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健先生《唐元四客卿史实考论》考察唐、元两代四位在华仕宦的外国人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札马剌丁与爱薛。我不懂隋唐史，只能从元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谈一点题外话。
在世界各文明中心中，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相离较近，自古便有密切的联系。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与西亚相距不远，古人可循海道往来于波斯湾与印度河口之间，考古发现证明古印度河文明与西亚古文明之间亦间有往来。而作为东亚古文明的源起地的中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大尺度地理看，远离其他各文明中心，处于相对较为封闭的位置。
东亚大陆的北部是草原、荒漠与森林，因纬度高，严冬漫长，且远离东南季风影响区，气候干旱，不适于发展农业文明。其东濒临西太平洋的几个边缘海：日本海、黄海、东海与南海，隔海不远是大致与东亚大陆海岸平行的西太平洋岛弧：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台湾与吕宋列岛、巴拉望群岛。这些群岛人口与面积有限，互相往来不便，不足以独立发展成有世界影响的文明中心。西太平岛弧以东是浩瀚的太平洋。从华南至东南亚的东亚南部，山岭众多，交通相对不便。东南亚大陆以南的海中散布着数以千计的岛屿——印度尼西亚诸岛，交通相对不便。东亚的西部是沙漠—绿洲与高山（青藏高原），自古被人们视为畏途。因此东亚文明与其他文明相较，有很大的独特性。而以黄河、长江中下游农耕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则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在东亚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千年以来一直起着火车头的作用。
后来，由于交通条件的发展，东亚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离的状况逐渐改变。先秦时代中国与西方已经有间或的联系。西汉时张骞凿空西域，东西交通进入一个新时代。此后，东西文化交流经历了三个高潮时期，即：
一、以两汉—隋唐佛教传入为标志的印度与西域文明输入高潮。
二、以蒙元世界帝国建立为契机而出现的东西文明交流的新高潮。
三、以大航海时代为起点的西方文明对世界各地的渗透。
本书所考论的后两位人物札马剌丁与爱薛，便是上述东西交流第二个高潮时代的重要人物。元代是实行种族等级制的社会。札马剌丁与爱薛是均为色目人，其中札马剌丁是回回人，而爱薛是聂思脱里教徒，也属于广义的回回人。中国境内各民族绝大多数是世居民族。但有少数几个民族不是这样，回族为其中之一。明代以后，回回人形成自我意识，开始出现将回回人入华上溯至隋唐的著述。当代多数研究回回人历史的论着，均接受这种构建。
实际上，唐宋时代泛海而来定居于中国东部沿海港市，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的蕃客人数极为有限，且其中除穆斯林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宗教的信徒。如果没有特殊的历史契机出现，这些落脚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蕃客，很可能会如同隋唐时代入华的景教徒、摩尼教徒一样，逐渐消失。换而言之，在回族的祖先中，源自唐宋时代外来移民的成分很小。当代回族人中，也极少有人可将自己的家系追溯至唐代。
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武力扩张，造就了东起太平洋、西抵地中海、北逾北极圈、南达印缅的疆域空前蒙元帝国。大批回回人，包括官吏、学者、宗教人士、科学家、工匠、商人等，随蒙古军万里跋涉，来到汉地定居下来。其规模之大，堪称古代东西方之间最大的移民运动。入明以后，继续有域外穆斯林入华，融入已经定居下来的回回人群体。我国的回族人，主要是这些人的后裔。随着回回人的入华的，不仅是人员的流入，也是空前规模的文化的输入。伊斯兰世界的整个文化体系，如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工程学、矿物学、语言文字学、宗教学等，均被回回人带入汉地，在这里落脚生根。
