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是中国近代最国际化的大都市。1935年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上海概览》向西方人介绍上海说：“上海，世界第六大都市；上海，东方的巴黎；上海，地球上最世界主义的城市！”
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是最“摩登”的城市。这种看法是对老上海的都市文化感性的一种认识。老上海与“摩登”不可分。老上海是开放的城市，是时尚的城市，是充满活力的城市，是充满现代魅力的城市。
最开放的城市
老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城市、最国际化的城市。它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最早、最快。有人说，上海是“滩”，“滩”就是开放的体系，它没有边际和界限。
据史料记载，西方都市的种种现代设施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传入上海：银行于1848年传入，西式街道于1856年传入，煤气灯于1865年传入，电话于1881年传入，自来水于1884年传入，汽车于1901年传入，电车于1908年传入。1895年，法国鲁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仅仅过了八个月，上海虹口乍浦路上就出现了一家电影院。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
老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的都市性格就是面向海外，所以上海成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最大门户。在近代史上，从1840年到1949年，除了刚才提到的银行、煤气灯、电话、自来水、电影、汽车、电车之外，西方其他种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报纸、音乐、绘画、话剧、舞蹈、马戏、魔术、唱片、照相、电报、电风扇、缝纫机、洒水车、西装、西餐、啤酒、咖啡，以及公历、星期作息制度、文明结婚、妇女参加社交、图书馆、博物馆、警察制度、法庭辩护制度、公司制度、经纪人制度、董事会制度、道路行车规划、垃圾倾倒规定等，都是先传到上海，然后逐步传播到内地的。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也都是在上海出版发行的。
老上海的开放和国际化的都市性格，在外滩的建筑中表现得最鲜明。外滩一共矗立着10层以上的高楼28幢，会集了英国、俄罗斯、德国、奥地利等17种最有代表性的欧洲古典建筑风格，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如外滩20号沙逊大楼（今和平饭店北楼）高13层，它的客房分别装修成中、英、法、德、印度、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九国的式样和风格，极尽豪华，号称“远东第一楼”。又如外滩2号英国总会（后称上海总会，即今东风饭店），它的西餐厅三百多平方米，但没有一根柱子，它的酒吧纵深36米，号称“远东最长的酒吧”。又如外滩12号的上海汇丰银行大厦（今浦东发展银行），仿照希腊风格，用爱奥尼克式廊柱，门口放着从英国运来的一对铜狮子，大厅柱子、护墙壁和地面全部采用欧洲华贵的大理石，大厅的上层壁面和穹顶有200平方米的彩色壁画，是由英国画师出稿，由意大利工匠用彩色马赛克拼接而成。这座大楼当时被一些人称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豪华的建筑”。
老上海月份牌
上海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因而也是侨居外国人最多的城市，到1942年超过15万人，分别来自英、美、法、德、俄、印、日等58个国家。他们不仅有富人，也有穷人。对那些在自己家乡混得不得意的西方人来说，上海是一个提供梦想的城市。到上海去，是西方人的一种经典的冒险。对于上海的国际气息，1909年一位西方传教士曾有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当时上海中心区的街景作了非常有趣的描绘：
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参加世界各族大聚会。路上走的有高高的大胡子俄国人、胖胖的德国佬。没准你一头撞上一个瘦小的日本军官，……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向人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耳中听到的是卷舌头的德语夹杂着伦敦俚语。穿巴黎新款时髦衣衫的人旁边站着近乎半裸的穷苦小工。一对水手踏着双人自行车飞驰而过，两名穿和服、趿拖鞋的日本仕女转身避让，显得有点恼怒。着一身灰袍的和尚手肘碰到了一名大胡子的罗马传教士。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不是商人那种唯利是图的本性，一位俄国店主店里的商品标价牌一律用俄文书写，使人看了茫然。对面是一家日本人开的理发店，店主用生硬的英语写了些广告词，保证大家在此理发价格低廉。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当时吸引了许多世界文化名人到这里访问讲学，如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美国电影喜剧明星卓别林，等等，他们把世界文化艺术的最新思潮带到上海。
