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世界文化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华民族实在是个“爱好文学的民族”（a nation of literature lovers）。在19世纪以前，我们用汉文、汉语保留下的文学作品与文学史料，实非其他任何语言所可望其项背。
古人说“六经皆史”，但是在一个学现代比较史学的人看来，我们传统中国，官私作品，实在是“百史皆文”。写历史、写函札、写公私文告，首先注重的便是修辞和文藻。上法堂打官司、到朝廷告御状，往往只要你文字铿锵，官司也就打赢了一半。
这种风气滥觞的结果，往往就以辞害义，在叙事的精确性上和在论理的逻辑性上，都受了影响。汽车两三辆，朋友七八人，讲起来多么顺口、好听、有文学情调，管他是两辆还是三辆、七个人还是八个人呢！
因此做“马虎先生”也是我们生活方式中的“本土性”之一种吧。
子曰：“必也正名乎！”我们要谈华裔海外作家的“本土性”，先得给“本土性”下个明确的定义。
“本土性”的定义
在这世界上，每一个特殊民族，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传统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由这个特殊传统、特殊生活方式所孕育出来的特有的民族心态——这一特殊民族心态，就是所谓“本土性”。这在英文词汇里通俗地说来，中国人的本土性则是the Chineseness of the Chinese，没有中国“本土性”的中国人，在70年代美国少数民族运动中，往往被激烈分子诅咒成“外黄内白的‘香蕉’（banana）”。其实，近百年来的北美洲，乃至今后一百年的北美洲，也不会有百分之百的“香蕉”——既然“外黄”，内心亦不可能“全白”。话说到底，纵是“全白”，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全黄”也不代表什么“好事”。Chineseness不是个道德名词，它只代表一种“民族心理状态”（ethnic-mentality），而这个状态，也是或多或少永远地流动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历史上没有“没有本土性的文学”
至于海外华裔作家是否保存有其“本土性”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得把所谓“世界文学”搜搜根。三四千年来，我们在历史上还未发现过一篇“没有本土性的文学”。摩西、耶稣、穆罕默德承受“上帝”意旨，为全人类造福的《新约》《旧约》和《可兰经》，应该是“太空性”、“宇宙性”而没有其“本土性”了；朋友，你去读读这三部“经书”，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一部书比这三部圣书更有“本土性”？
四大皆空的释迦牟尼应该是“工人无祖国”了。朋友，再读读《金刚经》看看，你就知道那位印度欧罗巴教主的本土性之重。等而下之，从古希腊的荷马、古印度的吠陀和我国古代的《诗经》——《诗经》不但具有“中国”的本土性，“本土性”之内又可分出不同的“区域性”，所谓“国风”——他们的本土性之重还要说吗？
历史上更没有“没有本土性的作家”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际性人物，每好以“国际性”自诩，排除“本土”，大搞其“国际”。近百年来，左翼的贤达们曾搞了四个“国际”。三个都垮了，还剩个不死不活的“第四国际”，现在还在敝大学的街头地摊上拉客、卖书。
最诚心诚意丢掉国籍到海外荒岛上去做“无国籍的公社”居民的，要算若干美国“嬉皮”了。
在70年代的初期，笔者自己所教的班上，这种杂色“嬉皮”便层出不穷。他（她）们都自吹无本土性，要做“世界人”（people of the world），到荒岛上去住commune。我就提醒一个青年，使他大彻大悟，终于退出公社——我的警语很简单：“你是什么鸟‘世界人’，你只是个American hippie！”“嬉皮”是60年代极端个人自由化的美国“本土性”的具体表现。他们跳不出这个“唯心”的牢笼，而自吹是得到“解放”，冲出了“地狱”，可悯亦可笑也。
文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用来反映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在这一“宏观”的体察下之社会中，反映某一个体的心理状态的一种工具。“我知故我在”，但是问题是“知”从何来——人非生而“知”之者。洪秀全认为他的“知”是来自“上帝爸爸”和“哥哥耶稣”，其实洪秀全本身该背了多少“本土性”？洋泾浜的上帝皮毛而已。
“本土性”连这个“天王”都摆脱不了，哼！你这个坐飞机逃出中国的小作家想摆脱吗？
世界上也没有“没有本土性的语言”
