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时代以前，居住在垂河流域的主要是唐代三姓歌逻禄的后裔哈剌鲁（Qarluq）人。哈剌鲁人的祖先与回鹘人有密切的关系，原居于金山之西，后南徙北庭。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再西迁伊丽水（今伊犁河）、碎叶川和怛罗斯一带。公元10世纪哈剌汗朝建立后，歌逻禄人种类分散，居地东达龟兹以西，西达忽阐河中、上游一带，没有统一的政权。耶律大石建立西辽以后，哈剌鲁诸部成为其藩属。当时的哈剌鲁人主要分为三支，一支居海押立，一支居虎牙思，另一支居斡思坚。
居于海押立的哈剌鲁人首领称为阿儿思阑汗（Arslan Khan，突厥语，意为“狮子王”），西辽末帝直鲁古在那里设立监领官，实行残酷压迫。时斡端发生动乱，直鲁古征兵于阿儿思阑汗，企图借机除掉他。阿儿思阑汗被迫服毒自尽，直鲁古乃立其子，仍号阿儿思阑汗。成吉思汗于也儿的石河击败乃蛮残部后，新继位的阿儿思阑汗起兵杀西辽监领官，投降蒙古，受到成吉思汗的优待，并将皇室公主下嫁。（注：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泽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6—88页。）
西辽末期，亦列水中、上游为另一支源出于虎牙思的哈剌鲁人占据。巴托尔德和马迦特对这个部落的族属究竟是否为哈剌鲁有疑虑，因为哈剌鲁（Qarluq）和康里（Qanglï）的字形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中相近。（注：参见巴托尔德：《蒙古入侵之前中亚之基督教》（俄文原文OхристианствевТуркестаневдомонголъскийпериод，载《巴托尔德文集》卷2册2），R.Stübe德译本，Zur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 in Mittel-Asian bis zur mongolischen Eroberung，Tübingen und Leipzig，1901，S.64；马迦特：《论邦克—马迦特的东突厥方言研究中的库蛮族》（Über das Volktum der Koman in Bang-Marquart Osttürkische Dialekt Studien，Berlin，1914），第166页。）虎牙思哈剌鲁人的中心在阿力麻里。首领称为斡札儿（Ozar）（注：《世界征服者史》，第87页。），根据札马剌·哈儿昔《苏拉赫词典补编》，这位哈剌鲁首领的名字称为“布札儿”。（注：见华涛汉译：《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1987年，第92页。）伯希和在《金帐汗史评注》页158中对斡札儿的名字的两种写法从突厥语的角度作了讨论。斡札儿（Ozar）在突厥语中义为“他逃”、“他得救”。死于公元744年的后突厥汗国乌苏米施（Ozmïš）的名字与这个词是同根词。而布札儿（Buzar）在突厥语中义为“他破坏”。其同根词孛祖黑（Buzuq）曾在《乌古思可汗传》中被用作与“三箭”（Üč Oq）相对的突厥部落集团的名称。因为这两种写法在突厥语中都有意义，所以很难从语义的角度来决定取舍。它们是否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尚不能确定。斡札儿又称脱邻汗（Toγrïl Khan，突厥语，意为“鹰汗”），与克烈部王罕同名。屈出律篡夺西辽后，斡札儿遣使蒙古，献上自己的女儿兀鲁黑·哈屯（UluγKhatun，突厥语，意为“大皇后”），表示臣服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为褒奖他，下嫁以朮赤之女。此后，斡札儿亲自入朝，受到成吉思汗的尊荣礼遇和优厚赏赐。
后来斡札儿被屈出律捕获。屈出律驱西辽兵至阿力麻里城下，斡札儿的王妃撒勒必忒俚蹇（Salbak Terken）闭门坚守。围城战持续了半年之久，屈出律未能夺取阿力麻里。后因听说蒙古军到来的消息，被迫退兵，并杀死斡札儿。（注：《世界征服者史》，第87—88页；札马剌·哈儿昔：《苏拉赫词典补编》（Jamāl Qaršī，Mulahaqat al-Surah），华涛译，第92页。）斡扎儿死后，其子昔黑纳黑的斤继立，继续效忠蒙古。成吉思汗分封时，斡札儿家族的领地成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虎牙思则是察合台兀鲁思大斡耳朵的驻地，但斡札儿家族在元代长期维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斡思坚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奥什州乌兹根城，为哈剌汗朝宗王的镇守地。这里的哈剌鲁人与哈剌汗朝王室有密切关系。13世纪初这一支哈剌鲁人的首领为匣答儿密立（Qaidar Melik），他们降蒙是在哲别西征屈出律、可散城八思哈长官曷思麦里（Isma‘īl）投降蒙古之后。（注：《元史》卷133《也罕的斤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26页。）