札马剌丁（Jamāl al-Dīn），就是这一时代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札马剌丁又作札马鲁丁等，为不少元明史料提及，较为集中者为《元史》（如《天文志·西域仪象》，《百官志·回回司天监》），王士点、商企翁所编《秘书监志》及许有壬的《至正集》等。他是回回人，但汉文史料中仅称其为“西域人”，未确言其来自何处。伊利汗国史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在其所撰《史集》（Jāmi‘al-Tawārīkh）中，在言及旭烈兀批准伊利汗国天文学家纳速鲁丁（Nasr al-Dīn）于伊利汗国境内的蔑剌合（Maragha）建立测天台的背景时，提到元宪宗蒙哥合罕曾打算建立司天台，下旨由不花剌人马哈麻·宰底之子札马剌丁·塔希儿（Jamāl al-Dīn Muhammad Tāhir ibn Muhammad al-ZaidīBukhārī）（注：（《史集》第3卷，巴库1957年阿里·扎德波斯文合校本与阿伦德斯俄译合璧本（Рашид-ад-Дин，СпорникЛетописей，Баку，1957，т.3），俄译本，第48页；汉译本，第73—74页。）掌管其事。拉施都丁所提到的这位札马剌丁即本书所论及的回回科学家札马剌丁，足见他是不花剌人。
札马剌丁不但是著名的回回星历学家，也是杰出的地理学家。他入元后在地理学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大一统志》的编纂。《大一统志》又称《至元大一统志》，钱大昕曾关注过《大一统志》的成书问题。他在《跋元大一统志残本》中说：
考元时《大一统志》凡有两本。至元二十三年（1286）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札马刺丁言：“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祖嘉纳，即命札马刺丁与秘书少监虞应龙等搜辑为志，二十八年书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统志》，藏之秘府。此初修之本也。（注：《潜研堂文集》卷29，上海涵芬楼景印潜研堂全书本，四部丛刊。）
钱大昕所据者为元许有壬所撰之《〈大一统志〉序》，该序原文与钱大昕所引略有区别：
至元二十三年岁丙戌（1286），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札玛里鼎上言：“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皇嘉纳，命札玛里鼎洎奉直大夫秘书少监虞应龙等，搜集为志。二十八年辛卯（1291）书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曰《大一统志》，藏之秘府。（注：《至正集》卷35，明崇道堂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除许有壬之外，元代另有其他文献记载了《大一统志》的编纂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元《秘书监志》。此项工作在该书卷1“设吏属”条又称为“纂修《地理图志》”。该工作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该书卷4记录纂修过程特详。至于其简要过程，该卷记曰：
至元乙酉（至元二十二年，1285），欲实著作之职，乃命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凡九年而成书。续得云南、辽阳等书，又纂修九年而始就，今秘府所藏《大一统志》是也。因详其原委节目，为将来成盛事之法。（注：高荣盛点校本，元代史料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下简称高荣盛点校本），第72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
