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前的书稿，是张文德教授积数年之力写成的关于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的学术专著。
明与帖木儿帝国几乎同时兴起于故元的废墟之上。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祚既灭。明西境抵今新疆哈密。雄踞东亚的明帝国在西域所面对的是，故元贵族裂土割据而形成如下几支势力：
一、在以阿母河（今阿姆河）与忽阐河（今锡尔河）之间为中心的绿洲农耕区，即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后裔建立的察合台汗国西部，为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蒙古巴鲁剌思氏贵族帖木儿所建立的帖木儿王朝，明人称其创建者帖木儿为“故元驸马”。帖木儿西灭伊利汗国，北攻钦察汗国，成为除明帝国之外蒙元王朝政治遗产的最大继承者。二、成吉思汗长子朮赤后裔在今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建立的钦察汗国在帖木儿的沉重打击之下已趋向衰落。三、在中亚东部，存在着两股较大的势力：其一为故元外剌部，即斡亦剌惕，明人称为瓦剌。此部元末脱离成吉思汗家族控制，从蒙古高原西北部迁至天山以北草原，与退入漠北的元帝后裔争雄于蒙古高原。其盛时力量伸及大漠南北，威胁明朝。其二为东察合台汗国。大致在蒙古巴鲁剌思氏贵族帖木儿控制察合台汗国西部的同时，居于今新疆阿克苏地区的蒙古朵豁剌惕氏贵族扶立察合台后裔，控制了察合台汗国的东部，明人称为“别十八里”、“亦里八里”或“养夷”，回回人先后称为“向阳地”、“小不花剌”等，上述几支势力中，最为强大的是帖木儿王朝。
明朝的对外交往，分海路和陆路两条渠道。海路因成祖、宣德朝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特别是近年世界各国纪念郑和首航600周年的活动而为世人所瞩目。但明代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并未因郑和远航而萎缩。其实明初朝廷因与故元势力斗争的需要，对西域邻国更为重视。治明对外关系史者，不能不了解帖木儿王朝。有关帖木儿王朝的史料主要是以波斯文写成的，这是西方学者的传统研究重点。其重要者有：
匿只木丁·沙米的《胜利之书》。（注：匿只马丁·沙米：《帖木儿驸马武功记》德黑兰波斯文刊本（Nizām al-Dīn Shāmī，Zafarnāma，tārīkh-i futūhāt-i Temūr Gūrkānī，Tehran，1987-1985）。）作者是报达城（今巴格达）人，1401—1402年（804，伊斯兰太阴历纪年，即通常所称之回历阴历。以下不再重复注明），帖木儿召见他，供给他材料，命他用普通人能够看懂的文笔修史。沙米在书中说，成吉思汗的祖先合不勒汗与帖木儿的祖先合出里（Qačuli）是兄弟，他们之间订立了盖有“红塔木花”（红印）的契约——合不勒汗的子孙得世居汗位，合出里的后裔则世居相位。后来成吉思汗与合出里的后裔哈剌察儿之间，都哇与哈剌察儿之孙也连吉儿（IIengir）之间都重新确认了这一契约，但契约文本在阿里算端在位的混乱年代中遗失。这个所谓“契约”，显然是沙米为抬高帖木儿家族的地位而杜撰出来的。但上述缺陷并不影响其著作对研究帖木儿朝历史的重要性。
除沙米之外，舍剌甫丁·阿里·牙子底也写了一部同名的著作《武功记》。（注：舍剌甫丁·阿里·牙子底：《武功记》，乌隆巴耶夫塔什干，1972年（Sharaf al-Dīn’AlīYazdī，Zafarnāma，ed.by A.Urunbaev，Tashkent，1972）；牙子底：《武功记》卷1，德黑兰1957年重印加尔各答1885年伊拉赫达德刊本（Sharafudddin’Ali Yazdi，Zafar-nama，tome I，ed.M.IIahdad，Calcutta 1885/ed Muhammad’Abasi，Teheran 1336s）。）作者为帖木儿之子沙哈鲁（Shahrukh，意为“王冠”）的随从。1428—1429年（832），东察合台汗国羽奴思汗被兀鲁伯俘获后，就同舍剌甫丁待在一起。书成于1424—1425年（828），其中许多部分取材于匿只木丁的同名著作，对察合台汗国史记载得较为简略。此书曾于1918年和1957年在德黑兰出版，1972年又有乌隆巴耶夫（A.Urunbaev）塔什干勘本。目前尚无汉译本。
《洁净园》（注：迷里·哈旺忒：《洁净园》，德黑兰1960—1961年波斯文刊本（Mīrkhwānd［Muhammad b.Sayyid Burhāal-Dīn Khwānd Shāh］，Rawdat al-Safā，Tehran，1960-1961）。），作者是帖木儿朝贵族迷里·哈旺忒（Mir Khawand，意为“异密统治者”），原籍不花剌，父辈移居巴里黑，本人长于哈烈城（Herat，元代之也里城，今阿富汗赫拉特），逝于1498年（回历903），书成于帖木儿朝末年。《洁净园》分为7卷，最初1848年和1852年分别在印度孟买和德黑兰石印出版，1891—1894年伦敦出版了5卷本，目前使用较广的是德黑兰1960—1961年刊本。《洁净园》有多种摘录本和欧洲文字摘译本，尚无汉译本。