（一）西辽的衰亡
哈剌汗朝的统治中心在原西突厥的中心碎叶川。1134年左右，耶律大石利用东哈剌汗朝统治者因受康里、哈剌鲁诸部的袭扰，请求援助的机会，率军占领其都城裴罗将军城（即虎思斡耳朵，今习惯上译为巴拉沙衮）。这里自古以来是忽阐河以东草原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地处东西陆路交通的要道，具备立国条件。
直鲁古统治末年，西辽国势日衰。1206年，花剌子模拒绝纳贡，背叛西辽。但西辽从表面上看仍是强国，对周围诸部有威慑作用。同年，成吉思汗的军队消灭乃蛮不亦鲁黑汗所部以后，塔阳汗之子屈出律与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的残部逃至也儿的石河。1208年，成吉思汗的军队踵其迹而至，杀脱黑脱阿。蔑儿乞残部在脱黑脱阿诸子的率领下，向东南溃入畏兀儿，被归属成吉思汗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遣军击败，只得继续向西逃窜，投奔立国于玉里伯里的钦察人。而屈出律则向东南逃至畏兀儿北境别十八里，再南越天山到达苦叉（今新疆库车），于1208年到虎思斡耳朵投奔西辽。直鲁古收容了屈出律，并嫁以公主，屈出律成为西辽附马。
屈出律利用西辽统治的危机和末帝直鲁古对他的信任，借直鲁古封他为汗，批准他收集亡散在海押立、叶密立和别十八里的乃蛮、篾儿乞残部之机，在西辽境内秘密地聚集力量。花剌子模对屈出律策反，双方密谋东西合攻西辽，事成后瓜分西辽国土，如花剌子模先手得胜，则花剌子模可拓地直至阿力麻里、可失哈儿和斡端一带，乃蛮只保有畏兀儿北境的别十八里和叶密立、海押立地区；而如果屈出律先手取胜，则原西辽直到忽阐河畔的别那客惕（Benakat，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西南）的国土均为乃蛮所有。
1210年，屈出律乘直鲁古出兵征讨河中府（撒麻耳干）之际，率军西进，劫掠了位于忽阐河下游的讹迹刊城的西辽国库，得手后向东进入碎叶川流域，突袭国都虎思斡耳朵，但被西辽守军击败。与屈出律结盟的花剌子模沙趁直鲁古从河中府撤军回国之际，出兵占领此地，并由此东进，渡忽阐河，进攻镇守塔剌思的西辽大将塔阳古，结果西辽的主力为花剌子模的军队所败。溃军奔回国都，虎思斡耳朵军民闭门不纳。西辽溃军强攻达十六日，入城后，大肆杀掠。国君直鲁古下令制止，并命军队归还所掠物品，引起军队叛变。屈出律趁机搜罗叛军。他趁西辽朝廷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利用直鲁古出猎之际，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擒获直鲁古，篡夺了帝位。但表面上仍然尊直鲁古为太上皇，并袭用西辽国号。
这时，阿力麻里的哈剌鲁人已经归顺成吉思汗。屈出律擒获斡札儿汗，发兵进攻阿力麻里。蒙古汗廷侦知屈出律下落，出兵征讨。1218年成吉思汗派哲别率军抵阿力麻里，发现屈出律的军队已经退去（注：华涛译：《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2页。），遂继续西进至费尔干那盆地，收降西辽可散城八思哈长官曷思麦里和斡思坚城的哈剌鲁军，驱西辽降军东行至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注：据《元史》卷120《曷思麦里传》，张士观《驸马昌王世德碑》和札马剌·哈儿昔的记载，哲别的行军路线当为：哈密立→阿力麻里→碎叶川→越阿拉套山、吉尔吉斯阿拉套山和塔剌思阿拉套诸山抵费尔干那盆地北部可散（可伞）→东行至奥什、斡思坚（也罕的斤的父亲匣答儿密立降蒙也应在此时）→可失哈儿。）屈出律闻讯时，可失哈儿东北的畏兀儿已降附蒙古，经浑八升越天山往忽阐河以北草原的退路被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部切断，沿阿体八升、纳林河谷进入拔汗那的道路被哲别堵死，而可失哈儿以东无立国的条件，屈出律只得从可失哈儿向西出逃，进入巴达哈伤地区，为当地人擒获，交给蒙古军（注：姚大力：《曲出律败亡地点考》，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辑，1981年。），被哲别处死，西辽国亡。这时蒙古的西境已与花剌子模全线相接。蒙古和花剌子模两大势力的崛起，是西辽统治迅速瓦解的决定性因素。
这两大势力中，花剌子模所依靠的基本上是阿母河、锡尔河两大内陆河沿岸引水灌溉所形成的绿洲农业经济，及其周围草原的游牧民族的武力。中亚引水灌溉的历史虽然久远，但绿洲的规模都不大，绿洲之间为广袤的沙漠阻隔，交通不便。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是难以形成足以威胁东亚大陆的势力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从来没有中亚强国征服东亚之例的根本原因。
