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巨匠造物主及其造物
《四吠陀》（Veda）和灵智派（Gnostic）的宇宙在至高神与人类之间安置了一个宇宙层级体系，各有千秋的半神（Demigods）和精灵（Spirits）各得其所。其中，巨匠造物主（Demiurge[215]）最能给芸芸众生留下深刻印象。在肉眼凡胎愚钝狭窄的眼界中，他创造的宏大有形结构近在咫尺，似乎比至高神的轻灵无形伟力更加醒目，常常把凡夫俗子引入偶像崇拜的歧途。犹太人及其哲学后身——各大宗教的一神教基要主义[216]——一再企图清扫潜伏在一神教体系内的多神教残余因素，始终未能完全成功。不过，巨匠造物主的造物终归有一条无法逾越的界限：与至高神的造物不同，偶像无论如何声势煊赫，都没有不灭的灵魂，不是生生灭灭，而是一瞑不返。
在（埃及）法老－神王、（希腊）城邦－守护神、（罗马）元戎－人神之后，掌管西方世界的造物神为自己发明了新游戏。这一次参赛的主要玩偶（对诸神而言）或偶像（对凡夫俗子而言）是：“民族”及其“民德”。
又一轮竞技收场，
又一批锦标赢得。
人格化的“民族”是超乎（通常违背）逻辑一致性的神秘存在，唯一的鉴定标准就是意识的直观洞见：意识本体可以通过内视和观照，判断对象属于意识本体还是无形态原材料，百无一失。其依据仅仅是康拉德·洛伦兹式经验体会：当你实验撕裂莴苣、昆虫、宠物和婴儿时，内心的不同阻力会告诉你谁是跟自己平起平坐的意识本体[217]。当莱山德和西庇阿率领他们的常胜军君临雅典和迦太基时，他们的切身体验不是扫除一切物质障碍的酣畅淋漓，而是亵渎神明的绝对恐怖：创造和毁灭邦国有机体，是诸神保留给自己的特权。在定数（Doom）的驱使下，不得不僭取神权的凡夫俗子有祸了！业报将追逐他们的子子孙孙。然而，没有任何希腊人或罗马人在掳掠、残杀东方顺民或北欧蛮族时还会恐惧诸神——这只是一种技术性措施，只存在功利意义上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跨越不同时代、地域和利害关系的儒教学者正是出于这种超验的直觉感受，才会众口一词地赞颂“兴灭国，继绝世”和“宁蹈东海，义不帝秦”，从而表达他们对“暴秦”的恐惧和憎恶。任何尊重理性和逻辑的熟练考据家都能证明：仅仅从数量意义上考虑，秦人的暴行并不是格外夸张。然而，神性的历史一向不知道什么民主、平等和功利主义，从不认为有必要在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和一百万亩价值连城的郁金香花园之间权衡利弊。神性的历史只区别“有形态”和“无形态”的造物，以及各种“有形态” 造物的高下等级。在神性的历史中，毁灭秦宗权或张士诚只不过消灭了一个机会主义团体（一群渴望富贵的自由雇佣兵联盟，他们跟他们临时统治的地方和人民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跟赌徒愿赌服输没有区别；毁灭宗周或诸侯却是针对传统及合法性（由地方风俗民情长期酝酿产生的特色文化，统治者及其土地、人民的有机性体现于礼乐和法统）的公然侮辱，是工具向价值的横暴挑衅。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对待这种挑衅，本身就是对文明价值的背叛。只要正统邦国（在上者、在下者、在外者无文默喻的达尔文式共同生态域）或道统载体（已故者、在世者、未生者的神圣契约）横遭侵凌，即使很少或根本没有流血（例如诛杀六君子、解散三级会议），诸神的诅咒仍然会降临到民族共同体头上。只有流尽无辜者的鲜血才能赎清，民族甚至可能失去其有机性意义，瓦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临时性居民，只能充当其他民族（或未来“有形态” 造物）的背景、资源和候补原材料。相反，不具备“形态”意义的事件即使流血漂橹，影响也不会超过人类的大多数战争和交通事故。
