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七卷四号编后记
茅盾先生的创作《烟云》，虽自说是短篇小说，字数上却近中篇，本期内不能全行刊出，下期续完。
张天翼先生要给《文学》写一个中篇，所以还要等些日子。
《哀启》这一篇惨痛的文字当我由老舍先生手里接来看过后，我说：“这事实我也听说过，而且有人用同一材料写过一篇，就是《文学》八月号中的《平凡的悲剧》。”（那时老舍先生还没见到。）老舍先生怕于读者有碍，我说不但无碍，像这类亡家似的悲剧，作家听见事实多写几篇，对读者印感尤深。何况是无意中的题材雷同，而布局，描写，与一切处理题材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这倒是给读者一个很好的对证，也可启发习作者明白同一事件，同一小说中的人物，可以由各个作者的风格，见解，各有各的写法。末后老舍用郑重态度道：“这没有法，那××字压根儿不能写，只好用‘虾仁’这谜语。您瞧，我们干文字的这一行真糟心！”亏他想到这么普遍的歇后语，（不对，我这儿写错了，应该说歇前语。）虽只两个字，也见出老舍先生的幽默风。
本期内有一篇美丽而严肃的散文小说《荒》，作者取材的别致，与描写的深刻，颇为少见，而《北荒之夜》也是有力的作品。
《和平》原计算在本卷内结束，但以上两期稿件太多，分配为难，故所登无多。从本期起，一例改用新五号字多刊出十几页，（本期的页数也加多）无论如何，总想在十二月号中可以登完。这个长篇译者根据两种不同的译本转译过来的。作者有丰富的材料，变化的表现，从正面，侧面，种种人物的心理与行动上，暴露出欧战停后德国革命中的情形，质，文双胜。令人读后印感颇深，所以即使每期多登一点似亦不至使读者厌烦？
明年一月特大号我们想出一新诗专号，另有征稿广告。我们盼望全国中对新诗有研究有兴趣的作者，诗人，都在这个特号上发表意见或作品，新诗运动到现在已有快二十年的历史，成绩并不比小说，戏剧别的部分差了多少，我们想借此机会能够见出我们的诗坛的全面目。自然，这不是简易的事，需要对新诗爱护者的全体相助！我们绝不取狭隘的观点，如果说是诗坛上有派别的话，我们诚恳地望各派的作者都各抒己见，各以大作见示，我们将尽可能的刊布。联合各种的弦音谱成一支时代的和曲，无论主张上的不同，作风上的殊异，对中国新诗的未来有何看法，我们想从这一支和曲里给读者与诗歌习作者以种种的感动，与种种的声音。望研究诗歌与写作诗歌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如果稿件过多，我们还可以分两期登载。）
在这风雨如晦的夜中，在这山河破碎的严重的时代，我们此举绝非闲情。“低吟长啸”自无大力，但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痛感，无论是“感时，恨别”；无论是“长江，落木”，无论是听到悲壮的鼓角；无论是想到火线下的健儿与流民，……诸般的人生，诸般的世间相，与诸般的想象，诗人，有你们的邑郁壮烈的心胸，有你们的幽深沉痛的情绪，你们有一支笔，任管用什么方法总可写出你们的真诚与对一切的感动。
“我所求于诗人的只要他真实。”
“真实”，这两个字的范围很广，不能呆看。在这样的暗夜——这样的时代里，我们请求披露诗人们的各样真实给我们！——但我们的观点绝不狭隘（又说了），伤时的杜甫也一样写“香雾，清辉”，热烈的拜伦曾有I saw the weep的诗句。时世纵然不同，但只要“真实”，我们欢喜读到的是诗人的真实作品！
本期通信栏中普鲁司克博士的来信，因辗转转来，未及早日登出。这一封公开信托《文学》宣布出来，读者一定很注意。以一西洋的学者虽所用文字不同而对我们的新文学尚有这样的热诚，我们自己更应努力，联合，使“我们这文坛”整齐阵容，多所收获。
《文学》七卷六号编后记
