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国民性，我们还要从欧洲人和乾隆皇帝的那次见面讲起。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英国的一个外交使团成功抵达中国，使团的目的是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使团的团长叫马嘎尔尼。这个人是英国资深的外交家，二十多岁时就曾经做为特使，被英国国王派往俄罗斯进行重要谈判，在舌战中一举成名，此后飞黄腾达，做过爱尔兰事务大臣、格林纳达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他走遍了大半个世界，这一年五十六岁，本来已经打算退休了。英国国王给他提供了很多有吸引力的官职，让他随便选择，他都拒绝了。他这一生该见的都见过了，该做的都做过了，心满意足，已经没有什么遗憾。
但是一听说国王要派他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他一下子兴奋起来，立刻同意了。原来他是一个“中国谜”。
中国谜？是的，那个时代欧洲有许多中国谜，也就是向往和崇拜中国的人。那个时代欧洲不仅有中国谜，还有中国热：一股向往中国的热潮。
明代后期，随着环球航道的开通，一些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之后，所闻所见让他们感觉非常震撼。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幅员这么辽阔，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发达。当时欧洲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中国却是个统一大帝国，几千年来一直沿续着一种文明。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有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比欧洲强太多了。传教士在发往欧洲的信中，对中国大加赞赏，还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到了欧洲。因此欧洲文化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大感兴趣。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家的小礼堂中，毕恭毕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画像，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
今天的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与世界接轨。那时欧洲学者们却说，要向中国学习，要与中国接轨。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莱布尼茨甚至建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马嘎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谜，他一辈子最向往的事就是去中国。能到中国去，对他来讲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大洲，从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国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谜，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谜。在并不知道自己可能出使中国时，他已经在诗句中这样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转引自《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他曾经在梦中多次游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如今有机会梦想成真，他怎么会不激动万分呢？
1792年秋天，马嘎尔尼率领一支由三艘军舰，和七百多人组成庞大使团，由英国的朴次茅斯港出发前往中国。经过九个月的艰难行驶，他们终于抵达了中国海面，见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
但是一到中国，英国人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吃惊。他们发现中国和他们想象的如隔天渊。他们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剧变。
欧洲人传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传说，中国是以孔夫子的理论来指导的国家，整个国家就和一个大家庭那样亲爱和睦。“皇帝被认为是臣民之父……总督被认为是一省之父，知州为一州之父，他们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家庭生活那样，用同样的权威、关心和慈爱来主持工作”。统治者是“充满了仁慈”的，老百姓则是诚实而礼貌的。莱布尼茨说，中国老百姓“服从长上，尊敬老人……中国（即使）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然而亲临其境的英国人却发现，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英国人发现，中国政府的统治充满“暴虐，压迫和不公”，而老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则是“畏惧，欺瞒和忤逆”。
英国人与中国官员的首次交往，就让他们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暴力。到达浙江沿海后，英国人需要一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津。他们登陆定海，对当地总兵提出了这个请求。总兵对英国人极其热情，一口答应，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招募不同，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又有两个人被带了进来，他们似乎比先来的人都更能胜任这项工作，却又早都不再下海，而是经商有成，无意再重操旧业。他们跪着恳求免除这趟劳役，但是毫无成效。皇帝的谕旨是不得违抗的。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走出了中世纪的英国人信奉的是“权力源于人民”“人格独立与平等”“法律至上”“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他们发现中国的信条则与此相反：“权力源于皇帝”“官员至上”“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让英国人更震惊的是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并不如传说中的高。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英国人却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出现了很大的扭曲，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中国政府派了一些人上船来伺候英国人。那些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英国人说：“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当然，更让英国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冷酷无情。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1小时7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说在世界其他国家他们不会看到这种现象，只有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同胞没有感情。
英国人分析说，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因为他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只不过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的成员们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巴罗的话说得相当深刻：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这样的实践足以证明，中国朝廷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 （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