不特此也，“语言”（language）本身就是个运载“本土性”的工具，它也是在“本土性”的熔炉里锻炼出来的产品。因此，任何语言都带有该语言的本土性，任何使用此一语言的人也就被它传染——污染或感染——而带有该语言的本土性。
语言是表达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尤其是作家们——内心思想的工具。这种人群内心的思想，也就铸造出这一语言的特征，例如组词、造句、成语、文法……因而它所含蓄的“本土性”也特别的重。
举例以明之。我们中国人一向认为“朋友”是“五伦之一”，有“通财之‘义’”。因此，中国人合伙做生意往往不订契约，大家结合只靠宁波佬所说的“一句闲话”——“然诺重千金”，“疏财仗‘义’”。有这种“心态”，因此汉语中也有这个“词”叫“义”，俗语叫做“义气”。而这个“义”字，便是所谓“中国本土性”的具体表现之一种；“义”在其他文字中便找不到“同义词”——英文中就没有这个“词”。例如，说“某人很义气”，这句话在英文里简直就无法翻译。
所以“文字”实是含有“本土性”最强烈的一个“社会交流工具”。一个作家如果能纯熟使用某种文字，他就必然会被某种文字的“本土性”所感染，是深是浅、是好是坏，那是另一问题。所谓“海外中国作家”都知道，用某种文字来“讲”或“写”，你也必须用同一种文字来“想”，这样的“讲”和“写”，才能臻于娴熟，达于化境。“讲”和“想”用同一种“外国语”，是学习“外国语”的第一关。没有这个“突破”（breakthrough），所谓“外语”，是不可能纯熟运用的。用某种文字去“想”，你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文字的“心态”或“本土性”了。
因此，凡是用“汉语”（台湾叫“国语”，新加坡叫“华语”，大陆叫“普通话”）去“想”的“中国作家”，他们就必然有其大同小异的“中国心态”，也就是“中国的本土性”了——中国方言（如粤语、沪语、闽南语、客家话）也是汉语的一部分。说这种语言的人也都具有“中国心态”，不过今日海内外的“中国作家”（包括台湾或新加坡的“华语”作家）所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所谓“国语”（普通话或华语）。用中国方言所写的出名的文学作品，大概只有一部用苏州语的《九尾龟》——其他则只限于用一些“方言”译的《圣经》了。
所以，台海两岸的中文作家们，隔离了三十多年之后，不管双方有何种不同的“意蒂牢结”，不管被多大程度地西化、洋化、异化或赤化，他们都根本上具有相同的“中国本土性”——大同小异的“本土性”（汉语如一旦被全盘“拉丁化”了，那就又当别论了）。
能使用相同语言的人，就自然会具有大同小异的“本土性”；使用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他们往往则是两种“心态各异”的不同的动物，虽然他们体质上长得是一模一样的——这一现象在新加坡和美国华侨小区都极其明显。
在新加坡，那些专说“华语”和专说“英语”（着重个“专”字）的“新加坡人”，便是两种不同的“新加坡人”，一望而知。在美国，则ABC（土生华侨）和CBA（移民华侨）也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他们的区别不像在新加坡那样明显和尖锐——因为在新加坡，往往两种人都是当地土生的。
至于寄居海外的“中文作家”们究竟保留了多少或怎样的“中国本土性”，那就要牵涉文化外流和移植的基本问题了——文化外流的方式和过程、移植区内土壤的性质、移植区内其他文化的阻力和诱惑力，也就是“文化冲突”（cultural conflict）的问题，这些对外流文化“本土性”之存亡、深浅，都有其决定性的关系。
“本土性”的保存与保守
大体说来，一个文化之外流，亦如江河之泛滥。水是向低处流的。先进文化如流向一个原始、落后、贫瘠的低洼地区，那这个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就要像黄河决口，淹没一切。白人（Aryan People）文化之入侵古印度与现代非洲、美洲，就是个最大的例子。
今日所谓“非洲文学”（黑文学Black Literature）和南美洲的“拉丁文学”（或西班牙文学Hispanic Literature），都是用欧洲文字写的。连那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作品也是用英文写的。
三千年来，我汉族在东亚大陆滚雪球式地发展，也是遵循这个程序进行的。东去朝鲜的箕子，南下广东的赵佗，都是这项文化扩张中的英雄，至于无名英雄，那就更是千千万万了。
但是一个文化向外发展——也可说是“文化侵略”吧——如果碰到土著文化的抗拒，那就要看抗拒者阻力之大小，来决定入侵者“本土性”之流失与变质的程度了。换言之，也就是在这“文化冲突”的战场里，能保留多少其挟带出国的“本土性”了。