不言而喻，一切“值得研究”的历史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神性历史。纯粹工具理性的历史只能是一种失败的科学，对人类智慧的贡献不会多于持之以恒地还原蚂蚁战争的真实记录。神性历史的闪光体现于少数临界点：其一是“有形态”向“无形态”的阿米巴化没落，其二是“有形态”从“无形态”中“自发秩序”式结晶（Crystallize）或成型（Forming）。在这几个结晶时刻，宇宙层级以其意义贯穿一切物质形态，诸神去世，诸神诞生，偶像必死必朽，游戏重新布局。
二、斯特拉斯堡宪章的种子
基督的美国脱胎于斯特拉斯堡－日内瓦教规，体现了稗子野麦对良田耕牛的胜利，也体现了天意通过阴差阳错嘲弄贤人的老谋深算。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把英国国教会看作早期罗马普世教会的正统继承者，除了以英王取代教皇为教会正统首脑，大体承袭教阶体制，原本无意容忍教派分立，更不用说共和主义的自治教会了，但爱德华六世、简·格雷政府的软弱无力和血腥玛丽政府明显的党派性质却使二者都不可避免。
1554年，逃亡欧洲大陆的新教流亡者以他们的宗师约翰·加尔文1541年建立的日内瓦神权共和政体为模板，在大陆组织了第一个长老教会，将教务管理权委诸平信徒长老和牧师组成的委员会[218]。相比之下，国教会的克兰麦大主教由英王任命，国教公会议也只有谘议之权，远不能与大权独揽的加尔文宗长老会议相比。1556年，新《教规》将最终权力交给全体会众。劳德大主教强调基于“神圣之美”的仪式与典礼[219]，国教会领取王国的俸禄[220]。清教徒想用教区委员会取而代之，委员由宗教会议选举产生的长老担任。这些小布尔乔亚圣徒正直、狭隘、自负的气息就足以使莎士比亚和“欢乐的英格兰”枯萎而死。此后二百年来，“反对万恶的主教制”成为新教徒最有感情号召力的动员口号，出现在反对查理一世的1638年苏格兰叛乱[221]、反对查理二世的1679年博斯威尔桥战役[222]、反对詹姆斯二世的1685年蒙茅斯叛乱中。“欢乐的英格兰”把北美视为普莱德上校的惩罚，而约翰·邓恩却在亚美利加看到了以色列的影子。
各等级共治的英格兰是一块垦熟的麦田，原始的丰饶、《旧约》式的狂暴力量跟混合宪制（mixed constitution）的优美均衡格格不入。内战以后，英格兰各等级不仅爱上了王国的贵族，还热衷于在本阶级的范围内培养模拟贵族，乐于利用美洲摆脱自己的草根性格。然而，婴儿的贪婪、乡民的淳朴恰恰就是帝国的混沌元气，正如贵族的练达、君主的节制就是王国的形态之花。因此，弗兰西斯·培根才会如此比较两种邦国：一种昌盛而格局有限，另一种渺小却蕴含帝国的种子。
旺盛的生育能力是元气充沛的最可靠标志，人口洪峰是帝国的预兆——或者不如说帝国是前者的副产品。奥古斯都早就知道，他的帝业来自辛辛纳图斯时代多子多福的祖辈农场主，注定毁于生活质量优先的同代节育者。在历史的起点，你总可以看到某种健康的保守主义：契合自耕农和手艺人脾胃的家庭友善型宗教，人口的洪水仿佛从沙砾中泛滥。在历史的终点，也总会有某种疲惫的功利主义：契合知识浪人的思维结构，理性地计算原子式个人的快乐最大化，人口的冰山仿佛在阳光下融化。两者各有其季候，任何人都能辨认自身所在的季候，但也仅仅限于辨认而已，这就是为何宿命之所以为宿命[223]。
在文化历史学的体系中，基督教的美国面对世俗人文主义的欧洲，无非是青春面对衰老，敬畏诸神的罗马乡愚也曾经这样面对怀疑一切的希腊智者；好勇斗狠的美国面对软弱险诈的东方，无非是文明的主人面对文明的原料，罗马公民战士也曾经这样面对埃及行省降虏。
在杰克逊和林肯之间，美国的原始丰饶登峰造极。清教徒乡愚没有遭遇自己的掠食者，甚至不太相信掠食者的存在，保存了自以为是的天真[224]。
三、都铎宪法的种子
普通法[225]的起源跟绝大多数日耳曼系邦国的习惯法没有明显区别[226]，王室法庭起初不过是各种采邑法庭之首，必须面对原有的撒克逊郡法庭、百户邑法庭和其他领主法庭的竞争[227]。但围绕《克拉伦登条例》的拉锯战使亨利二世及其大议事会（General Council）感到，只有归纳、积累和伸张王国“古老法律和习俗”（ The Ancient Laws and Customs），王室法庭才有资格与教会法庭及其罗马性、普世性、正统性竞争[228]。