原约定有几篇研究评论鲁迅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文艺的文字，以时间匆促，多未能及时寄下。但本期的特辑内有茅盾与欧阳凡海二位的论文，又有轻易不动笔的丐尊先生的《鲁迅翁杂忆》。（他以鲁迅先生老友的资格，记述当年这位伟大文人的逸事，使我们能更了解其性格与思想。）想读者也还满意罢？
因为明年一月号是“新诗专号”，所以在本期内不再登诗了。编辑室内的诗歌存稿极多，我们想不到这两个月来投寄，“新诗专号”的稿件有这样丰富，只就创作说，已有数百份，选定，整理自然须花费极大的时间。由此足见大家对于诗歌的热心，虽然有人以为多数人写新诗是“避难就易”，但以编者的眼光看来，这里头却有不少的佳作。
现在约计以本刊二百页的特大号（一月号）怕容纳不下已决定刊登的稿件，至于是否在明年二月中续出一个专号，须待后来决定。
因为存稿过多，有几篇原打算在本期发表的创作（刘白羽、王西彦、田涛、陈琳诸位的小说），只好等待两期。即如本期内的《号外》，《汽车路》诸篇也是已排成数月的了。望投稿本刊的作者谅解！
《和平》也因此余稿过多，但为读者的便利，与结束此一卷的关系起见，不能不在本期内完全刊出，（自从上月号以来，每期皆增加页数。）这个题材丰富，意象鲜明的德作家的长篇，如连续看去，自可见出作者的本领，末后几段尤易动人，读者当有同感。
自春徂冬，又是半年过去了，编者就力量所及编完一卷。有几件预定的事因种种关系未能办到，殊觉自愧！从下卷起，我们对于内容上将略有变更，详细在一月号中宣布。
对于文艺刊物，编者主张不必一律从同，像每一个作家一样，各有其姿态与风格。如果这一份刊物准与另一份形式同，编法也一样，反使读者减却兴味。
编者在“固辞不获”的情形中，强抑着心情从春天起续编本刊，每每发愁。（读者诸君！这不是份使人高兴的“差事”，我诚心地说，）好处说，是主持“选政”罢；（多寒伧无聊的话）往坏处说，简直是“自投罗网”。这份粘丝密眼的文网真够挣扎的。要对得起读者作者，还要对得起编者自己的真心！因此便多担上一份心事，终天丢不下。也许有人笑了：你这没勇气没魄力的编辑者，为什么只是对人家诉苦？但这种“差事”，（又是两个寒伧无聊的字眼）若只凭一支丈八蛇矛与一头撞死的傻劲能办的了吗？论来应分有丰瞻的学识，鉴别文字的本事，更需要精心与耐力，这并不够，还得附带上应付环境的“才能”。读者请不要误会了这句话，但这确是必要而不可缺的一种作编辑者的“才能”！如果他想把这件工作继续下去，在现在中国的文坛上。
编者却那样也不够！从寓楼窗外的林檎树发出新芽时起，直瞅到现在，那些干枝上只挂着几片枯黄的死叶了，劲风与霜气催迫着我们又挨到隆冬，编者在寒宵的炉火旁边眼看着一堆一叠的函札，文稿，往往低叹。但这是为了什么，自己也说不出。
边塞苦寒，风雪弥天，在我们这样艰苦耻辱的国度中，在这壮烈沉痛的日子里，我还能借了文字联合大家的情感，比起受冻浴血的穷苦士兵们，比起流离失所辗转沟壑的人们，我们很惭愧还有这样的舒服与从容！就以文字的事业说，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连成二条线，筑成一堵墙，为民族，为文化，为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尽一份力量呢？
并非无故向读者饶舌，滥用《文学》的篇幅，编者这一份心思也想在这一卷的终了时对大家吐一吐。如果有人认为这不是在编后记中应该说的话，编者只有认过而已。
《文学》八卷六号编后记
这一期出版后，本刊足足满了四岁。从下期（九卷一号）起，本刊进入了“生存”上的第五个年头。四年的期间，不能说多，然而这四年内文坛上的动态，——用一句成语，正所谓“回黄转绿”，后人若写民国文艺史，至少得给它一大章的地位！
