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并不使人们之间的关系紧密，但能使他们的日常关系简易化。
如果有两个英国人在西半球邂逅，他们将象两个语言不通和民情不同的外国人相遇。
首先，他们两人将以好奇的眼光相望，心里暗自不安；随后，便各自走开；而如果他们相遇之后交谈起来，也是表现得十分拘束，不够自然，谈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但是，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敌意，他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不过都认为对方是很正直的。那末，他们为什么要小心翼翼地彼此回避呢？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就得转而谈谈英国。
当人只靠家庭出身而不靠财产来划分等级的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在社会阶梯中所处的地位。他既不想往上爬，又不怕向下跌落。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不同等级的人之间很少往来；但是，当偶然的事件使他们接触时，他们却可以随意交谈，而不希望和不担心彼此会混合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但也不是强制的。
当一个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贵族制度为一个以财产为基础的贵族制度所取代时，情况就不再这样了。某些人的特权虽然还很大，但取得特权的可能性是人人都有份儿的。因此，拥有特权的人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特权或被他人分享；而尚未取得特权的人，则想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之；当他得不到特权时，也要表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社会价值不再因血统而一定不变和永远固定，而是随着财产的增减而不断变化，所以等级虽然还照旧存在，但却看不清和一眼看不出谁属于哪个等级。
公民之间立刻展开了一场暗斗。一些人千方百计要进入或表面上看来似乎要进入比自己高的那些人的行列，而另一些人则不断奋战，力图击退想要夺取他们的权力的人，或者勿宁说这是一个人在两面作战：一方面在设法爬到高级阶层，另一方面又在不断防御底下的人往上钻。
英国当前的情况就是如此。我认为，我在前面所述的一切，基本上就是由于这一情况造成的。
在英国人那里，贵族的傲气还很强大，但贵族的界限已不分明，所以人人都时时提防别人，唯恐他人从自己的亲善待人当中得到好处。英国人由于不能一下子判断他们所遇到的人是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所以总是谨慎小心，避免同那个人接触。他们害怕接受他人一点小惠而结成不当的友谊，并对别人的多礼生疑。他们既不受陌生人的恭维，又避免惹他人生怨。
许多人完全用个人的性格来解释英国人的这种洁身自好和冷漠寡言。我也承认英国人的气质有些作用，但我认为他们的社会情况有更大的作用。美国人的例子就可证明这一点。
在美国，家庭出身向来不会制造特权，财富也不会使它的持有人享有任何独特的权利；互不相识的人可以随意在同一地点相聚，他们相互交换思想时既不是为了获得好处，又不怕由此带来危险。他们一旦在某处邂逅，既不主动攀谈，又不回避对话。因此，他们的待人态度是自然的、坦率的和开朗的。我们还会发现，他们既不打算由对方得到什么好处，又不担心对方会加害于他们什么；他们既不想方去炫耀自己的地位，又不设法去掩饰自己的处境。虽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冷淡的和严肃的，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是高傲的和拘谨的。当他们与人相见而一言不发时，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心情不好和不爱讲话，而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保持沉默对他们有利。
两个美国人在异国相遇，马上就会成为朋友，而其原因只在于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没有使他们互相排斥的成见，他们的共同祖国把他们吸引在一起。对于两个英国人来说，只是同种同国还不够，因为必须是同一阶级才能使他们接近。
美国人和我们法国人都看到英国人之间的这种冷淡对人态度，而且当他们如此对待我们时也都不以为奇。但是，美国人在血统、宗教、语言和一部分习俗上是与英国人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社会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人的审慎持重来因于他们的国家制度，而不是来因于公民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