如果抗拒者的文化远低于入侵者的文化，则这个入侵者或移植者就必然抗拒与土著文化合流，它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排斥土著文化，来保留其移植者的“本土性”。古雅利安人之入侵印度，和古犹太民族之被迫向四方逃亡，都是这样的。古雅利安人要保持他们原高加索的“本土性”，为患印度之烈（例如印度的阶级制Caste System），至今未泯。
犹太人之逃亡，则是一种“高级难民”，所到之处，不愿与土著合流，以保存其本土已失的本土性，乃形成世界各地、自我封闭的“犹太社区”（ghetto）。他们歧视土著，土著也歧视他们，年久成习，演变成恶性循环，就促成世界性的“反犹运动”（anti-Semitism）了。
我们移民南洋的华侨，和犹太外移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引起我们和土著之间的歧视与反歧视的循环。犹太人在各地都保留了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我们在南洋亦复如是。
再者，一个向海外移植的民族，在历史上（此地强调“历史上”三字，它和“目前情况”又略有不同）往往是该民族的下层阶级（体力劳动者）和避难的“逋逃客”。他们为着衣食之谋，或狭隘的宗教信仰，局处异邦，很难搞文化改革（是坏是好又当别论，例如中国大陆上的五四运动和“文革”）。他们因此在生活和思想上，较之祖国人民且更为保守，也就更具“本土性”——祖国在社会发展方面急剧变化（好坏不拘），而侨社却保持着它静如止水的旧文化、旧传统，也就是保留了高度的“本土性”。有许多传统的风俗习惯，在祖国可能早已泯灭，而在侨社则继续通行无讹。这种保守性的聚“族”而居的华裔海外侨社如“唐人街”或“中国城”，因而就形成“唐人社区”（Chinese ghetto）。
“本土性”的漂失
这种“本土性”在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往往可永远保存，甚至促成“独立建国”，如新加坡（事实上南非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小国，在文化上也是欧洲白人的“新加坡”）——但是这现象多半是“水向低处流”、久积成湖的结果。一旦流水遇高丘——一个移植的文化，碰上一个更多彩多姿、更丰富文明的阻力，那就要发生“倒流”甚或“灭顶”的现象了。我华族向北美洲移民，现在就发生了这种现象。在北美洲，我们钻入了一个物质上超高度发展、文化上更多彩多姿的现代文明圈中，在这个“文化战场”上，我们的“第一代”，尤其是知识分子圈内的第一代，在保持“本土性”之肉搏战中，已是“且战且走”、“屡败屡战”、“可泣可歌”（有的也就干脆放下武器投降了）。我们的“第二代”，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尤其是“高知识层”的子女，当他们还在襁褓之中时，就被“全盘西化”了。
可悲的是：在中国旅美高级知识分子的第二代的圈圈里，“中国本土性”早已变成孩子们生活中的“噱头”和“笑料”——他们都是百分之九十的“洋基”和“香蕉”，Chineseness云乎哉！
聚居在Chinese ghetto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虽稍胜一筹，但是一旦展翅“单飞”，脱离了ghetto，“本土性”也就微乎其微了。
所以在北美洲，我们华裔的本土性之保持，全靠“第一代”——在中国侨美的“中文作家”中，也只以“第一代”为限；“第二代”的华裔作家就不能再用中文写作了。这在新加坡则不然——我个人在新加坡遇到好多第二、第三代的“华文作家”，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个文化“水平”的问题。东南亚的土著文化，一般在当前汉文化的“水平”之下，所以我们可以“水到渠成”；美国当前的文化，则在我们的“水平”之上，我们只能在深泽低沼中搞点封闭的“艺脱”文明，一出沼泽就被人淹没了。
但是本土性之漂失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坏事。因为事到如今，没有哪一家文明是可不受外界影响而单独存在的。如果一宗文化水平太低，或太古老，它就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或侵略；反之，它就必然向外扩张和影响别人，以邻为壑，来淹没别人。我国古代文明之扩张属于后者，现代文明之含辱蒙羞则属前者。不是我活，就是你死，哪有了局？和平共存，则中外文明终有拉平之一日。
中国文学不是个孤立的东西，它是中国文明中最敏感的一部分。只要中国文字永远使用下去，中国本土性就不会消灭，但是它在外力冲击下而崇洋，而部分西化，则是难免的。有朝一日，它的水平提高，它也会向西方倒流的。
所谓“海外中国作家”，只是“中国作家”的延伸。海内外“小异”多已哉，“大同”则是逃不了的。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