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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六、西辽时代的其他蒙古部落的西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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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下半叶,统治东亚北部的金与控制内陆亚洲的西辽互相对峙。在东西陆路联系必经的大漠南北草原与河西地区群雄并立。漠北从东向西排列着塔塔儿、蒙古、蔑儿乞、克烈和乃蛮等强部。克烈人与乃蛮大体以杭海岭(今杭爱山)为界,互相敌视。漠南有汪古、西夏等势力。

耶律大石在征服西域之前先立足于漠北,继而取吉利吉思、叶密立等地。辽时已经臣服于契丹人的乃蛮人,继续奉西辽为正朔,驻牧于金山、也儿的石河。占有东西陆路交通线中段的是克烈与西夏,它们在耶律大石的军队主力西进之后,处于金、西辽两大势力之间。克烈人居于蒙古高原中部,东面是金的属部塔塔儿,西为西辽属部乃蛮部。西夏以西的畏兀儿是西辽属部,西夏之东的关陇地区为女真所据;其北越大漠(今蒙古戈壁阿尔泰省)与克烈相连。相似的政治地理形势使西夏与克烈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蒙古高原与西域的交通传统上有两条路线:一条可简称为“漠北—金山路”,是从蒙古高原中部越杭海岭(今杭爱山)西行,越按台山(今阿尔泰山)而南,或沿今准噶尔沙漠北沿西行,或向南进入畏兀儿北境。另一条可称为“漠北—河西—西域路”,从蒙古高原中部南下,越戈壁进入西夏境内,再沿河西走廊西行,或从哈密西北行进入天山以北草原,或取道高昌。辽金时代,上述两条路线依政治形势的变化,时通时绝。

克烈部的驻牧地曾是耶律大石立足图谋复国的根据地。耶律大石率军西行之后,克烈人虽然降附金朝,但仍受到西辽的强大影响。乃蛮因地理上更近于西辽的中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西辽控制。

辽末金初,乃蛮人中的别帖乞部十分强大,克烈人则与东邻塔塔儿人争雄。克烈汗忽儿札胡思在与塔塔儿部的斗争中与乃蛮联盟,乃蛮汗把自己的女儿脱劣海迷失嫁给忽儿札胡思汗。但这一联盟随着忽儿札胡思汗另一妻亦马勒之子王罕夺得克烈汗位,杀死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乃蛮部脱劣海迷失所生之子台·帖木儿太师等人而结束。乃蛮人转而支持克烈汗室中反对王罕的势力,一再在克烈部里挑起内乱。据拉施都丁记载,在蒙古忽图剌汗时代,约12世纪60年代,忽儿札胡思之弟古儿罕把王罕赶出部落。王罕依靠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的帮助才夺回汗位,古儿罕率30余伴当逃入西夏,不知所终。(注:《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册,第215—216页;第1卷第2册,第146页。)《元朝秘史》第177节记载成吉思汗遣使指责王罕时亦言及此事。

《元朝秘史》和《史集》的《部族志》均提到,约13世纪90年代,克烈部再度发生内讧,王罕之弟也力克合剌失败后逃入乃蛮,得到乃蛮亦难赤汗的支持。乃蛮出兵帮助也力克合剌击败王罕。王罕从克烈部出逃后,前往西域向居于碎叶川的宗主西辽救援。但西辽国势已衰,无力再控制蒙古高原中部。元人周致中在《异域志》曾记载西辽“风俗”与鞑靼“颇类”。“家室颇富,不与鞑靼往来”。(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陆峻岭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6页。)他所描述的应当就是此时的西辽。王罕在西辽停留一年,未得到支持,只得于1196年回到漠北。后来在成吉思汗的支持下才恢复对克烈的统治。《元朝秘史》没有言及王罕出奔的路线,但提到他回来时路经委兀儿和唐兀惕地面。波斯史籍《史集》说王罕路经“三国”,方抵西辽。虽然《史集》没有具体说明王罕所经的是哪三国,但却接着说,当时西辽也同畏兀儿、西夏诸城一样正发生内乱。(注:《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147页。)这里提到的畏兀儿与西夏两个地名,恰与《元朝秘史》所述王罕返回时所经地名一致,恐非出于偶然。

