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规律：核心弧带的发展主导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通过战争和封贡等方式对第二、第三弧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演化出现代国家和中华民族。
核心弧带因为明显的地理、人口、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在发展程度上领先于第二、第三弧带。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都在核心弧带，且绝大多数在北方立国。由于第二、第三弧带对核心弧带存在的巨大军事压力，核心弧带的地缘战略重点始终放在弧带的北方边界。核心弧带对第二、第三弧带割据国家的强力征伐，因为在地理上处于劣势，往往消耗大量的国力，导致国内矛盾激化，甚至出现无力镇压国内叛乱的窘境。第一弧带对外围弧带国家的最佳方法是静观其变，通过文化、经济吸引力进行渗透，适时收为己有。
和平是三个弧带交往的主流。中央王朝精心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囊括三个弧带的所有地区和相关的邻国。秦朝后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汉武帝后改良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核心弧带的主要价值观，并向周边地区传播。三个弧带的交往从奴隶社会即已存在，并不断丰富发展。在不断的摩擦、交流中，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观念深入人心，最终得以确立。在朝贡体系的研究中，“辐射同心圆”理论是区别朝贡体系行为体的流行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对三个弧带关系的理解。
第二条规律：核心弧带中西部亚区域对东部亚区域具有地缘优势；北部亚区域对南部亚区域具有地缘优势，历史上的中央政权一般由北向南统一全国。
关中地区、西南地区位于中国大陆地形的第二阶梯，地形都易守难攻，只要把守住边缘的战略要点，攻守自如，对关东地区和江南地区具有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
北部地区对南部地区的地缘优势在早期是建立在人口和经济优势之上的。但是随着南部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多，北部地区只保留了最重要的优势：军事优势。历史上北部军队的战斗力一直强于南部军队。北部气候相对恶劣，民众体质强于南部，斗志旺于南部；加上北部地形和环境有利于战车兵和骑兵的发展。如马镫在三国时期出现在北方，而南方汉人依然以双腿来夹住马腹进行作战。而这两个兵种在冷兵器时期是战斗力、机动性最强的兵种。
历史上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一直停留在北部地区。统一的中央王朝一般是自北而南建立的。历史上只有两个特例：朱元璋北伐和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除了这两次北伐，南方发起的北伐都以失败告终。而两次特例都是建立在相同的特殊性上：北伐所要推翻的政权都处于内忧外患中，实力衰弱。元朝末期，在宫闱、大臣、将帅的倾轧下已经势力大减；北洋政府则仅仅是几个北洋军阀之间的妥协政权，实力在内战中大为衰弱。晚元和北洋政府都已经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两次北伐，北部政权众叛亲离，被南方政权摧枯拉朽灭亡了。明军北伐和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都只在山东局部遭遇激战。
1368年，明朝北伐统一全国，但是三十一年后的1399年朱棣经过靖难之役，自北向南统一了全国，并迁都北京；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形式上统一全国，但是二十一年后的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再次迁都北京。这说明军事、政治中心依然在核心弧带的北部。
第三条规律：核心弧带的四大亚区域地缘优劣不同，南北部在相当时间内形成对峙形势。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分裂局面存在很长时间。核心弧带的南北分裂是中国历史分裂的常态。南北部长期分裂的界线与核心弧带的南北部的界线基本一致。
尽管北部地区在政治、军事上拥有优势，但是：只要南部地区控制战略要点，包括秦岭一线、襄樊、桐柏山大别山区、合肥、扬州，南部就易守难攻。南部松软的土壤、湿润的气候、密集的水网都限制了北部军队战斗力的发挥。加上北方人水土不服，尽管北部经常发动对南部的侵略，南部政权只要措施得当，一般都能抵挡住北方的攻势。这样的局势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六国等时期都存在。
东晋只占领扬州、合肥，并没有占领襄樊，其对北朝一直处于战略被动地位。前秦发动对东晋的进攻，主攻方向选择淮南地区，偏军发自襄樊，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秦没有集结主力于已占领的襄樊，将主攻方向选择在湖广地区。之后宋、齐、梁向北扩地，并且占领了西南地区，地缘地位大为改善。到南陈时期，南北的分界线南推到长江沿线，要地尽失，导致南陈对北方战略地位极为被动。五代时期，南唐前期占据淮南地区，一度能与五代南北对峙。等到后周攻占江淮地区，南唐便不得不南迁避其锋芒。南宋时期形势也一样。
在南北方的对峙中，西南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南北力量天平上重要的砝码。公元前316年秦灭蜀，蜀地成为秦统一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秦灭楚时大量利用了蜀的强兵劲卒和布帛金银，“足资军用”，仅司马错“浮江伐楚”，就征调了“巴蜀重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战国策·秦策一》载：“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占领西南地区，既可以获得重要的物资基地，又可以向东、向北构成战略威胁。北部政权要统一南方，战略远大者都先取巴蜀；南部为了保持长久的均势，也力求占据巴蜀，经营西南。比如东晋南朝时期，权臣建功扬威，往往选择巴蜀地区下手，通过收复巴蜀来扬名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