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論一
《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說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於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於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於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剪截黜除之也。謂芟夷剪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偽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於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於《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於《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錄於《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於《書》。悔過一也。衛武公《賓之初筵》，列於《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於《周書》。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於望周望魯，毋乃類於讖緯之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則悔之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為憾也，意其封殽屍而還，必告捷於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於史，而達之四方。雖末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
○《書》論二
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銖諸儒是也。謂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於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即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自愚論之，《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
○《詩》論一
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
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誌，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蘩》為節，士以《采蘋》為節。今大、小《戴記》載有《狸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於《狸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
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
《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鍾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屍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祁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
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襜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劄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遍為諷誦？
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為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於夏後之世”，今本無“於”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
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為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
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刺繆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蒙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於魏唐之後，檜後於陳，豳後於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詩》論二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苡》，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一作悅）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為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為伋之傅母作，《黍離》為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苡》為蔡人妻作，《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為申人女作，《邶•柏舟》為衛宣夫人作，《燕燕》為定薑送婦作，《式微》為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為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為序乎？
○《春秋》論一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
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於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附庸也，而進為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為子，薛降為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為侯，或降為伯，或降為子，或復為伯。他若於葵丘，宋以公而稱子。於溫、於召陵，陳以侯而稱子。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於宋於陳則云，在喪未葬也。於州、於虞、於郭則云，非爵也。於杞則云，用展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於洮書衛子，是稱子不繫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齊之於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溫子、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於宋，徐子執於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於晉，皆不得復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既已賤之矣，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展禮，雖大曰子也。
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眾說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未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於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於繻葛，敗績於貿戎，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吊，來告於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降為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強國，知所懼焉。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稱子，不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即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於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予奪之，則孔子先自處於無王，何以使亂臣強國知懼，而示信於後世乎？顧群儒之說，猶紛紛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春秋》論二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於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
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榮暴之殘，其號令政教，以晉楚之強，請隧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墜文武成康之訓，而於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誌、交福、讚喜、致禬，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於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為尊者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
夫平王之與隱公，既賵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與文公，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賵之贈。周之於魯，其禮不為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即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
魯之於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人有德於己，猶不可忘，況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內，朋友之義，無施不報。況出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為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吊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於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吊又不至，於是毛伯以上大夫即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於楚也。昔孔子從祭於魯，膰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
