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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侠小说的背景主要都是古代社会。

　　拳脚刀剑在机关枪、手枪之前毫无用处，这固然是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利益，是要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破坏法律与秩序。

　　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各种行动──个人以暴力来自行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等，在现代是反社会的，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这等于是恐怖份子的活动，极少有人会予以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为现代正常的国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当然不一定。

　　古代社会中侠盗罗宾汉、梁山泊好汉的行径对人民大众有利，施之于现代社会中却对人民大众不利。除非是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领，或者是反对极端暴虐、不人道、与大多数人民为敌的专制统治者。

　　幸好，人们阅读武侠小说，只是精神上有一种“拥护正义”的感情，从来没有哪一个天真的读者去模仿小说中英雄的具体行动。说读了武侠小说的孩子会入山拜师练武，这种说法或事迹，也几十年没听见了。大概，现代的孩子都聪明了，知道就算练成了武功，也敌不过一枝手枪，也不必这样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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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企图在《鹿鼎记》中描写中国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没有这样的才能，事实上也决不可能。只是在韦小宝身上，重点的突出了他善于适应环境与讲义气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一般外国人没有这样显著。

　　善于适应环境，在生存竞争上是优点，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就韦小宝而言，他大多数行动决不能值得赞扬，不过在清初那样的社会中，这种行动对他很有利。

　　如果换了一个不同环境，假如说在现代的瑞士、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法律相当公道而严明，社会的制裁力量很强，投机取巧的结果通常很糟糕，规规矩矩远比为非作歹为有利，韦小宝那样的人移民过去，相信他为了适应环境，会选择规规矩矩的生活。虽然，很难想象韦小宝居然会规规矩矩。

　　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会与制度。就像《官场现形记》等等小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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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重视人情与义气，使我们在生活中平添不少温暖。在艰难和贫穷的环境中，如果大家再互相敌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充满了冷酷与憎恨，这样的生活很难过得下去。

　　在物质条件丰裕的城市中可以不讲人情、不讲义气，生活当然无聊乏味，然而还活得下去。在贫乏的农业社会中，人情是必要的。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与义气讲到了不顾原则，许多恶习气相应而生。中国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轨道，与中国人太讲人情义气有直接关联。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旧、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整个社会。

　　对于中国目前的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

　　然而像西方社会中那样，连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也没有多大人情好讲，一切公事公办，丝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没有人情；只讲原则，不顾义气，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点呢？韦小宝如果变成了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又有甚么好玩呢？

　　小说的任务并不是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只是叙述在那样的社会中，有那样的人物，他们怎样行动，怎样思想，怎样悲哀与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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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在想到韦小宝这小家伙时的一些拉杂感想。

　　坦白说，在我写作《鹿鼎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在最初写作的几个月中，甚至韦小宝是甚么性格也没有成型，他是慢慢、慢慢的自己成长的。

　　在我的经验中，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初写时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渐渐开展，人物也渐渐明朗起来。

　　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划韦小宝善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样，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身上显现出来了。

　　朋友们喜欢谈韦小宝。在台北一次座谈会中，本意是讨论“金庸小说”，结果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来辩论韦小宝的性格。不少读者问到我的意见，于是我自己也来想想，试图分析一下。

　　这里的分析半点也没有“权威性”，因为这是事后的感想，与写作时的计划与心情全然无关。我写小说，除了布局、史实的研究与描写之外，主要是纯感情性的，与理智的分析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意表现怎么样一个主题。如果读者觉得其中有甚么主题，那是不知不觉间自然形成的。相信读者自己所作的结论，互相间也不太相同。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情的书，其中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有人写过。

　　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与缺点，但韦小宝当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韦小宝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一个人。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国人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中国人的性格太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都不是人，但他们身上也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因为写这些“妖精”的人是中国人。

　　这些意见，本来简单的写在《鹿鼎记》的〈后记〉中，但后来觉得作者不该多谈自己的作品，这徒然妨碍读者自行判断的乐趣，所以写好后又删掉了。何况作者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总有偏爱。“癞痢头儿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较理性的分析。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因编者索稿，而写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抛弃，于是略加增益，以供谈助。匆匆成篇，想得并不周到。

　　原载一九八一年十月号《明报月刊》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四日《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