上海的开放在犹太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接纳了三万多名犹太难民。这个数字，超过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接纳欧洲犹太难民数字的总和。这些犹太人历尽艰险，逃离纳粹的魔掌，来到上海，因为进入上海不需要任何签证或证明。这些犹太人大多数在上海一直生活到战争结束。上海成了犹太难民逃离地狱的一叶方舟。
外国人到了上海，不论他来自哪个国家，他的感觉都会是：“上海像家一样接待我们，而不像一个客栈。”一个英国人在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前的那个晚上写道：“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上海是永久的家。”这句话说明，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不仅表现在外表的物质技术的层面，而且已经深入到人的内在的文化心理层面。
追求时尚
老上海人追求时尚。这是老上海的都市感性。这种文化上的感性，首先体现在生活习俗的层面，当然也体现在精神文化的层面。
老上海人追求时尚，在当时的主要内容就是追求洋派，即追求西方风味，因为在当时西方风味是最时尚的东西。咖啡馆、舞厅就是代表。咖啡馆是欧洲人体验现代生活的主要空间，在老上海十分流行。最有名的如南京东路上的新雅，纯粹外国风味的沙利文，静安寺路口的德式“番丹拉尔”，俄式咖啡馆“君士坦丁”和“巴尔干”，国泰戏院对面的“小男人”，等等。当时上海的作家一到黄昏都会不约而同地走进这些咖啡馆，一边喝着浓厚香醇的咖啡，一边和朋友长谈。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学界整个都沉浸在咖啡馆的香味之中。上海的舞厅也很多。1946年全上海在政府登记的舞女有3300人，可见舞厅数量之多。老上海被称为“东方不夜城”，指的是霓虹灯照耀下的夜生活，其中舞厅占了重要的位置。有名的舞厅有百乐门舞厅、大都会花园舞厅、丽都、圣安娜、仙乐斯、洛克塞、维娜斯咖啡馆、维也纳花园舞厅、小俱乐部，等等。百乐门舞厅的乐队是俄国乐师，但奏的都是最新的美国爵士乐。这个舞厅因为当代作家白先勇在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以及《永远的尹雪艳》中提到它，因而直到今天还广为人知。
上海人追求时尚，追求洋派，但并非全盘西化，特别在生活习俗方面，上海老百姓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土文化即江浙文化的特色和个性。
拿饮食来说，上海有许多西餐馆，如一品香、万年春、海天春、江南春、一枝香、醉和春等。这一品香很有名，里面陈设非常气派，甚至摆放金钱豹笼子供客人观赏。清末作家曾朴的小说《孽海花》中就写到薛大人请金状元到一品香第八号吃“大餐”。“大餐”就是西餐。很多经济收入比较高的上海人对吃西餐很有兴趣，就是收入比较低的家庭，过年过节也往往全家人出去吃一顿西餐。吃西餐成为一种时尚，称为“吃大菜”或“吃大餐”。当时从外地到上海来游玩的人，也把吃西餐和坐马车作为体验上海生活不可缺少的两项活动。
但是在上海人的饮食文化中，吃西餐终究只是一种点缀，上海人的饮食始终保持着自己本土传统的风味特色。
老上海月份牌
上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稻作区，所以上海人一日三餐以米饭为主，称为“白米饭”。有时也在米饭中加入青菜、咸肉、香肠、猪肉之类原料，做成菜饭、蛋炒饭、盖浇饭、腊味饭等。街上的大众餐馆，多数也是米食。上海人的家常菜也有江南特色，他们把猪肉、鸡鸭、蛋等荤菜，加上笋干、毛豆、面筋、香菇等素菜，搭配成“笋干烧肉”、“肉丝炒毛豆”、“油豆腐烧肉”、“火腿冬瓜汤”等家常菜，味道好，又实惠。上海的风味小吃也极有特色，如南翔小笼馒头，美新点心店的宁波汤团，沧浪亭点心店的葱油开洋面，五芳斋的肉粽，等等。这些小吃都很精巧、味美、便宜，显示出很浓的江南风味。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沪，在豫园吃了南翔小笼馒头，赞不绝口。
石库门与弄堂风情
石库门是伴随上海的都市化而产生的一种民居建筑。多少年来，石库门一直是大多数上海市民生活起居、繁衍生息的主要场所。
上海的石库门建筑最早产生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一种占地少、用料省、造价低的房型。这种房型大多为“三上三下”式，楼下正中为客堂，两旁各有一厢房。楼上形式也与楼下相似。后来又出现一些规模更小的建筑，为“二上二下”式和“一上一下”式。石库门的建筑用黑色厚木板做成大门，门四周是花岗石或宁波红石做的石条框，所以称为“石库门”。后来为适应比较有钱的中产阶级的需要，出现一种新式里弄住宅，去掉高墙和乌漆大门，增添卫生间和煤气灶，小天井改为小花圃，称为改良式石库门。