克烈部居于漠北中部,前往西辽的捷径是经乃蛮境,在今科布多不远处越按台山。王罕因败于乃蛮,已无可能从杭爱山西行至金山,唯一的出路是从蒙古高原越戈壁南下,进入西夏境内,然后一路西行至垂河(今流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之楚河)流域投奔西辽。换句话说,王罕往返所经路线应当一致。由此推断,拉施都丁所说王罕赴西辽途中所历经的“三国”中的前两个,应当是西夏与畏兀儿,而第三国应为居于今伊犁河流域的哈剌鲁。也就是说,他在进入西夏之后,应当先西行至感木鲁(今哈密),再沿巴里坤草原西北行至别失八里(北庭),沿天山北道一路西行至亦列河(今伊犁河)流域,再转而溯伊犁河南岸支流察林河(Charin)而上,越天山支脉而至热海,沿热海北西行至热海西端天山豁口,越天山而北进入碎叶川。然后再沿原路返回。

克烈人应当很了解这条渡漠南下赴西域的道路。1204年,成吉思汗灭亡克烈部。王罕之子桑昆亦越戈壁南下,到达西夏。《史集》的《部族志》说桑昆经过蒙古边境的一座叫亦撒黑(Isaq)的城(注:汉译本,第1卷第1册,第217—218页。),《成吉思汗纪》说此城位于蒙古干旱草原,名曰Isiq Balqasun,即亦失黑城。(注: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184页。)很显然,Isaq城和Isiq城是同一个地名的不同拼法。《圣武亲征录》则说桑昆所经之地为“亦即纳”,即后来元亦集乃路治地。(注:今内蒙额济纳旗境。)桑昆继续向南,逃入西夏境内的“波黎吐蕃”,在那里抢掠,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只得再度西逃,越河西走廊到达天山脚下,复越天山而南,西行到达龟兹。

据《史集·部族志》记载,他来到斡端与可失哈儿境内的龟兹之地的“察哈儿·客赫”(Jahar-Kahah),为当地国主黑邻赤·合剌(Qïlïjï-Qara)(注:兹用《圣武亲征录》译名。)所获,并被处死。桑昆之妻、子同时被获,后来龟兹国降附蒙古,桑昆的妻子儿女也被送赴成吉思汗处。(注:汉译本,第1卷第1册,第218页。)据《史集·成吉思汗纪》,桑昆最后被获的地方名为“曲薛秃·彻儿哥思蔑”(Kusatu-čarkashma)。《圣武亲征录》贾敬颜先生校本为“曲先城彻儿哥思蛮之地”。这个地名汉文史料与波斯文史料译写各异,校正不易,但总之是在元代曲先城附近某处。(注:参见拙文《元代曲先塔林考》,载《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245页。)

蒙古建国后,漠北与河西的交通仍长期保持着。亦集乃是西夏的北部边城,据《元史》卷60《地理志》记载,亦集乃“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仍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西夏曾在此立“威福军”。(注:校点本,第1451页。)此城东北的“大泽”即居延海,城西北所接之沙碛即今与蒙古国相连之戈壁。成吉思汗在世时五次进攻西夏均取道大漠而南。其中第五次征夏为成吉思汗西征结束之后,时为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蒙古军从土剌河营地出动,越大漠南下取黑水城,并一路溯黑水而上南进,攻取甘州。再转而向西,连克西凉(永昌)、肃州。成吉思汗大军所取之道,应与王罕父子出奔路线大体一致。