这是说，秘书监在《大一统志》书成之后，总结编写此书的经过：兹事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2），其基本方法是“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而目的是“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初步工作进行了九年。比较上述两书可知，《秘书监志》所谓经历九年工作所成之初稿，应即许有壬《〈大一统志〉序》中所言“二十八年辛卯（1291）书成”，规模达“七百五十五卷”的《大一统志》。钱大昕上述所谓“初修之本”，即当指此本。但他似未注意到《秘书监志》中的这一点。前已言及，据《秘书监志》所言推算所得之成书年份，为至元三十年（1293），与许有壬所称之至元二十八年相差两年。许有壬既为《大一统志》写序，肯定见过此书全貌，所记应更为可信。（注：笔者遍查《秘书监志》，未见有至元二十八年《大一统志》书成的记载。）如此说成立，则《秘书监志》所记完成初稿费时九年估计有误。
前已提及，之所以《大一统志》的“初修之本”在完成后又重修，是因秘书监后来得到云南与辽阳的图志资料，遂据以修改原稿，又花费九年时间，方最后成书。钱大昕称此重修本为“再修之本”。《秘书监志》仅言增补原稿花费了九年时间，未言该书修纂第二阶段工作的具体起始与结束时间。至于重修本完成的时间，《元史》有大德七年（1303）“戊申，小兰禧（注：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73页校勘记［三］记：“小兰禧考异云‘小’当作‘卜’。《元秘书监志》作‘孛兰’。按本书同名异译尚有‘卜兰奚’、‘不兰奚’等。此处‘小’字当为‘卜’或‘不’之误。”）、岳铉等进《大一统志》，赐赉有差”（注：《元史》卷21，《成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50页。）的记载。这里的孛兰禧、岳铉等人所进之《大一统志》，应即《秘书监志》所提到的包含云南与辽阳部分在内的《大一统志》的增订稿。据此，则《大一统志》的重修工作应结束于大德七年。如果《秘书监志》所述增补工作花费九年可信的话，则增订工作应重启于成宗元贞元年（1295）。但实际情况却并非这么简单。查《秘书监志》中有下列记载：
至元三十一年（1294）八月，本监移准中书兵部关，编写《至元大一统志》毎路卷首必用地理小图，若于编写秀才数内就选宗应星，不妨编写彩画，相应关请。如委必用图本，依准施行。（注：高荣盛点校本，第78页。）
这是说，在至元二十八年《大一统志》书稿初成之后，增配地图的工作依旧在进行之中。绘制彩色地图的工作是一位名曰宗应星的文人承担的。此人在《秘书监志》中二见。人们不禁要问，增配地图的工作究竟是增订的一个内容，还是“初修之本”的继续？《秘书监志》还提到：
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月二十六日，本监准中书兵部关，发到《至元大一统志》四百五十册，呈解中书省，札付发下右司收管。（注：高荣盛点校本，第78页。）
联系到前文所引许有壬所称“二十八年辛卯（1291）书成”的《大一统志》，规模达“七百五十五卷”。这里所提到的三年后“呈解中书省”的四百五十册《至元大一统志》当属增订本的一部分。故而笔者推测，配地图的工作属于重修的范围。因此，重修工作至少在至元三十一年已经开始。且在增补过程中，全书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分批送呈中书省的。至于重修时增补云南地志部分的过程，《秘书监志》中有如下描述：
元贞二年（1296）三月初五日，本监准中书兵部关，来文照得云南发到地理沿革事迹，除完备外有下项未完事理，早为行移，取勘完备，编类图册等事呈。奉都省判送，照得云南系边远地面，难与腹里一体。奉都堂钧旨：送兵部行移本监，就便计问差来任总管者。
元贞二年三月十二日准兵部关，奉中书省札付来呈，准秘书监关，著作郎呈，云南行省所委编类图志任中，顺编到地理图册，甚是可取，盖缘秉志勤苦，通晓文学，久任云南，习知风土。据金齿未经供报等处，若令本官一就取勘编类，似望早得完备。都省准拟。（注：同上书，第79—80页，标点笔者间有更动。）
可见云南与辽阳地志的增补工作并非同时展开，而是有先有后，首先开始的是云南地志部分。在增补过程中，秘书监接到云南地志资料后，发现其中有不完备处，特别是缺少了金齿的部分，为此秘书监上报中书省。秘书监认为云南本地官员“久任云南，习知风土”，他们补齐所缺部分更为方便。此议得到中书省的同意。据《秘书监志》记载，增补云南等地志部分篇幅为58册，其中包括部分甘肃行省的部分。（注：“大德二年（1298）二月初五日，据著作郎呈，奉秘府指挥，编类云南、甘肃地理图册，依上编类到云南等处图志，通计五十八册，合用装禙物料已经开坐，具呈照详……大德二年五月初五日，据著作郎呈，依上编类到云南等处图志，通计五十八册，未曾装禙。就唤到裱禙匠赵德秀等，计料到合用物料，开坐呈乞照详，移准中书兵部关呈，奉都堂钧旨，连送兵部，行移工部，比料实用数目无差，就行合属，依例应付”。第82—83页。）而增补辽阳地志内容的工作，《秘书监志》中亦有如下记载：
外有辽阳行省地理图册，照得别不见开到本省所辖路府州县建置沿革等事迹，及无彩画到各处图本，难以编类。……候辽阳行省发到完备图志，再行编类，依例呈覆关请。（注：高荣盛点校本，第82—83页，标点笔者间有更动。）
