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1]》（以下简称《起源》）在2013年出版，堪称汉语读书界期待已久的盛事。由于作者炉火纯青的史学功力和典雅文笔，由于史华慈学派的盛名，由于《叫魂》、《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以下简称《叛乱》）两书积累的声望，更由于本书蕴含的重大问题意识，众多元老和通儒及时作出了赞不绝口的表态。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公正评价作者的水准和眼光，这样做是应该的；但如果他们误认为作者已经替中国思想界解开了戈迪安之结（Gordian Knot），那就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十多年前，他们曾经对黄仁宇发出类似的欢呼，原因相似，结果同样相似。
对于非专业读者和绝大多数思想界而言，孔飞力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是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提出的，此后始终在中国读书人心中萦回不去。“中国之命运”问题可以简化为以下的内容：在古典华夏和现代中国之间，是否存在一条正确路线？如果存在，哪一条才是正确路线？我在《叫魂》中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史前史，愚昧狂热的群众，理性官僚对群众的本能压制，至高皇权利用群众打击官僚的小算盘。我在《叛乱》中看到土豪的史前史，地方精英通过经营朝廷的政策，在官僚体制外渐成气候，构成清末民初“军绅政权”的基础；而《起源》无异于以上两书的正—反—合收场，列宁主义国家通过革命铲除地方精英，收回了至高皇权所失去的一切。
然而，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实现吗？作者将解答的责任推回中国人手中：“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结论。如前所述，作者已经精彩而有力地说明：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上，“中国自己的条件”等同于“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至此，我已经确定，作者所谓的“中国现代国家”只是“现代时期的中国”的意思，并不打算保证“中国现代化已经实现或可望实现”。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梁启超的时代和命运，前途仍然未卜。没有灵丹妙药，没有庆功宴。这不是作者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