在这四年间，我们看见了农村生活描写的盛极一时，我们也看见了手榴弹式的“杂文”之大奋厥威，我们看见了“幽默”和晚明小品之流行，但我们也看见了东北人的怒吼与血泪，我们看见了为求理论与实践更能吻合的“反公式主义”的自我批评，但我们也看见了从另一角度加以责难的“差不多说”，以及对此“差不多说”的驳议，我们看见了“速写”和“报告”在文艺园地之植立，但同时，据广大悲壮之背景奋健笔以挥洒的长篇巨著亦方兴未已，我们又看见了戏剧方面的奇才辈出，现代生活的和历史事件的并驾而驱……
我们没有理由对这横斜侧出，万籁竞作的四年间的文坛抱悲观；我们以为这是新文学积二十年之厚载，经多次之辩证的发展，正到了走进新的一步的大发酵的时期。
同时，我们亦敢说：谁要是无视了或故意抹煞了新文学二十年来辩证的发展之意义，而以为今日之文坛必得重新另给以理论的基础，那就是盲目而无知！而作家之群，倘亦有目迷于当前之五彩，于是而彷徨，而自失，那也是不必要的自馁！
四年的期间，诚不为久，但在“多事”的民国，尤其在这“多事”的四年，一个文艺定期刊而能继续存在至四年者，实不多见；四年的步数，在一个人正刚从浑浑噩噩而知识渐开，但在一个刊物却或者不免渐因持重而入暮气；本刊幸有四年之生命，是一喜，但若忝为“老大哥”而渐失精进之锐气，是又一惧。本刊以是警惕，未敢自懈，值兹第五年的开始，更当自勉；今后编辑计划已在八卷五号（五月号）略见面目，现在九卷一号特大号的稿件大致就绪，举其重要者，则有——
一 长篇小说：《大地的海》，端木蕻良作。端木之出现于文坛，是去年间值得大笔特书的一件事。已发表之短篇已经引起批评界和读书界一致之注意，毋待本刊多告。此篇《大地的海》长约十三四万言，是作者的“红梁三部作”的第二部，第一部名《科尔沁旗草原》，约二十余万言，正由开明书店排印，不久想可出版。《大地的海》本亦已定径出单行，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先在本刊发表，预定四期登完。这长篇的背景也是东北，作者以他特有的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作者自谓他更爱这《大地的海》，这比长了一倍的《科尔沁旗草原》更多倾注了心血。
二 短篇小说：本刊过去每期总登有短篇小说四五篇，并且努力使一期内的四五个短篇小说题材和风格上都不雷同。今后仍依此方针。九卷一号的短篇小说已有叶圣陶，王统照，艾芜，荒煤，王西彦，沙汀，刘白羽等之作，共十篇。
翻译的短篇小说。有鲁彦译匈牙利大作家育珂的《七个人中间的那一个》。黎烈文允以译稿见惠，题尚未定。本刊今后拟每期登名著的名译二三篇。
三 中篇小说：近来中篇小说出产颇多，良友公司出版的“中篇创作新集”已出了近十种。本刊在前年曾连登中篇十二，每期一篇；今后仍拟多登中篇。九卷一号即有老舍所作中篇《我这一辈子》，一次登完。除中篇创作外，亦拟常选西洋中篇佳著，译登本刊；九卷一号有中篇《白石》（苏联区曼特林作）分两期登完。我们觉得国人创作的中篇虽不乏佳作，但尚颇多是短篇的拉长或长篇的缩紧的现象；今后拟常介绍西洋的中篇小说，想来亦足供作家们技巧上的参考。
四 世界文学动态：介绍世界文学的动态，本属本刊历来所致力之一端。从九卷一号起，我们每期将刊登有系统的论文，或译或著，或纯理论或蕞集事实而为述评。九卷一号中决定刊登者，一《诗歌与苏联的诗歌问题》，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文艺》，三《一个文学年谱》（叙述近三十年来美国文学的发展），原文既出名家，译笔亦出名手。
九卷一号尤有“讨论翻译问题”的论文辑译；最近欧州第一流作家对于翻译的意见，很值得我们参考。