《贵显世系》（注：《贵显世系》（Mu’izz al-Ansab fi Shajarat Salatin Mughul），1993年笔者利用赴伦敦研究之机，从大英图书馆中复制携回。），作者佚名。抄本藏巴黎国民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图书馆。作者奉沙哈鲁之命，撰修成吉思汗家族和帖木儿朝世系。书中收录上述两朝君主、嫔妃及重臣姓名。至今尚无任何刊本，也无任何其他文字的译本。此文献国内图书馆缺藏。
《木阴历史选》（注：木亦努丁·纳坦只：《木阴历史选》，德黑兰1957年欧班夫人波斯文校勘本（Mu’in al-Din Natanzi，Muntakhab al-Tawarikh-i Mu’ini，Extraits du Muntakhab al-Tavarikh-i Mu’ini［anonyme d’Iskandar］，ed.par J.Aubin，Tehran，1957）；阿基姆什金俄文摘译，载《吉里吉思人及其地历史资料》，卷1，莫斯科，1937年（AнонимИскадара，сперсидскогоО.Акимушкина，МатериалыпоисторииКиргизовиКиргизии，выпуск1，Москва，1973）。），此书除了利用木思脱菲和拉施都丁的记载外，作者比其他学者更多地使用了传说资料。欧班夫人（J.Aubin）1957年在德黑兰出版该书的节录本，并定名为《史选》（Muntakhab）。目前史学界常用的就是这个本子，笔者已从国外复制携回。尚无任何西方文字译本，亦无汉译本。
《旅行者之友》（Habib al-Siyar）（注：宏达迷儿：《旅行者之友》，巴黎1853年波斯文节刊及法文节译合璧本，《突厥斯坦和阿母河北地区的蒙古汗史》（Khwāndamīr，Habīb al-Siyar，Histonire des khans Mongols du Turkistan et de la Transoxiane，extradite du Habib Essiier de Khondemir，traduite du Persan et accompabne de notes，par M.C.Defremery，Paris，1853）。），作者是《洁净园》的作者迷里·哈旺忒之孙宏达迷儿，写于1523年至1534—1535年（929—941）。此书有1954年胡马义（J.Huma’i）德黑兰刊本。全书尚无任何欧洲文字译本，亦无汉译本。书中有关中亚的部分，已由德福雷麦里节录出来，并译为法文，于1852年在《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c）上刊出（注：卷19，第58—93、216—288页；卷20，第370—406页。），1853年巴黎又有单行本问世，它是研究察合台汗国后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内蒙古大学有藏，南京大学有复印本。目前尚无汉译本。
《拉希德史》，作者是明代叶尔羌汗国统治者米儿咱·海答儿，书成于1541—1546年。有察合台文译本。目前最流行的，是英国人罗斯的英译本。（注：米儿咱·海答儿：《拉希德史》，罗斯的英译本：《中亚蒙古人史》（Mirza Muhammad Haidar-i Dughlat，Tarikh-i Rashidi，E.Denison Ross，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Dughlat，London&New York，1972）。）1985—198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英译本重译的汉译本《中亚蒙兀儿史》（上、下册）。（注：汉译本《中亚蒙兀儿史》，二卷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986年。蒙兀儿这个译法最初是洪钧开始使用的，他没有考虑古代汉语的读音，极不科学，吾师韩儒林曾详论之，见《蒙古的名称》，载《穹庐集》，第148页。故此名不宜再用。）