因袭习俗的体系比强调普世的体系更符合法律人怀疑和排斥创新的品格。“法官认为……普通法原理和习惯是不能更改的，是永恒的。他们坚信，一些原理是立法不能创制的。创制的法规只能不折不扣地再次确认和宣告这些原理，而不能有丝毫创新。要知道判例法是普遍适用的，而议会的立法则有些例外，只在特定情形下适用。”普通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在绝对主义革命似乎注定胜利的二百年间，保存了封建自由的遗德[229]，以其保守性、有机性、经验性抗拒新兴中央集权国家的进步、理性和变革[230]。盎格鲁－撒克逊的特殊民情大部分都要归因于此，因为没有任何力量比法律和习俗更能塑造民情。如果法律是习俗的自然延伸，情况就尤其如此。政治国家外在于社会，把立法权变成一种革命力量[231]，以功利原则和理性管理破坏社会生态有机性，通常是民族和文明元气损耗、未老先衰的直接原因；而健康的保守主义则是混沌元气有能力通过排异反应保护自己的标志[232]。
从宪法意义上讲，17世纪内战是普通法保守主义对欧洲绝对主义革命的反动。爱德华·柯克爵士的基本法理论[233]已经无法通过《权利请愿书》来保全，只有内战才能阻止王室引进法国和西班牙的绝对君主制。从宪法意义上讲，北美独立战争是都铎宪法（没有最高主权概念的混合宪制）对新兴（国会至上）国家主权论的反动[234]。从宪法意义上讲，美国内战推翻了独立战争的宪法仲裁，使（联邦至上）国家主权论和（民心独裁者的）人民主权论战胜了都铎宪法的封建自由遗产（混合宪制和地方主义），使美国背离欧洲贵族传统走向罗马群众政治。
帝国的道路自此打开。
在邦国宪制中，恺撒主义是法统与群众的分割线。
在帝国秩序中，恺撒主义是民主集权和地缘宿命结合的自然产物。
四、别了，华盛顿
欧洲贵族的血脉在北美体现为弗吉尼亚绅士－种植园主传承的政治经验，这个阶级是独立战争、费城制宪会议和南部邦联的灵魂。他们维护的对象始终如一，罗伯特·李将军在血缘和精神上都是华盛顿将军无可争议的传人。南部邦联的《分离（独立）决议》在文字和精神上同样是大陆会议同类文献的翻版，以政治分离为手段维护社会保守的决心也丝毫不逊于当年的北美殖民者。
但他们抵抗的对象并非始终如一。英国贵族对社会秩序动摇的恐惧超过了战败的恐惧，而民主守护神林肯恰好相反。在名义上的战争起因（黑奴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格外清楚。
独立战争时期的黑奴暴动比南北战争时期更加积极。阿比盖尔·亚当斯夫人听到保王党和马萨诸塞州黑奴联合起事的流言，麦迪逊也报告弗吉尼亚州黑奴准备勾结英军。不久，流言就变成了事实。1774年12月，佐治亚州圣安德鲁斯的黑奴果然暴动，杀害了四个白人。1775年7月，北卡罗来纳州民兵指挥官约翰·辛普森上校也破获了本州黑奴勾结英军的密谋[235]。1775年10月7日，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邓莫尔勋爵约翰·默里宣布执行军法统治，解放愿意“为国王而战”的叛乱者黑奴。上千名黑奴逃离主人，加入“埃塞俄比亚军团”，构成了保王党军队的主力[236]。1775年11月14日，弗吉尼亚爱国者（英国人称为叛乱者）民兵指挥官约瑟夫·哈金斯已经被自己的黑奴俘虏[237]。大多数黑人士兵站在英国人一边作战。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时，数千名黑人追随保王党一起流亡，包括黑人士兵和他们的家属[238]。如果英国人乐于推广“解放叛乱诸州黑奴”之类的机会主义措施，弗吉尼亚绅士的前途就会岌岌可危。阿灵顿庄园的黑奴远比哈金斯的黑奴更忠诚，对罗伯特·李也只是一种可怜的安慰。