五 短评：本刊向来有《论坛》一栏，七卷八卷因故暂缺，读者颇以为念；现自九卷一号起，我们再立《短评》一栏，特约多人，长期撰作。凡所论列，不以文艺为限，一般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乃至社会现象，皆要包罗，观点不求一致，而态度则有一共同：不阿私，但决不回避讨论，不唱高调，但对“市侩主义”决不容情，不忌偏颇，痛恨骑墙圆滑。此项短评，每期至少登四五篇。九卷一号有茅盾，胡愈之，等人所作，约六篇之多。
六 散文与随笔：此栏有著作，亦有翻译。九卷一号有夏丏尊，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茅盾，李健吾，许天虹诸人之作，内容或抒写感想，或描记印象，或述研究旧籍之所得。
七 诗：举其重要者，九卷一号有臧克家的长诗《苏生的风》和傅东华的译诗。
八 书报述评：本刊前已屡登书评，每期多则二篇，少亦必有一篇。现自九卷一号起，拟给以较前更多的篇幅。自今春以来，文艺新刊，月有所见。就我们所知的而言。文艺定期刊之盛，实为前所未有，在上海出版者五六种，而在北方出版者亦四五种。本刊此后拟每月集取南北各主要的文艺定期刊，作一总的述评，九卷一号有《最近的文艺定期刊》一文，即此计划之开始。（我们不但对于已有的定期刊要作每月之总的述评，亦甚愿介绍全国各地之新出的文艺定期刊，把全国文学者之活动告知广大的读者群，盼望各地的同行寄给材料。）至于单行的文艺创作，从九卷一号起，每期亦拟多多注意，此项书评，每期刊登至少三篇。九卷一号揭载者，为欧阳凡海的《论〈日出〉》，茅盾的《〈窑场〉及其他》，及凡海的《读〈栗子〉》。
九卷一号是特大号，约计二十八九万字。
《文学》九卷一号编后记
读者看到这个特大号有何评论，编者自然无从揣测。但当本刊的第五个年度开始，我们却敢说一句近乎夸大的话是：“继续保持着以往的一贯的严肃态度，随着迅速的不容情的时间以日渐更新的精神而自励。”正如人生一样，新与旧，活泼与顽固，并不在他的岁月过的多少，而在他有无健行的力量与青春的精彩！一般刊物办上几年，便难免暮气沉沉，不但失去了主动进取的机能，而且在脸面上罩一层霜痕，态度上自现衰老，使人如见清秋的蒲柳。像这样，成例俱在，而以中国的少有点历史的刊物为尤甚。持久与精进的魄力我们太缺乏了！固然，其间有许多客观的情势不容许，与阻碍横生，而凭一时的兴致，偶然的“心潮”，来也勃然，去也忽焉，浅尝辄止，东扶西倒，我们不能讳言我们的薄弱，我们的虚浮。多少事件难逃此例，文化事业哪能独外。本刊能继续生存至于今日，我们绝不敢以此自诩，自傲，想到文艺的使命与现阶段中文学力的需要，我们更感到责任的重大与办理的困难。我们怎样才能达出现代文学的真正使命？我们怎样才能藉文学的形式把时代精神给以正确的说明？我们怎样发抒出黑暗苦闷中的呼声？我们怎样创造出高尚的理想与勇健的力量？——怎样把一切不逃避现实的心弦合奏成一支调谐悲壮的歌曲？怎样培植人类真性情的根茎而使之开成美丽的花朵？……自然也许有人讥笑我们所说过于夸大，我们愿望过奢，但“世界无穷，吾愿无尽”，既无所愿，又何苦虚费作者读者的时间，又哪能藉这本刊物作一条有力的连系呢。
虽在这“风雨交鸣”，艰苦备尝的时代中，我们当时存有“饥喉出金石，植道为嘉禾”的心愿！消沉，悲叹，忐忑，“突梯滑稽”，以及“游于方之外”的骗骗自己的方法与态度，我们当尽力所及一概避免。
由本刊的取材与文字上读者可以觉察得出。
本期共二百五十余页，而临时抽下的稿件也有数万字。预定登十篇短篇创作，只登六篇；预定登五篇散文（作的与译的）也只有两篇，而中篇《白石》与长篇论文《诗歌与苏联的诗歌问题》，皆容纳不下，尤为抱歉！在无可奈何中决定商得译者同意，将《白石》在生活书店出单行本，而《诗歌与苏联的诗歌问题》将于八九月号中分期刊完。同一个原因，如郑振铎君的《关于中国戏剧的论文》，沈起予君所译苏俄名文学家的《论文学的模式》也只好迟两期与读者见面了。
