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同一切严肃而自重的民族一样，也有记仇报复的心理。他们几乎不会忘记人们对他们的冒犯。但是，要冒犯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的怒火爆发得固然缓慢，而消失得也同样缓慢。
在贵族当政的社会里，一切事务都由少数几个人主管，人与人之间的公开往来有比较固定的常规。因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清楚地知道如何对人表示尊重和好意，并相信他人也会同样知礼。
上层阶级的这种习惯，后来便成为其他所有阶级的典范。
此外，其他阶级也各自定出使本阶级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矩。
因此，守礼的规矩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繁文缛节，一般人很难掌握，稍有违反，即可造成损失。结果，人们每天都有在无意之中残暴地侮辱他人或使自己受到这种侮辱的可能。
但是，随着阶级差别消失，教育和出身不同的人在同一场所相处和相混，便几乎不可能定出繁文缛节的处世之道。由于礼节未被明确规定，所以稍有违反也不算过失，就是那些知礼的人也认为如此。因此，人们重视行为的实质甚于行为的形式，并变得不太彬彬有礼，但也很少互相争执。一个美国人决不为接连不断的小殷勤所打动。他认为自己不该得到这些小小殷勤，或者装作自己不知道应当享得它们。因此，他不会因为他人没有给他献殷勤而不满，或者更多的是原谅他人。在这方面，他的态度是不拘小节，他的性格是更为直爽而有男子气概。
美国人表现的这种相互宽容和他们彼此采取的这种大丈夫态度，也是一个最一般的和最深刻的原因之结果。
关于这个原因，我已在上一章讲过了。
在美国，市民社会里的等级差异很少，而政治界则根本没有等级差异。因此，一个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应当特别关心任何一位同胞，他也不要求其他同胞对他如此。因为他不认为他的利益在于跟某一同胞套近乎，所以他也坚信他与他人套近乎时不会受到欢迎。他一方面不以出身为理由而轻视任何一个人，另一方面也想不到任何人会以这种理由来轻视他。在没有确证别人对他侮辱以前，他决不认为人家存心如此。
美国的社会情况，自然而然地使美国人不容易为一点小事而动怒。另一方面，他们享有的民主自由，又把他们的这种宽容风气灌输到美国的民情之中。
美国的政治制度使各阶级的公民不断接触，并促使他们齐心协力去进行伟大的事业。进行伟大事业的人，没有时间去考虑繁文缛节，并且由于过分重视和睦相处而不拘礼节。因此，他们习惯成自然，在待人接物时注重感情和思想，而不重视仪表；他们也决不会为一些琐事而大动肝火。
我在美国曾多次见到，叫一个人意识到人家讨厌他的讲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把这个人打发走，采取转弯抹角的客气办法，总是无济于事。
我曾对一个美国人的讲话一一做了反驳，以表示他的讲话使我厌烦。可是，每反驳一次之后，我就发现他又竭力以新的论点来说服我。后来，我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但他却认为我在沉思他向我讲的道理。最后，当他要接着说下去而我已经走开时，他反而认为我有要事去处理。除非我向他明说，我是无法使他明白我对他已经腻烦得要死。
如果这位美国人到了欧洲，他马上会变得十分机灵和容易发火，以致我经常感到要想在欧洲不得罪他，与在美国叫他生气是同样困难。乍一看来，这一点使人感到奇怪。其实，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表现，均来自同一原因。
民主制度通常使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和自己了不起。
一个美国人在出国的时候，都怀着高傲的心理。他到欧洲之后，立即发现我们对于美国和它的伟大人民的看法并不如他的想象。这使他开始气恼。
他早就听说，在我们这半球，人们的身分并不平等。现在他又亲眼看到，在欧洲各国，等级的痕迹尚未完全消失；财产和出身仍然拥有一些他既难于理解又难于界说的不定特权。这个情景使他惊异和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他的国家没有相似的现象可以帮助他去理解这个情景。因此，他完全不知道在这个行将垮台的等级制度中，在这些分明是互相仇恨和彼此轻视、但又互相接近以致随时准备混合的阶级中，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比较合适。他怕把自己摆得太高，尤其怕别人把他摆得过低。这两种危险经常萦绕于他的脑际，不断地干扰他的一言一行。
他知道欧洲的传统，并了解欧洲人的礼仪是因等级而有很大不同的。这些昔日的作风使他困惑不解，而且他更害怕自己得不到应有的尊敬，但他并不清楚什么是尊敬。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十分呆板，完全象一个套中人。对他来说，交际已非愉快的活动，而是一项吃力的工作。他琢磨你的一举一动，观察你的神色，仔细分析你的话语，唯恐里面含有侮辱他的隐语。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过比他还拘泥于处世之道的乡绅。他力求一丝不苟地遵守繁文缛节，也不容忍别人对他稍有失礼。他既谨小慎微，又妄自尊大。他希望做得恰当，但又怕做得过分，而且由于他分不清两者的界限，所以他总是保持一种高傲而忸怩的神态。
这还不是全部。请看人心的另一种乔装。
一个美国人总要称赞美国实行的平等，为自己的国家而无限自豪。但是，他自己又有内疚，总想向人表示他做得不够，说他是他所吹嘘的那种正常情况的例外。
没有一个美国人不想把自己的家世同早期移到殖民地来的人拉上点关系。我觉得，所有的美国人都可以算做英国大家庭的后裔。
一个美国富翁到了欧洲之后，他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奢侈来炫耀他的财富，唯恐别人把他视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普通公民，因而千方百计摆阔，叫你每天都看到他挥金的新花样。他照例要住在全城的最豪华的地区，总有许多仆人前拥后簇。
我曾听到一个美国人抱怨说，巴黎的一些大沙龙也不过是中流的交际场所。在他看来，人们在这些沙龙所行的雅兴并不高尚。他说服你相信，根据他的意见，人们在沙龙里的仪表也不够优雅。其实，他还没有习惯于我们的风气，看不到这种通俗的外表内藏的精华。
对这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我们不要觉得奇怪。
要不是旧的贵族等级区分已在美国荡然无存，美国人就不会在国内表现得那样淳朴和那样宽容，也不会在我们欧洲表现得那样妄自尊大和那样矫揉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