斯蒂文森为邦联扮演了加图－方孝孺的角色，他在副总统任内丝毫未能阻止林肯动员民心独裁者的草根力量，却卓有成效地妨碍了杰斐逊·戴维斯保卫州权的临时军事组织措施。但加图的使命就是通过失败的殉道光大自己的原则，而不是为了成功而玷污原则的纯粹性。双面神林肯身兼民主守护神－宪制破坏者、草根保守主义者－帝国激进主义者、自耕农自由主义者－强政府集权主义者的暧昧角色，而斯蒂文森的历史形象定格于《从宪法看内战》（Consitutional View of the Late War Between the States）。他是克莱－卡尔洪－平克利叛乱的政治传人、“联邦——次于自由”原则的道成肉身。他要通过此书证明：假如有朝一日，行政官篡权与群众民主的致命结合终于泛滥成灾，摧毁了混合政体的藩篱，使法统重新退化为无形态的赤裸暴力（这是文明以前、文明以后、文明以外大多数人类的自然状态），那么，南方可以问心无愧，因为它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汉密尔顿在艾伦·伯尔（Aaron Burr）身上发现了卡提林，将他逐出国父们的圣殿；斯蒂文森在林肯身上发现了恺撒，却让他成就了诸恺撒的系谱。华盛顿－李家族是中古式多元权力和贵族自由的人格化，林肯则是恺撒主义霸国和群众领袖政治的人格化。内战的宪法仲裁落在“联邦——加上自由”原则一边，为国家集权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美国有资格染指海外事务乃至卷入世界大战的初始条件。不有所废，君何以兴？
华盛顿－李家族的风水宝地阿灵顿庄园终于化为林肯麾下无名战士的公墓，颇有象征性地预兆着无形态群众大军的来临。金锦原[239]和阿金库尔的骑士豪侠在凡尔登和斯大林格勒的绞肉机面前轻若鸿毛。格兰特（Ulysses Grant）和谢尔曼（William Sherman）正是这种民主化战争的始作俑者，正如华盛顿和拉法耶特是贵族礼仪性战争的临去秋波[240]。平等和进步的启蒙者总会在宋襄公的竞技场和白起的屠宰场之间丧失童贞，古老的中国早已越过这个阶段，而年轻的西方还在路上。
五、恺撒主义的晨星
群众政治以其定义就是无形态的政治。他幻想通过反权力而解放自身，结果总是通过破坏有形态权力而把自己暴露在无形态权力的淫威下。人民以其定义就是弱者和潜在的被捕食者。人类已知历史经验不曾有过弱者和被捕食者的统治，他们至多在共和主义法统健康状况最佳时，接近于享有免于被捕食的安全。共和主义在政治上是包含民主成分的混合多元政体，在历史上是贵族封建－各等级共治体系的下游。因而，历史残余的贵族成分（雅典战神山最高法庭、罗马元老院、英国上议院、美国最高法院）是维系混合政体均衡性质的必要部分。彻底的民主化意味着权力的再度一元化和法统的最后衰亡，无形态群众政治注定是无形态赤裸暴力的先驱，发挥腐败菌清理尸体并自我毁灭的历史宿命。从格拉古经卡提林到恺撒的民主系谱有其政治和历史的一致性。卡提林是丧失童贞的格拉古，恺撒是格拉古遗志的海外传人。
帝国民族的命运永远落在残存法统资源最丰富的后来者身上。在自由的阶级社会中，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会（Societies）和各阶级依据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这样的民族难以征服，也难以被征服。在专制的平等社会中，原本为了仲裁各阶级冲突而产生的国家，已经强大得超过了全社会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它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除了生物学层面上的血缘再也没有任何组织资源可以依靠，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然而，在这两者之间的过渡期（辛辛纳图斯的罗马、华盛顿的美国），贵族将亡而法统余威仍在，民主将兴而国家羽翼未丰，社会可以兼有自由和平等、强大和安全。这时，文明仿佛打开了通向盛夏之门，往往把自己的季候误认为自己的智慧，甚至误认为自己的设计。