这是说，秘书监发现，大德二年（1298）收到的辽阳行省资料中缺少“所辖路府州县建置沿革等事迹，及无彩画到各处图本”，因此增订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只得等待辽阳发来更详细资料后，再行增补。辽阳行省方面如何回应，今已不得而知。但据《秘书监志》记载，次年秘书监就完成了辽阳行省地志的增补工作：
大德三年（1299）七月二十八日，据著作局呈，奉秘府指挥编类辽阳等处图志并《至元大一统志》全部目录，今已编类上浄了毕，共计八册。所据合用裱禙物料，就唤到裱禙匠赵德秀，计料到下项物料，移准中书兵部关呈，奉都省判送，就行工部依上应付。（注：同上书，第84页，标点笔者间有更动。）
该书还记载：
大德四年（1300）四月十六日，据秘书郎呈，近蒙秘府指挥，编类到《至元大一统志》书四百八十三册，计七百八十七卷，仰子细校勘，若有差讹，就为改正。仍标出差讹卷目呈监。蒙此，校勘间又奉监官台旨，与著作郎赵从仕一同校勘。奉此，依上校勘了毕。中间差讹字様，已经改正，别无合标出卷目。今将元关出《大一统志书》四百八十三册随呈，缴纳还库交收。（注：高荣盛点校本，第87—88页。）
可见大德三年重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开始装裱。次年校勘工作完成。重修本书成时，计483卷，787册。钱大昕考证《大一统志》的重修过程时写道：
成宗大德初，复因集贤待制赵炞之请，作《大一统志》。《元史》载：“大德七年（1301）三月戊申，卜兰禧、岳铉等岳铉字周臣汤阴人徙居燕追封申国公谥文懿进《大一统志》，赐赉有差。”此再修之本也。此本卷首题：集贤大学士、资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孛兰肸，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秘书监岳铉等上进，正大德所修者。《史》以孛兰肸为卜兰禧，译音之转也。（注：《潜研堂文集》卷29，《四部丛刊》。）
其“成宗大德初，复因集贤待制赵忭之请，作《大一统志》”一句，当出自于苏天爵《〈齐乘〉序》中语：“我国家大德初，始从集贤待制赵忭之请作《大一统志》，盖欲尽述天下都邑之盛。书成藏之秘府，世莫得而见焉。”（注：《滋溪文稿》卷5，清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此事亦见于《秘书监志》卷4：
大德五年（1301）七月初二日，准兵部关，奉中书省判送本部呈秘书监关，据著作郎赵炞呈，照得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赐名《大一统志》。续有辽阳、云南远方报到沿革，及各处州县多有分拨升改不同去处，除将《至元大一统志》重行校勘，添改沿革外，须拣选通儒能书人员，通行写静进本，以备御览，实为重事。（注：高荣盛点校本，第85—86页，标点笔者间有更动。）
《秘书监志》中还有如下记载：
大德五年（1301）七月初九日，本监移中书兵部关，奉中书省判送兵部呈秘书监关，著作郎赵从仕呈，见为编写《大一统志》，除秘监发下《志》书一部在局编校外，照得在先亦有一部，见留中书兵部，中间多有不同。必须发下，互相参考。庶得归一成书。本部参详：《大一统志书》，若依著作所呈，令本部典吏时公泰专一收掌，赴局互相参考捡照，就令编写《志》书，了毕还部，似不点污损坏。具呈照详，覆奉都堂钧旨，送兵部将上项《志》书关发本监照用，事毕还官。（注：卷5，高荣盛点校本，第98—99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
对照上面两段史料，集贤待制赵忭并非如苏天爵所言“请作《大一统志》”，而是发现藏于中书省兵部的《大一统志》的本子（注：应即至元二十八年所完成的“初修之本”。）与增补了云南、辽阳、甘肃与各地沿革和地图的重修本之间，有不同之处。故而要求取出兵部所藏初修之本，与修订本进行核对，重行校勘，并抄录全本。按常理，学者通常会舍“初修之本”而取“重修之本”，而不必据两本逐一核对。之所以会这样做，较为合理的推测是，在重修过程中，因“初修之本”的底本藏于兵部，故而未能照顾旧稿与全书。
钱大昕有关《元史》大德七年（1303）卜兰禧、岳铉进《大一统志》则语出《元史·成宗纪》。（注：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50页。）此事亦见于《秘书监志》：
