士何异？若止就荐卷照常挑选，而于落卷漠不关情，设身处地，于心何忍？嗣后各直省督抚务将帘官认真考校，不得以年老荒谬之员滥行充数，其典试各员，必须将闱中试卷全行校阅，不得仅就荐卷取中，方为不负委任……特申诰诫。倘各直省正副考官草率从事，一经朕别有访闻，即将该主试严惩不贷。”左氏所云“特诏考官搜遗卷”“朝廷有重士之意”，即谓此，亦科举掌故也。闻同考官某已于左卷加“欠通顺”字样之批条，经徐氏力与争持，始换批补荐。又文学家吴敏树，与左同榜获隽，亦搜遗所得六人之一。
梁启超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副考官李文田极赏其卷，已议取中矣，卒为正考官徐桐所厄，以致摈弃，李氏于落卷批“还君明珠双泪垂”之句，以志慨惜，传为文字因缘佳话。胡思敬《国闻备乘》纪其事云：“科场会试，四总裁按中额多寡，平均其数，各定取舍，畸零则定为公额，数百年相沿，遂成故事。乙未会试，徐桐为正总裁，启秀、李文田、唐景崇副之。文田讲西北舆地学，刺取自注西游记中语发策，举场莫知所自出，惟梁启超条对甚详。文田得启超卷，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桐阅经艺，谨守御纂，凡牵引古义者皆摈黜不录，启超二场书经艺发明孔注，多异说，桐恶之，遂靳公额不予。文田不敢争，景崇因自请撤去一卷，以启超补之，议已成矣。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启超后创设《时务报》，乃痛诋科举。是科康有为卷亦文田所拔，廷试后不得馆选，渐萌异志。”据余所闻，李批梁卷，仅“还君明珠双泪垂”七字，未引下句也。梁领得落卷后见李批而感知己，谒之。李闻其议论，乃大不喜，语人以此人必乱天下。梁主本师康有为（时名祖诒）之学说，宜不相投。又相传徐桐之坚持摈梁，系误以为康氏卷。梁代师被抑，而康竟掇高魁焉（中第五名）。时康名已着，其文字议论为旧派人物所恶，斥以狂妄。（胡谓康“萌异志”者，系指戊戌之事，所撰《壬戌履霜录》诋为谋逆也）。左谓在壬辰湘试同举中齿最少，时年二十一也。梁则十七岁即中举，更为早发，适与左子孝威中举之年龄同（孝威为同治元年壬戌单人。后亦未成进士）。（民国三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