在文明的暮年，奴役的平等实现了自己的全部内在可能性。在没有法统和法权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社会规则的限制或保护，因为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政权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统治者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不需要法统依据，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人口较多的乡镇，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的（幸运儿）富贵或（不幸者）温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包括阶级）极端匮乏。这个社会之所以没有瓦解为一群相互吞噬的阿米巴，要归功于最后的组织资源——专制国家的约束。专制国家是它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专制国家就是赤裸暴力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的最后一道符咒，也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有自由，但仍然不能没有秩序。
政治社会和大自然一样厌恶真空。一方是盛年的文明，恺撒主义刚刚溢出法统的藩篱，元气刚刚受到统治术的诱惑，有过剩的组织资源；一方是垂暮的文明，过多、过早、过于发达的统治术耗尽了法统和元气，迫切需要有效统治。当两种或几种处于不同季候的文明在同一时空相遇时，帝国就听到了宿命的召唤。西沃德在不幸的马克西米利安身上第一次行使了恺撒的仲裁，半推半就的克利夫兰在夏威夷并不比勇往直前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古巴做得更少；因为宿命的季候一旦接近圆满，支持和反对的努力会神秘地指向同一方向，意图相互敌对的行动在效果上会彼此成为助力。
六、宿命的分身、最后的民族
帝国民族（最后的民族）除了法统资源的意义，还有地缘政治的意义。邦国的地缘处境与其文明季候同样是历史民族的宿命，不属于人类智慧可以经营的范围。历史民族的诞生必然消耗其前身或周边原始居民积累的原始丰饶以奠定统治格局，这种消耗通常是不可逆的。过早产生的民族不仅有太多的内部统治术和太少的原始丰饶，还要与季候相近的邻邦相互消耗。面对垂暮的中原各邦，年轻的帝国民族总是相对孤独和安全的文明守边者。这时，施予统治不再是征服而是拯救，统治成本可以降至最低。这正是罗马面对希腊世界、美国面对欧洲各邦的地缘形势。
古典的前理解根深蒂固，欧洲几乎每一个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的罗马式修辞。法兰西及其革命、普鲁士及其秩序、俄罗斯及其神圣都曾以西方世界最后的民族自居，把宿命解读为搏击迦太基（英格兰）而自帝。这些斗争为国家的摩洛克化推波助澜，针对君侯的战争渐渐演变为针对全民的战争，在更大范围内上演了奠定雅典民主的鸡与蛋循环：全民战争促成普选权，普选制支持全民战争。原始丰饶在“春秋”礼仪性战争中只是一种背景，在“战国” 民主化战争却是最基本的因素。民主化战争是帝国的襁褓，正如礼仪性战争是多国体系的苗圃。欧洲诸民族因原始丰饶不足以支持帝业之重而相继溃灭，沦为哈德良的雅典——世界文人和世界艺伎，依靠罗马粗人附庸风雅而维系历史特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