大德七年（1303）五月初二日，秘书郎呈，奉秘府指挥，当年三月三十日也可怯薛第一日玉德殿内有时分，集贤大学士卜兰禧、昭文馆大学士秘书监岳铉等奏。秘书监修撰《大一统志》，元钦奉世祖皇帝圣旨编集。始自至元二十三年（1286），至今才方成书。以是缮写总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进呈钦奉御览过。奉圣旨：“于秘府如法收蔵，仍赐赉撰集人等者。”钦此。（注：高荣盛点校本，第86—87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
《大一统志》的编纂工作，至此才算完成。至于《大一统志》的刊行过程，许有壬记曰：“至正六年岁又丙戌（1346）十二月二十一日，中书右丞相伯勒齐尔布哈（笔者按，即别儿怯不花）率省臣奏：是书因用尤切，恐久湮失，请刻印以永于世。制可。”（注：《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35，四库本。）因为许有壬序文未提及大德重修之事，故钱大昕认为至正六年刊刻的是初修本。（注：《潜研堂文集》卷29，四部丛刊。）
此书的刊刻是在江南完成的。危素《送徐时之还勾吴序》提到：3年后，即“至正九年（1349）江浙行省承诏刻《大一统志》成，命松江府儒学教授姑苏徐君时之进之于朝”。（注：《危学士全集》卷5，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芳树园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大一统志》的刊行使其从藏于深府的秘典变为流行较广的文献，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见之。故而在元末文人孔克齐开列“国朝文典”时，是书列于其中。（注：“文典”中所列官书如下：“大元国朝文典有《和林志》、《至元新格》、《国朝典章》、《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皇朝经世大典》、《大一统志》、《平宋录》、《大元一统纪略》、《元真使交录》、《国朝文类》、《皇元风雅》、《国初国信使交通书》、《后妃名臣录》、《名臣事略》、《钱唐遗事》、《十八史略》、《后至元事》、《风宪宏纲》、《成宪纲要》……”（《至正直记》卷1，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6页）此书作者并非孔齐。参见已故丁国范先生文：《〈静斋至正直记〉三议》，南京大学《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1987年。）
《秘书监志》卷1提到，札马剌丁是“西域人，华言未通”。为便于工作，元政府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专门为他配备了一名通事。那么，札马剌丁平时究竟操何语言，他的母语是什么？《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条记“世祖至元四年（1267），札马鲁丁造西域仪象”十种。马坚先生曾作过研究。这些仪器的名称是反映札马剌丁语言的重要资料，笔者亦曾撰文研究。（注：《13—18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收于《中国回族研究》，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24页。）这里略作解释：
一、“咱秃哈剌吉，汉言混天仪也。其制以铜为之，平设单环，刻周天度，画十二辰位，以准地面。侧立双环而结于平环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内第二双环，亦刻周天度，而参差相交，以结于侧双环，去地平三十六度以为南北极，可以旋转，以象天运为日行之道。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三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咱秃哈剌吉”乃波斯语zāt halqa的元代汉字音译，是一种测量太阳沿周天赤道运行的仪器。
二、“咱秃朔八台，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外周圆墙，而东面启门，中有小台，立铜表高七尺五寸，上设机轴，悬铜尺，长五尺五寸，复加窥测之箫二，其长如之，下置横尺，刻度数其上，以准挂尺。下本开图之远近，可以左右转而周窥，可以高低举而遍测。”“咱秃朔八台”乃波斯语zāt samwāt的元代汉字音译，是一种观测天空星座坐标的仪器。
