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昭十八年《传》：鲁人有见周原伯者，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凌上替，能无乱乎？”呜呼！何其言之一似为今日言之也。我国数千年来不悦学之风，殆未有甚于今日者。《六经》束阁，《论语》当薪，循此更阅十年，则千圣百王之学，精华糟粕，举扫地以尽矣。或曰：今者新学方兴，则旧学之消沉，亦非得已。日本明治初年，其前事也。虽然，日本前此之骛新学，则真能悦之而以所学名其家与传其人者辈出焉。日本之有今日，盖学者之功最高。我则何有？治新学者，以之为应举之敲门砖而已。门辟而砖旋弃，其用恰与前此之帖括无以异。夫前此学子虽罔不困于帖括，而帖括以外，必尚有其所学者。其所学之致用与否勿俱论，要之，舍肉欲外，更有此以供精神上之愉快，于以维系士夫之人格，毋使堕落太甚，而国家元气，无形中往往受其赐。今也旧学则视为无用而唾弃之矣，至其所谓有用之新学，其价值乃仅得比于帖括。吾国需此变形之帖括，何为也哉？《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丧无日矣。”是岂可不为寒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