直鲁古统治末年,西辽国势日衰。1206年,花剌子模拒绝纳贡,背叛西辽。但从表面上看西辽仍是泱泱大国,对周围诸部仍有威慑作用。同年成吉思汗的军队消灭乃蛮不亦鲁黑汗所部以后,塔阳汗之子屈出律与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的残部逃至也儿的石河。1208年,成吉思汗的军队踵其迹而至,屈出律则向东南逃至畏兀儿北境别失八里,再南越天山到达苦叉(新疆库车),于1208年到虎思斡耳朵投奔西辽。直鲁古收容了屈出律,并嫁以公主,屈出律成为西辽驸马。

屈出律利用西辽统治的危机和末帝直鲁古对他的信任,收集亡散在海押立、叶密立和别失八里的乃蛮、篾儿乞残部,秘密聚集力量,并勾结花剌子模谋篡西辽。双方协议事成后瓜分西辽国土,如花剌子模先手得胜,则花剌子模可拓地直至阿力麻里、可失哈儿和斡端一带,乃蛮只保有畏兀儿北境的别失八里,直至叶密立和海押立地区;而如果屈出律先手取胜,则原西辽直至忽阐河畔的别那客惕(Benakat,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西南)的国土均为乃蛮所有。

1210年,屈出律乘直鲁古出兵征讨河中府(撒麻耳干)之际,率军西进,劫掠了位于忽阐河(今锡尔河)下游的讹迹刊城(Üzkent)的西辽国库,得手后向东进碎叶川、突袭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但被西辽守军击败。花剌子模乘直鲁古从河中府撤军回国之际,东渡忽阐河,进攻镇守于塔剌思的西辽大将塔阳古。结果西辽的主力战败,溃军奔回国都虎思斡耳朵,入城大肆杀掠。不久屈出律在直鲁古出猎之时篡夺了帝位。

1208年成吉思汗击败占据也儿的石河流域的乃蛮残部,畏兀儿为之震动。当时在位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决心降附蒙古,于次年在北庭率众包围西辽监国少监的驻处。在杀少监后,遣使蒙古表示臣服。在也儿的石河之战中,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被杀,残众在脱黑脱阿诸子的率领下,向东南溃入畏兀儿。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遣军击败之,蔑儿乞人只得继续向西逃窜。

成吉思汗侦知蔑儿乞残部逃脱的消息后,派出速不台和宏吉剌惕部的脱忽察儿越也儿的石河追击。(注:《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第93页;《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260—261页。)蔑儿乞残部溃入西辽中心地区垂河流域。追击的蒙古军前锋尾随而至,故意携带婴儿用具,沿途丢弃,使蔑儿乞侦骑误以为随追者也在逃溃。速不台乘敌不备大败蔑儿乞,蔑儿乞余众向西逃窜,溃入康里地区。花剌子模得知蔑儿乞残部迫近的消息后,调集军队,计划在忽阐河下游的毡的(Jand)迎击。花剌子模军未能截住蔑儿乞残部,与追击的蒙古人发生冲突。(注:同上书,第261页。据《扎兰丁传》记载,蒙古追军的统帅为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见《多桑蒙古史》,冯承钧汉译本,第1卷,第6章,第97页。)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之幼子篾儿干被擒,送到术赤处后.术赤为保住他的性命曾向成吉思汗求情。(注:《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245页。)足见追击蔑儿乞残部的蒙古军的受成吉思汗长子术赤节制。蔑儿乞余部在脱黑脱阿之子霍都(Qodu)的率领下,经咸海北草原,投奔立国于玉理伯里的钦察人。统治玉理伯里的土土哈家族因收容了这些劫后余生者,引起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出兵征讨。

由此可知,西辽时代操蒙古语部落的西迁,如上述王罕和克烈残部的西逃、屈出律篡夺西辽和蔑儿乞部投奔钦察玉理伯里等,都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蒙古高原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蒙元统治瓦解后,欧亚草原蒙古化运动仍在继续。其中最重要的是瓦剌的兴起和后来土尔扈特部的西迁。这些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不再赘述。

[原文载《欧亚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99年。收入本书时有个别字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