三、“鲁哈麻亦渺凹只，汉言春秋分晷影堂。为屋二间，脊开东西横罅，以斜通日晷。中有台，随晷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铜半环，刻天度一百八十，以准地上之半天，斜倚锐首铜尺，长六尺，阔一寸六分，上结半环之中，下加半环之上，可以往来窥运，侧望漏屋晷影，验度数，以定春秋二分。”“鲁哈麻亦渺凹只”乃波斯语luhma-yi ma‘wajj，的元代汉字音译，是一种采用360度进位制，观测日影长度，根据其极大与极小值，确定春分日与秋分日的仪器。
四、“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言冬夏至晷影堂也。为屋五间，屋下为坎，深二丈二尺，脊开南北一罅，以直通日晷。随罅立壁，附壁悬铜尺，长一丈六寸。壁仰画天度半规，其尺亦可往来规运，直望漏屋晷影，以定冬夏二至。”“鲁哈麻亦木思塔余”乃波斯语luhma-yi mustawī的元代汉字音译，是一种根据日昝极大极小值，确定夏至日与冬至日的仪器。其形制大致应与今撒马尔罕的兀鲁伯天文台遗迹相类似。
五、“苦来亦撒麻，汉言浑天图也。其制以铜为丸，斜刻日道交环度数于其腹，刻二十八宿形于其上。外平置铜单环，刻周天度数，列于十二辰位以准地。而侧立单环二，一结于平环之子午，以铜丁象南北极，一结于平环之卯酉，皆刻天度。即浑天仪而不可运转窥测者也。”“苦来亦撒麻”乃波斯语kura-yi simā的元代汉字音译，这是一种类似我国古代浑天仪，但能用来运转窥测的仪器。
六、“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苦来亦阿儿子”乃波斯语kura-yi arz的元代汉字音译，即地球仪。
七、“兀速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其制以铜如圆镜而可挂，面刻十二辰位、昼夜时刻，上加铜条缀其中，可以圆转。铜条两端，各屈其首为二窍以对望，昼则视日影，夜则窥星辰，以定时刻，以测休咎。背嵌镜片，三面刻其图凡七，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异，故各异其图，以画天地之变焉。”“兀速都儿剌不”乃波斯语usturlāb的元代汉字音译，是一种根据日光投影和星辰方位确定时刻的仪器。
上述仪器的回回名的原名，虽然有些是阿拉伯字，但汉字注音所依据的却是波斯语式的发音，甚至反映出波斯语表示修饰关系的语法耶札菲（ezāfa）结构，足见札马剌丁的母语是波斯语。人们不禁会要问，札马剌丁是回回人，母语为波斯语，不通汉语，连日常交往也要依靠通事，而《大一统志》以汉文写成，他怎么能完成这件工作？笔者认为，这件事要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他是科学家。要绘制包括蒙元帝国全部疆域的舆图，就要将穆斯林地理文献与汉文图志拼合在一起，没有回回地理学家的参加是不可能的。且汉地科学传统上认为天圆地方，而伊斯兰科学界继承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传统，认为大地是球形的。编写《大一统志》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科学研究工作，只有汉、回学者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其次，札马剌丁作为秘书监的负责人，他在这项工作还担负学术领导工作。《秘书监志》记载：
至元二十二（1285）年六月二十五日，中书省先为兵部元掌郡邑图志，俱各不完。近年以来，随路京府州县多有更改，及各处行省所辖地面，在先未曾取会。已经开坐沿革等事，移咨各省，并札付兵部，遍行取勘去。后据兵部令史刘伟呈，亦为此事。施行间据来呈，该准上都秘书监关。札马剌丁奏：“太史院历法做有，《大元本草》做里体例里有底，每一朝里自家地面里图子都收拾来，把那的作文字来。圣旨里可怜见，教秘书监家也做者，但是路分里收拾那图子，但是画的路分、野地、山林、里道、立堠毎一件里希罕底，但是地生出来的，把那的做文字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呈乞照详事。得此。六月十三日与本监焦尚书、彭少监等议得：翰林院、兵部各差正官，与本监一同啇量编类，似为便当。得此，除已札付兵部，摘委兵部郎中赵奉议，及札付翰林院依上差官外，仰照验钦依圣旨事意施行。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八月二十九日，本监照得钦奉圣旨：“编类地里图文字，钦此。”（注：高荣盛点校本，第72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