因本期内把老舍君的中篇一次登出，自然占的页数较多，但读者能一气读下，感念连接，印象自深。这个中篇是老舍专为我们的特大号写的。以熟练生动的笔姿，写对于北平小市民生活的真切体验。用自传体描绘出那主角的“他这一辈子”。这里面不但无生凑硬拼的痕迹，而且如见真人，如闻其声，使人读去惟恐其尽，久居北平者，固能深深领略作者所写的亲切，即从未到过那个古城的亦能从人情中，生活的激荡中觉出作者写实手法的高妙。——那主角的一生与环境的罪恶，时时在读者的记忆里动荡。这中篇与作者的另一个长篇《骆驼祥子》（在《宇宙风》连续刊载尚未登完）是他在这一年中重要的收获。
叶圣陶君轻易不写小说了。他的文字的干净，妥帖，纯客观写法的深静，清切，读者早已共喻，不俟赘言。《乡里善人》这个短篇尤其是叶君最近的精心之作。平淡之至，亦深刻之至，无余言，无歧义，老练稳妥，文如其人。
《大地的海》因本刊以后将略减页数，初拟四期登完，大约须在一卷末结束。编者不再说什么话，读者按期读去自能明了，自生感动。就看看一开篇的插画与人物的出现，端木君笔力的奔放，联想的丰富，描写的多姿，究竟如何毋庸“虚报”。
傅东华君将译诗的工作放下，新写成这篇论文，实比译诗更为重要。近来批评的言论多专注于思想，背景等等，而少从文字的技巧上讨论。固然在这时代中粗线条的有气力的画幅给予我们不少新鲜的印象与热烈的感动，不过我们却不要以此自满，不能不希望作者更加锻炼，更求切磋，不止要“清新”，更需要文笔的“老成”。东华君借杜老评庾信文章的一首诗。援引，比证，给庾信的诗赋一种新的评论；也给现在的作者以更完善的取法。这并不专为讨论“遗产”而作的一篇评文，而是针对“我们的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提示。
短篇创作中除《乡里善人》一篇外作者五人，风格不同，笔调不同，而地方色彩的表现尤有显著的差异。读者自能领略。碧野君是第一次在本刊发表文字的，这值得说一句望读者注意。
臧克家君近作长诗两篇，《生命的抓手》与《苏生的风》，自说都用较粗的笔触写出火样的热情。比他以前的短诗写法不同，是以气盛以情感的奔放胜，细微处并不十分用力，但读后的印感却比较沉重些。
像王任叔君辑述的这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文艺学》很值得重视。我们知道纳粹治下也有他们的所谓“文艺政策”。他们利用“民族爱”，“民族使命”的狭义立场，混淆民族的真精神，曲解历史的事实。在铁轮迅转的当代想以虚伪的面目，提倡复古；提倡民族的夸大狂；提倡什么“钢铁的浪漫主义”，想借傀儡手中的武器（文艺），与他们的铁血相合，造成疯狂的战争，以扩大一二专政者的野心。于是，他们造成一些法西斯主义的文艺理论家与什么“国民文学”的作者，以期统于一尊，压伏异流。我们虽也约略明白纳粹治下的政治文化的现状，然如这篇对法西斯文艺的基点上予以精锐的观察及沉重的打击的文字，殊不多见。不仅就事实上评论，原作者以其丰赡的历史与文艺学的知识，从哲学与心理上加以解剖，判断，使我们透视了法西斯主义的文艺学的真面目，读者应分费点精神阅读它。
其他如黎烈文、王鲁彦二位特为我们译的两个短篇，着墨无多，却各有独特的风格与描写的方法。
李健吾君明森君所译散文，原作者既系名家，亦各有他们的想象与见解，足以耐人深思。
《对于翻译问题的意见》共十四篇，因为每篇可以独立，所以分在三期上刊载。原文系巴黎文化合作社编印的，集合现代各国的翻译名家与名作者的意见，讨论翻译的各种困难问题。原文不易购求，今经陈君精细译出，易稿数次，不止可供我们译书界的参考，亦可借此约略知道文学作品在各国中互译的情形。
末后，我们要将茅盾君的短评特别提出与读者讨论一下。茅盾君久已未作正式的评论文坛趋势的文字了，这可说是他在本年中的第一篇，将现时对文艺关心的议论分作几派，予以解释与评判，而以不必过分为文艺有危机担心作断定。本来，历史的进展何曾轻轻地绕过人生，慌张，忧疑，或走头无路，进退皆非，是一位有识力有定见批评家，一位有眼光有才能的作者，在无论何种时代中应当屏弃，应当一笑置之的。有时代在，有现实在，有我们的心力与笔在，我们为什么疑惑，为什么自馁！