帖木儿王朝史研究近20年在国外来取得了不少新进展。美国学者孟茨的论文《帖木儿兴起前后的察合台兀鲁思——从部落联盟到征服军队的转变》（注：Beatrice Forbes Manz，“The Ulus Chaghatay before and after Temur’s Rise to Power：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ibal Confederation to Army of Conquest，”Central Asiatic Journal，卷27，第1—2期，1983年，第79—100页。）讨论14世纪中期的察合台汗国史、部落政治的帖木儿的兴起、帖木儿权力的巩固和察合台兀鲁思的转变等3个专题。孟茨还曾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著《帖木儿统治的管理与权威的代表》（注：Beatrice Forbes Manz，“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in Temur’s Dominions”，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76，pp.191-207.）、《跛子帖木儿及统治权的象征》（注：Beatrice Forbes Manz，“Mamerlane and the Symbolism of Sovereignty”，in Iranian Studies，21，1-2（1988），pp.105-122.）及《跛子帖木儿的兴起与统治》。（注：Beatrice Forbes Manz，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由于这些成果，孟茨成为当代国际上最知名、最活跃的帖木儿王朝早期历史的研究者。道罗提娅·克拉伍勒斯基的专著《帖木儿王朝的呼罗珊——基于哈肥子·阿卜鲁的编年史》，也是一部研究帖木儿王朝史的重要史学著作，其第二部分专门考证了呼罗珊的地名。（注：Dorothea Krawulsky，Horāsān zur Timuridenzeit nach dem Tārīkh-e Hāfez-e Abrū.）日本学者川口琢司于1988年发表的论文《帖木儿和察合台异密们》（注：川口琢司：《帖木儿和察合台阿米儿们》（《Temurとチガタィ·ァミ-ル达》），载《东洋学报》，1988年，卷69。），主要利用帖木儿帝国时代的波斯史籍，着重讨论了除了帖木儿和迷里忽辛之外，9个在中亚形成割据势力的诸侯家族的情况。而另一位日本学者Ando Shiro以德文发表的博士论文《基于〈贵显世系〉的帖木儿王朝的阿米儿们——有关14—15世纪中亚的贵族世系研究》（注：Shiro Ando，Timudirdische Emire nach dem Mu’izz al-ansāb-untersuchung zur Stammesaristokratie Zentralasiens im 14.und 15.Jahrhundert，Islamkundiche Untersuchungen，band 153，herausgegeben von Gerd Winkelhame，Freiburg（Breisgau）Univ.，Diss.，1991，Berlin，1992.），是一篇研究帖木儿王朝突厥—蒙古游牧贵族世系的力作。西方学者近年来有关陈诚出使的研究主要有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他发表有题为《明代出使内陆亚洲的两位使节》的文章（注：Morris Rossabi，“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载《通报》（T’oung Pao），1976年。），还把《西域番国志》译为英语。（注：“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is-yu Fan-kuo Chih”，in Ming Studies，1993 fall.）美国学者菲里西娅·海科有关陈诚的论文（注：Fi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in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也是一篇成功之作。作者把《西域番国志》中在描述哈烈（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时所记录的音译词汇成功地复原为波斯语，扫除了主要依据汉文史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在阅读、校订史料时所面临的困难。例如，陈诚所写帖木儿王朝在其国内“道边多筑土屋，名‘朗儿歌’，以为憩往来之人留憩，免祁寒暑雨之患”中的“朗儿歌”，作者将之比附为波斯语langar，译言“客栈”。由此可知北图藏抄本中之汉字音译“朗儿歌”（注：《西域番国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据明抄本景印，叶八。），应为“朗歌儿”之倒误。（注：在中华书局所刊周连宽《西域番国志》校注本（《中外交通史籍丛刊》，2000年）中，此名已校，见第71页，并见第80页注22。）