元初各地图志掌于兵部。一统天下之后，各地行政区划与地名皆有变动。为此札马剌丁要求，按以前太史院编修历法，有关部门编修《大元本草》的办法，大集天下资料，将各地所藏图志收拢至秘书监。此议得到世祖的批准。编修《大一统志》是一项工程浩大的工作，能否做好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收集到大量的资料。此后札马剌丁在数年中，一直为汇集资料而努力。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初七日，他上奏道：
一奏：“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理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毎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毎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这是说，元初蒙古军控制部分汉地时，所收集的汉文地理图志约有数十册。但如今从日出至日没之地（注：用今日的言语便是：东起太阳升起的太平洋之滨，西至太阳下落的地中海之地。），均是蒙元领土。除了已有的图志之外，边远的地方也应考虑在内。札马剌丁已经收集了一些伊斯兰世界的图志。为此他提议将汉地图志与伊斯兰图志拼在一起。此议也得到世祖的批准。向各省发出征集图志的通知后，各地并未很快上报。为此札马剌丁在同年八月再次上奏：
一奏：“省里与文书来，随处城子里头有的地里图子、文字毎收拾将来者道来。至今不曾将来，勾当迟了有。如今疾忙教将来者，么道。省里再与文书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照得：除将已发到路分文字，见行照勘外，有下项未到去处，并边远国土，本监先为不知，各各名号已曾具呈，乞早将边远国土名号，及行下未曽报到图册去处，早为发到，以凭编类。
他指出，各地上报舆图的工作进展太慢，编《大一统志》的工作因此耽搁。他请求世祖下旨各地催要，特别是以前不曾通知到的边远地区，也要增发通知。由于《大一统志》以汉文编纂，因此抽调有地理学专长的汉族学者参与其事，也是成败的关键。前面提到，在此项工作开始之初，便决定要“聘鸿生、硕士立局”。一些文献在提及此书的编修时，提及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如《经世大典》提到：
惟我太祖皇帝开创中土而大业既定，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统始一。舆地之广，古所未有。遂分天下为十一省，以山东、西、河北之地为腹里，隶都省。余则行中书省治之。下则以宣慰司，辖路，路辖府、州，若县星罗棋布，粲然有条。至元间尝命秘书少监虞应龙等修《大一统志》。书在官府可考焉。若夫地名沿革之有异，城邑建置之不常，归附之期，设官之所，皆必有征，所以纪疆理之大，彰王化之远也。猗欤大哉。（注：《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41，四部丛刊。）
这里提到的虞应龙，正是札马剌丁点名向世祖要的人。《秘书监志》中保留有札马剌丁有关奏文：
一奏：“有一个孔夫子的孩儿每根底教的陈俨小名，又有一个蛮子田地里有的秀才虞应龙，又京兆府根底一个秀才萧维斗，这地理的勾当好理会的有。那的每根底教将来呵，怎生？”么道奏呵。“教来者。再用着的蛮子汉儿秀才毎有呵，阿儿浑撒里理会的有，怎（注：高荣盛注：抄本作“恁”。）一处索者。”么道圣旨了也。（注：高荣盛点校本，第73—74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
作为科研工作的主持人，札马剌丁还设法为他们节省时间，免除杂务，以集中精力。一奏：“秘书监里勾当里行的人毎，别个勾当里迁的去了呵，地理的文字悮了的一般有，月日满呵，就监里添与小名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注：同上书，第75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此外，有关编修工作中的各种费用，编修人员的“堂食”（略相当于今天的工作午餐），札马剌丁也想方设法解决。这些事迹在《秘书监志》中均有所反映。同样，如果关注爱薛与聂思脱里教徒在元代的生存状况，并将他们的活动置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观察，也有许多文章可做。相信钱健先生的著作当帮助于本领域的研究。匆匆书此，以为引玉之言。
2009年元旦写于南秀村
［《唐元四客卿史实考论》为南通大学钱健所著，尚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