日本诗人武城康雄热心于中日文坛交流的问题，曾数次来函与编者作私人的讨论。新近在他们的同人杂志《星座》上发表《对于中日文坛交流的希望》一文，所见深切，远大，故本社托陈琳君译出与读者共览。本拟将武城君的来函编者的答复附带刊出，为页数所限，只好移入下期。
《文学》九卷二号编后记
在近百度的奇热中编完了这一期，恰好是华北被敌人炮火威胁的严重关头，我们的“文化城”，——“沙漠的城”已经在人家的包围中了。国难至此，全国人民同声激愤，我们弄笔墨的同人，平常被称为“文化人”，为“知识分子”，值此全民族将受敌人的铁骑蹂躏，全国土地将染遍血迹的时期，有什么表示，有什么一致的力量，有什么悲壮强毅的精神，可以无愧平常时被人称呼的好名称？
虽然从历史上详细考证，对于历来的所谓“士气”的看法，不能没有一点点的折扣。但几千年立国的精神，知识分子的特殊表现，“士气”这两个字并非全无力量。何况是生当现代，遇到异族凭凌，这空前的奇耻，大辱，——真够得上“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我们便压得住这一腔愤懑，容得住这当前的苦难，以潇洒的态度，幽闲的心情，眼看着“河山变色”，无动于衷？文人，有他们的伟大，有他们的成就；却也有他们的缺陷，与他们的贫弱！仅能弄弄笔头，说说空话，已经愧对杀身浴血的前线上的壮士，与流离饥饿的无数的人民。但凭我们的所能，尚可借文字作激扬愤感，描写残酷，刻画丑恶，揭发黑暗的工具给多数读者一点兴奋的力量，一种真切的认识。我们不是狭隘地说除开这类题材的文字便无文学的价值，我们更不会看轻了每个作者的自由思想与拣选任何材料的自由，也非赞同只有主题的积极性而忽略了巧妙的安置与艺术方法的表现。但现在，为什么我们不敢对“现实”注视？为什么只能对富于“时代感”的青年人的作品摇头？为什么激不起具有所谓“敏感”者对国难（广义的）的愤慨？为什么永远好在个人的兴趣的偏至中转圈子？这里，不需要多谈理论，就在当前的情形中，凡是具有良心与正义感的作者不容你不“惊心动魄”？将个人兴趣的偏至先放在一边，用我们的心与笔给全民族的垂危的生命注射上一份慷慨悲壮的精神与强健勇往的气力！不论是“言志”也好，“载道”也好，若蔑视这血淋淋的“现实”只求艺术的陶醉；忘却多数人的苦难专以文字抒发个人的兴趣，是非姑且不论，怕连我们自己的心与自己的笔都有点惭恧吧！
我们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者，但不能轻看民族的兴亡，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不义之战，但我们即为人道二字设想也应“予打击者以打击”，我们不是盲目的鼓动他人牺牲生命，但我们怎样也忍不住在自己的疆土中任凭敌骑的蹴踏！
也许有人讥笑我们所见的不免狭隘吧？也许有人说我们对文艺的主张是过于趋重“功利观”吧？但我们的真感所在却愿掬诚贡献于我们的文艺界！我们只是希求我们的作者：
正视这血淋淋的“现实”的时期用组织巧妙的文字传达出悲壮的精神，激发读者的勇气。
至少，在这样的危难中这并不是过分的希求？
关于本期中各篇的内容不及缕述，惟以篇幅与各门材料的分配关系，创作除长篇连载外只登出三个短篇。本想开始登载《诗歌与苏联的诗歌问题》一文，以“翻译讨论”至九月号内方能刊完，故决定将此长篇译文载入十月号中。
书评两篇字数已超过每期的这一栏的预计，故《最近文艺刊物述评》只好缺登。
九月号中文字可以预告者：除长篇创作与翻译连续登载外，有张天翼孙陵澎岛的短篇创作，有沈起予君的《论文学模式》译文，有茅盾，胡愈之，王统照，屈轶等的短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