巴罗说，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事实上一个奴隶是没有荣誉可被剥夺的。依赖并受制于他人，没有权利申述，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这种境地的人不会有更大的羞辱感了。这种处境的恶果是数不清的，显现在这个以风度优雅和政治文明著称于世的——我认为是名不副实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国民性”这个词儿。
在和近代欧洲人迎面相撞以前，中国人一直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只有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礼貌、最有教养、最有文化的人，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蛮夷。那个时候，不是别人妖魔化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妖魔化别人。确实，我们的老祖宗看世界，充满了种族主义和文化歧视。他们认为别的民族都是粗野的、落后的，甚至半人半兽的，还没有进化成完全的人。你看中国给周围民族起的名字，不是“犬”字旁就是“虫”字旁。比如“蛮夷”的“蛮”字，下边就是从“虫”。中国人描述起这些蛮夷的性格来，则是充满了猎奇和夸大，“戎夷性贪”“夷性蠢野”“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无父无君”“不知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为何物”等等。中国人对西洋人的歧视最为严重，因为他们碧眼赤发的外貌与中国人相差最大。直到义和团时代，中国底层民众还在一个揭帖中这样评论洋人：“尔试揽镜自照，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
而那时的周围世界，对中国也是毕恭毕敬，充满了崇拜和羡慕。在马嘎尔尼访华前，只有几个欧洲人在与中国人的短暂接触中，发出过零星的批评声音。比如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1748年出版的畅销书《环球旅行记》。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最鼎盛的康乾盛世之中，可是他们对中国人印象十分不好。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物品不是腐烂变质就是缺斤短两、残缺不全，比如“动物的胃都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在安森看来，中国人的这些行为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他在《环球旅行记》说中国人的特点是不诚实，他说他每天都可以目睹中国人的不诚实行为，他也担保中国的官员同样是不诚实的。安森的部下对中国也有类似的记录和见解，其中以理查德·沃尔特的记载流传最广。他描述了澳门官员的拖拉作风，“这一自私自利的民族对商船队和随行人员进行敲诈和欺骗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他举例说：一次我们从中国人手中买了许多鸡鸭，但没过多久就死了大半。我们开始还以为是中毒，但检查的结果却是为了增加重量而在肚内填满砂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是中国屠夫宰杀时注进去的。商船队离开时许多中国船跟在后面，捡拾起船队扔下的许多动物尸体以便再次发财，因为“中国人从不反对吃任何自行死亡的动物食品”。他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是“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
不过这些零星的记载多感性描述而缺乏系统分析，加之这些书发行量不大，没有什么影响，对世界的中国观并没有起到什么改变作用。
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像戳破一层窗户纸一样轻易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英使团为后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记录，其中包括马嘎尔尼写下的大量公文、报告、书信与出使日记。
这是西方讨论中国人国民性这个话题的开始。西方人的中国观念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多年来他们崇拜害怕的居然是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这个国家“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这让他们感到奇耻大辱。“欧洲人好像大梦初醒。‘现在该是让中国人名声扫地的时候了’批判贬低中国是一种报复。对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痛心疾首、恼羞成怒的欧洲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妖魔化中国的大门从此打开了。在马嘎尔尼使团来访四十多年后，英国人就发动了鸦片战争，轻松地打垮了中国。这让西方人对中国更加轻蔑。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旅行家在鸦片战争后成批涌入并深入中国。这些西方人看到的中国城市每一个都那么肮脏污秽，看到的中国人大部分文化落后，表情麻木呆滞。他们写了大量游记，来记载他们的所见所闻。
在这些游记里，中国是一个由辫子、小脚和鸦片组成的黑暗世界：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这种中国形象发展的顶峰，出现在1896年李鸿章以中国最开明的政治家的身份出使俄国，参观莫斯科盲童学校那一刻。后来成为鲁迅好友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此时正是盲校中的一个小学生，他听说有中国大官前来，特意跑到前列，与李鸿章握了手，然后蹲下身来，摸了摸李鸿章的脚，把李鸿章搞得莫名其妙。爱罗先珂后来回忆说，在那时俄国人的头脑中，中国男人都穿着裙袍，套着小木鞋，因此都长着畸形的小脚。这个形象是如此离奇，所以他早就盼着能有一天亲自检验一下。除此之外，爱罗先珂时代俄国人头脑中的中国男人形象还包括“拖着滑稽的辫子，爱钱，只知道谋自己的利益，喜欢看酷刑，多妻，重男轻女对女儿冷漠无情，喜欢吃虱子，用黑猫当早餐……”
真不知道李鸿章当时如果了解了这个男童的动机，会作何感想。
鸦片战争后，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许多人因此得到了“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一方面是由于中西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是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和殖民主义心态，他们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局部很有见地，但整体上却无法避免过于夸大中国人弱点的倾向。在他们眼里，中国人身上优点有限，缺点无穷，比如“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在所有的“中国人国民性专家”里，最有名的是传教士明恩溥。他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曾经深入中国腹地，和不同阶层的中国人，从达官贵人到街头的乞丐和苦力，都打过交道，还学会了多种中国方言，写下了著名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这本书一出版，就被认作是对中国人性格的“最深刻、最珍贵的研究”，成为到中国来的外国人的必读书。他认为，中国人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在专制的统治下变得“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他和中国人打了三十年交道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从此之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就基本变成了负面，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大改观。而“国民性”三个字，不久之后也进入汉语。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柏杨、龙应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认定中国人身体里有一种难以治愈的“过滤性病毒”。报刊杂志上，关于“国民性”的案例和报导每每引起全体中国人的热烈讨论。当然，也有人说，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是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对中国人“精神殖民”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们的殖民统治。不论如何，“国民性”已经成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词汇，殆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