虽然西方学者对帖木儿王朝的历史研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并不熟悉有关它与明朝往来的汉文史料。即便是懂汉文、且在研究明与帖木儿王朝史上有建树的学者，一般所能使用的汉文史料，也主要局限于有关陈诚西使的资料几部相对较为集中的文献。对汉文史料进行系统性爬梳和文献学研究，在境外基本尚未开始。而记载明与西域陆路往来的汉文文献勘称丰富。其中相对集中者有：除陈诚《西使记》之外，尚有《明实录》的相应部分、郑晓《皇明四夷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罗曰褧《咸宾录》、茅瑞徵《皇明象胥录》、王宗载《四夷馆考》、陈仁锡《皇明世法录》，杨一葵《裔乘》，查继佐《罪惟录》、程百二《方舆胜略》及清初所修《明史·西域传》。查检过上述资料的学者都发现，各书内容互相重复之处甚多，孰为源，孰为流，从未有学者专门加以讨论。
张文德1997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西域史，次年考取博士研究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考虑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自身的条件，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与学术兴趣，张文德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优长之处，以汉文史料为中心，决定以理清明代汉文史料中有关西域记载的源流问题为主要关注方向。张文德在经过大量阅读之后，逐渐将自己的兴趣集中于明与帖木儿王朝交往的汉文史料问题上，深入系统地进行探讨，在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实践证明，他的选择应当说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除案前这部专著外，张文德还著有《中亚苏非主义史》（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及数十篇论文，其中重要者有《论伊斯兰教对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影响》、《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等。其研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学术界也产生影响。德国学者廉亚明（Rslph Kauz）在撰写学术专著《明与帖木儿王朝的政治与商业往来——中古时代晚期的中国、伊朗与中亚》时（注：Ralph Kauz，Politik und Handel zwischen Ming und Timuriden-China，Iran un Zentralasien im Spätmittelater，Reichert verlag，Wiesbaden，2005.参见第288页。），就参考了张文德的论文《〈明史·西域传〉黑娄考》（注：载《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第25—33页。）、《〈明史·西域传·撒马儿罕〉辨误》（注：载《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94—96页。）、《〈明史·西传·失剌思〉考》（注：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6—267页。）及其博士论文《明与帖木儿朝交往史研究——以汉文史料为中心》等。
当前学风普遍浮躁，有相当—部分人过于追求“短平快”。近见《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刊有复旦大学刘卓所撰《哈烈国与明朝关系述略》。该文无论从史料范围，还是前人研究的搜求上看，都是一篇急就章。其实《西域研究》曾经刊出过张文德几篇同一领域颇有新见的论文。同一份学刊在短短几年出现的这样的差别使人很难理解。相形之下，张文德静心读书，认真思考，使人感受到学术后继有望。
张文德的短处在于对伊斯兰史料的掌握不足，这也是我国伊斯兰时代内陆亚洲研究与西方发达同家的主要差距。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本专著是我国近年来在伊斯兰时代内陆亚洲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它的出版定会促进国内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我也相信张文德教授今后会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2006年7月10日于南京大学
［学张文德：《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