由于房租昂贵，所以一幢石库门房子中一般都要住进六七户人家，多的达到十几户。这些居民的职业、籍贯、生活方式、趣味等等很不相同，但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形成非常独特的景观。夏衍的经典话剧《上海屋檐下》就形象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沪东一幢石库门建筑中一群小人物的悲喜剧。当时还有一位教师写了题为《阁楼十景》的文章，描绘了一幢石库门里十个家庭的生活：前客堂住着一名警察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十几岁的女儿，这个警察向附近的小贩放高利贷；后客堂住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孩子，夫妻两人都在弄堂小学教书；二楼卧室住两名舞女，她们上午休息，只在下午和晚上出去工作，有时要到后半夜或者黎明才回家；二层阁住着一名皮匠和他妻子，皮匠每天挑着家当到附近弄堂做鞋、补鞋，他妻子在家，和邻居打打麻将；三楼卧室住一个三十出头的少妇带着女佣；厨房住着五十多岁的二房东和他不到三十岁的妻子，妻子当家，丈夫每天去书场听评弹；屋顶平台住着一个为报纸做校对工作的单身男子；三楼亭子间住着一个二十多岁的苏州女人，曾演过文明戏；二楼亭子间住了四个在西餐厅当侍者的小伙子；三层阁住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自己，他任教的小学被日本人炸了，他随之失业，现在当一名自由撰稿人养家糊口。这一幢石库门房子，是当时上海下层社会的一个缩影。
上海石库门
石库门房子的二楼，有一间房子称为“亭子间”，它位于厨房顶上，面积十平方米左右。亭子间常年见不到太阳，冬冷夏热，租金低廉，一个月不到四元钱。亭子间的住户五花八门，办公室职员、产业工人、店铺学徒、大学生、高中生、自由撰稿人、自由艺术家、剧作家、音乐家等等各种身份的人都有。有时两三个作家挤住在一间亭子间。20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如鲁迅、茅盾、巴金、瞿秋白、郁达夫、梁实秋、邹韬奋、沈从文、沈尹默、徐悲鸿、刘海粟、赵丹、阮玲玉等都住过石库门，其中不少人都曾经在亭子间里写过作品。
上海弄堂
石库门连排就构成里弄。里弄又称弄堂，宽的四米左右，窄的不到三米。弄堂是上海老百姓生活的天地。老百姓在弄堂中吃饭、洗衣、拣菜、倒马桶。一到夏天，家家门口放着餐桌，一家人围着餐桌吃饭。晚上，很多人把躺椅、竹榻搬到弄堂口，用凉水冲洗一阵，然后坐那里乘凉。
弄堂生活习俗的一个特点是开放性。在弄堂中，每个家庭的生活和弄堂的社会生活常常混在一起，几乎没有隐私。不但每个家庭吃什么饭菜，家里有几件衣服，全弄堂的人都知道，而且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什么亲戚，弄堂的人也都知道。有人说，上海人开放的心态可能和弄堂生活的这种开放性有关。
弄堂里有多种小商店，弄堂口和外面街道上的小商店更多，如布店、肉店、米店、药店、裁缝店、理发店，等等。弄堂里还有流动商贩，卖小吃点心，从清晨一直到晚上，弄堂里回荡着各种叫卖声。就这一点说，上海的弄堂和北京的胡同是相像的。不过上海弄堂叫卖的小吃完全是南方风味，如热腾腾的馄饨、火腿粽子、白糖莲心粥、五香豆、冰激凌、梨膏糖，等等。最有特色的是油炸臭豆腐干。住在楼上的居民听到弄堂里“笃笃”的声音，就用绳子吊着竹篮从窗口放下来，篮子里放着锅子和钱款，没几分钟小贩就把煮好的热腾腾的馄饨盛在锅里。有的是买火腿粽子。居民和小贩很熟因而不需要任何语言。
上海石库门
上海老百姓生活在石库门的弄堂里，但他们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感受着从西方传入的现代的文明。特别对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的人更是如此。作家们经常光顾洋人区的外文书店，在那里可以买到西方国家最新出版的书籍。作家叶灵凤回忆，有一次他就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本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出版的乔伊斯的《尤里西斯》，当时他的身子一阵发热，接下来他居然以七毛钱的价格买下了这本值十美元的书。所以上层知识阶层的人都感到自己和外面的整个世界是相联的，他们住在石库门里，但从他们的作品看，他们的思想、趣味受西方文化很深的影响。
丰子恺 馄饨担
丰子恺 买粽子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上海出现的有名休闲景区“新天地”就是在石库门弄堂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依然是青砖的步行道，依然是清水砖墙，但是室内的装饰已经完全现代化，成了咖啡馆、餐厅、音乐酒吧、时装专卖店、时尚饰品店、电影院。游客来到这里，感到既优雅，又摩登，既安静，又富有动感，“老年人觉得怀旧，年轻人觉得时尚，外国人觉得很中国，中国人觉得很洋气”。有人称这里为上海的“渔人码头”。这又一次显现了上海人在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中创造新的时尚的天才。
上海是中国最时尚、最有活力的城市。上海城市的魅力就在于作为一个现代城市的开放、时尚和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