反观蒙古，成吉思汗占据的是曾经形成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诸游牧强国的蒙古草原。这些草原游牧强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南侵汉地，也曾不止一次地侵入西域。蒙古草原的南方是辽阔的汉地农耕区。汉地的农业经济和人口的规模，超过中亚内陆河引水灌溉绿洲许多倍。成吉思汗在西征之前已经攻下了东北、华北的大片地区，得到了蒙古高原以外契丹、女真、畏兀儿、哈剌鲁、西辽诸降附地区的人力物力的支持。这些草原游牧民族的武力与东北、华北被征服区的农耕经济力量之和，比起花剌子模的国力来，占据明显的优势。所以仅从这一点判断，花剌子模与蒙古较量，孰胜孰负已见分晓。
（二）商使往来的通道
阿母河以北地区规模狭小的绿洲经济，需要维持与邻近地区的经常的商品交换；而地处东西文明之间的地理位置又使长途贾贩成为当地人谋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北朝、隋、唐时代的粟特商胡的后裔到了蒙古时代成了回回商贾，他们像自己的祖先一样深入漠北草原与游牧民族交易牟利。《元朝秘史》第182节曾提到过一支活动在漠南、漠北地区之间的由回回人阿三率领的商队。成吉思汗的随从中也有札八儿火者这样的回回人。蒙古国、花剌子模两大强国的边境相连，大大便利了回回贾客。成吉思汗平定各部后，在东西商路上设置守卫，并颁布札撒，凡进入蒙古国土的商贾一律颁给凭照，携有贵重商品的商贾应直接护送到大汗那里。（注：《世界征服者史》，第90页。）
成吉思汗攻金之后，派遣花剌子模人马合木（Mahmud）、不花剌人阿里火者（‘AlīKhwāja）以及讹打剌人（Otrar）玉速甫（Yūsuf）至不花剌（Bukhārā），与花剌子模贸易。由于往来方便，又有厚利可图，上述三位回回商贾返回后，不少西域的回回商贾前往东方贸易。据志费尼记载，花剌子模的三名回回商贾——其中有忽毡的阿合马、阿米儿忽辛之子和也里城（Herat）的阿合马·巴勒只黑（Ahmad Balčikh）——组成一支商队，携带纳失失金锦、棉织品、不花剌城北毡单（Zandan）地方出产的一种织物名“毡单你赤”（Zandanič）及其他商品也来到蒙古。估计他们是经由察赤（Chach，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北行到赤麦干（čimkent，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奇姆肯特，即赛蓝［Sairam］），再东行至塔剌思，经碎叶川流域的虎思斡耳朵，到达亦列水流域的阿力麻里而前往蒙古的。
当他们踏上蒙古国疆土时，守护商路的军士见他们所携皆贵重之物，便把他们送到成吉思汗处。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为得到更多的回回珍奇，命令诸子、那颜、贵人各从自己的属民中抽出二至三人，携金银随这三位回回人赴花剌子模贸易。于是，来自各支蒙古贵族位下的回回人共450名组成了一支商队。成吉思汗命商队给花剌子模带去口讯表示：花剌子模的商队已经受到蒙古的接待，现蒙古的商队也前往花剌子模，希望两国和平相处。而据《札兰丁传》记载，成吉思汗的商使为四名，他们是讹打剌人乌马儿·火者（‘Umar Khwāja），蔑剌合人札马剌（al-Jamāl），不花剌人法合鲁丁（Fakhr al-Din）和也里城人阿米努丁（Amin al-Din）。
这支商队沿原路到达赛蓝，再沿阿雷思河（Arys）向下游行进，来到阿雷思河与忽阐河汇流处的花剌子模边城讹打剌城（Otrar）经商。讹打剌是10—13世纪忽阐河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从中国内地前往也的里河下游、斡罗思以至欧洲，必经此地。但他们为当地花剌子模守将所杀。
这位花剌子模守将《元史·太祖纪》称为“哈只儿·只阐秃”，《世界征服者传》称之为“亦难赤”（Ïnalčïq），据称他是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后忒里蹇哈屯（Terken Khatun）的族人。（注：我国学者多将摩诃末沙的母后的名字音译作“秃儿罕”。笔者认为，这个名字的正确音译应为“忒里蹇”，即《辽史》中对皇后的称呼。参见拙文《9—12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1989—1990；见此文第10节《忒俚蹇哈屯及与此称号有关之诸问题》，第91—93页。）忒里蹇哈屯是咽面部（Yemek）中的伯岳吾族（Baya’ut）人。这是一支钦察化的蒙古人。亦难赤曾受封为Ghayïr汗。由此判断，《元史·太祖纪》中的“哈只儿”，是他的封号Ghayïr的突厥语钦察方言读法Ghajïr的音译，而“只阑秃”，则是“亦难赤”（Ïnalčïq）这个字的钦察方言读法Jïnalčuq的汉语西北方言音译，这些都是他的封号和官称。摩诃末的父亲铁失沙在下诏给哈只儿时，曾称他为自己的“法儿簪得”（farzand，波斯语“孩子”）。他的突厥语名称为牙罕·脱黑迪（Yaγan Tuqdï，此言“象生”），而伊斯兰教教名则为塔只丁。（注：参见《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84页注3。“法儿簪得”，见于：《回回馆杂字·人物门》（第152词），旁注汉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