孔子之作《春秋》，誌在尊王而已。尊王，故於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群儒未究其義，於宰咺譏其緩，於榮叔譏其兼之非禮，於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尚之來歸脤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群儒之說，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為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賻非譏，子言則然矣。求車何為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於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家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家父為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即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沒其文也。
○《春秋》論三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薑，通乎齊襄，遂啟彭生之禍。而且孫於齊，享於祝丘，會於禚於防於穀，甚至如京師，其遊敖也無節。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莊公為齊侯之子，將使主魯祀者，莫信為周公之後，國惡孰大於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辯焉，不可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為著其事於《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薑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桓會於歡而親受之，昏禮之始，不為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於濼，為之特書曰：“公與夫人薑氏遂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薑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薑來歸後三歲，其為魯君之子，不待辭說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於子同生書之。噫！易芊以黃，易嬴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袪惑，史沒其文，斯人之疑者益甚，然後知《春秋》之為功世道者大也。
○《春秋》論四
以《春秋》為《春秋》，述也。而謂之作，何與？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之克也，衛之魚也，虢之嚚也，晉之蘇也，黯也，趙也，狐也，墨也，咸書國中之事，以達於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誌》也，楚之《書》也，《檮杌》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既得百二十國寶書，非不欲成東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蓋嘗讀《春秋》於老聃之前矣，聃也踞灶觚而聽之。又得丘明為之傳，於是作《春秋》之誌乃定。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國之事爾。《周官》，邦國之誌，小史掌之。四方之誌，外史掌之。莫有刪裁會粹而合於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譬諸後世紀輿地者，一縣之誌有焉，一州一郡一路之誌有焉，其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謂之通誌。是與百二十國寶書同也。《十道》、《九域》、《大一統》之誌，則竊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國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侯大夫，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無異出自天子，斯則天子之事矣。乃或者以書爵、書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予奪之權，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亦何預重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或又以為《春秋》孔氏之刑書。不知王跡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溫柔敦厚之遺意，非過為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說也，豈深於《春秋》者哉！
○秦始皇論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奸，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為國，不本於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於太子之師傅。而范雎為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為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荊軻以匕首劫始皇，幾揕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仇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為於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為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為眾惡之所歸，以至於亡，豈不哀哉！
蓋吾觀於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於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為邪說誣民，近於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於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為快。不曰嫚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既滅，秦方以為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為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為《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於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為眾惡之所歸而不悔也。
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於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於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韓信論
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於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市咸笑其怯，母獨為進食，宜其有知己之感。千金之報，不為重也。迨於楚為郎中，投漢為都尉，至此而天下遂無一人知己者，此信所由亡也。當其時豪傑並起，可與就天下者惟楚漢，信之亡，將安往哉？蓋惟有窮餓於深山以沒世焉爾，何也？彼其視郎中、都尉之遇，甚於胯下之辱也。乃高帝一聞蕭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為大將，又設壇場具禮，召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隆，未有若高帝之於信也。其知己之感，雖菹醢其身不惜，彼武涉、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動心哉？
天下已定，信未嘗有纖毫之過，而陳平倡偽遊之邪說，無故貶爵，使與絳、灌並列。其與郎中、都尉之遇何異？欲禁其無怨望之言，難矣。彼呂後者，包藏禍心，以為信不死，必不為所用。由是文致其辭，戮之鍾室，史遂附會其說，謂與陳豨有執手之言。嗚呼！以信用兵之神，眾寡莫測，欲反則反耳，何藉豨為？信之視豨，猶絳、灌之屬，不屑與之言者也。
然則信悔不用蒯通之心，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為高帝所殺，則雖菹醢無憾，其為是言者，深憾為女子所賣也。不然，以漂母一飯之不忘，忍負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讓之死也，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賈生以讓行同狗彘，而能抗節若是，孰謂信也行乃出豫讓下哉？
○揚雄論
以言取人，偽之所從出也。昔者太公誅任矞華仕於齊，子產誅鄧析於鄭，孔子誅少正卯於魯，聖賢所以彰刑罰大權者，豈好為已甚哉！無他，深惡其言之不實，而偽學之足以欺世也。揚雄之書，誦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折衷聖人而純於道德者，莫有過焉者也，抑知其盡出於偽哉？王莽將篡漢，恭儉以下士，雄之澹泊自守，若無榮利動其中。其初蓋欲悅莽之心，及久未見用，躁不能禁，乃為劇秦美新之文以獻媚。前之所為，唐尊之柴車瓦器也。後之所為，哀章劉秀之符命也。其獨不得柄用者，莽嘗與雄同為郎，莽之偽，雄知之，雄之偽，莽亦習知之也。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於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相率而為偽焉爾矣。投閣之事，已為當世所笑，後之君子，顧或有取於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於聖人也。夫安居而誦習周、孔，鄉曲之士能之。迨事變猝，至臨難而不失其正者，希矣。世之儒者，幸生太平無事之日，飽食暖衣，無纖毫之憂患，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沒，門人弟子，矜其迂闊腐爛之說，巋然配食於孔氏之庭；非是，則俎豆不與焉。噫！吾能必其言之不出於偽也邪！
○王弼論
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此伊川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注也。惟因范寧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出辭太激，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尚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然弼既注《易》，別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為一轂”、“高以下為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於桀紂邪？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訕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誌《三國》，全以天子之誌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於時作史者，王沉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於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中，即帝位武擔，蜀之群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後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為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謖軍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為王粲、衛覬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覬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於魏，魏禪於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幹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氏之責壽，予竊以為未得其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