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埃弗里消失在爱尔兰夜幕中时，即将创造海盗黄金年代的男子汉，还是小男孩或年纪尚轻的少年。那些后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海盗的人，我们对他们的早年生涯所知不多。
大多数十七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人，没有留下多少他们在这世上的记录。一个安分守己的诚实平民，他的出生、婚姻与死亡，也许会被牧师记录在地方教区教堂的登记册上。如果他们幸运地拥有自己的财产，也许还会留下列出所有物的遗嘱，以及那些东西留给谁。如果这个人曾犯过罪，或曾是受害者，相关记录会多一些，尤其是如果案子曾开庭审理的话。其实，我们对海盗的认识，大多来自证词、开庭记录，以及其他存在于大不列颠、西班牙，以及两国在新世界前殖民地的法律记录。换句话说，海盗在变成海盗前，并没有留下多少历史资料。
海上侠盗罗宾汉？
山谬·贝勒米这个后来自称为“海上罗宾汉”（Robin Hood of the seas）的人，一六八九年三月十八日生于英格兰德文郡席堤兰（Hittisleigh，Devon），很可能是史蒂芬与伊丽莎白·潘恩·贝勒米（Stephen and Elizabeth Pain Bellamy）的孩子。如果真是如此，他是家中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最大的哥哥在他出生五年之前、尚在襁褓时期就夭折了。[1]由于他是家中唯一幸存的男孩，最后继承了家中大概值不了多少钱的房产。席堤兰是一个“极简”的地方，只有几栋小屋散在空无一物的达特穆尔荒原（Dartmoor）北侧山丘，也就是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的福尔摩斯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发生地。当地泥土是坚硬的黏质土，要犁田或排水都很困难，居民费尽心力种植小麦、大麦与马铃薯。作家笛福曾于一七二○年代报道这一区的土壤“天生贫瘠”，“对健康非常不利，特别是对绵羊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地带的绵羊数目不多，而且非常容易得会让羊只大量死亡的肝蛭病”。[2]那里的土“什么都长不出来，只有灯芯草或牛不能食用的某种粗糙酸质牧草”。[3]
贝勒米大概和许多男孩一样，一有机会就离开农田，逃离了当时正席卷英格兰乡村、越演越烈的社会与经济灾难。资本主义正逐渐替换掉旧有的中世纪体系，转换期的痛苦则由乡间农民承受。从一五○○年代开始，英格兰的地主开始驱逐自家土地上的农民，用现金买下他们的中古世纪租赁权（tenancy rights），或是直接拒绝续约。在整个英格兰，封建地主夺取了原本由地方村民共享的田野与牧场，他们以墙壁、围篱、树篱圈住村民的土地，然后纳入大型私人农场与羊场。“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让封建地主变成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数百万原来可自给自足的农夫，则变成没有土地的贫民。[4]
英格兰的乡村生活因而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失去土地的佃农再也无法饲养家畜，也就是说，他们再也无法生产自己的牛奶、奶酪、羊毛或肉类。由于必须付现金租金给地主，才能继续使用土地，以及住在自己的房屋里，大部分人被迫出租自己与孩子成为劳工。对一般佃农家庭来说，这意味着大量损失实质收入。光是一头牛一年产出的乳制品，就值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劳动工资。[5]一名游客观察后写道：“贫穷的佃农吃不起他们母鸡下的蛋，也吃不起长在他们树上的苹果与梨子……必须全部拿去卖钱。”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描写佃农（tenant farmer），比“有房子住的乞丐”好不了多少。[6]到贝勒米出生那年，全国约有一半人口，即三百万名英格兰人，是以勉可糊口的维生水平，或甚至低于这样的标准过活着，他们大多数住在乡村。[7]营养不良与疾病，在这一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英格兰人身上留下印记：与中层及上层阶级相比，乡村人士的身高平均低六英寸（十五点二四厘米），[8]寿命则不到他们的一半。[9]
大量乡村人口抛弃祖先的土地，跑到英格兰城镇讨生活。年轻的山谬·贝勒米可能也是其中一员。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跑过哪些地方，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他最终抵达英格兰的某一个港口。或许是埃弗里的事迹鼓舞了他，相关故事已经从埃弗里的家乡牛顿费勒斯（Newton Ferrers）传到德文，而这个地方离席堤兰只有三十英里。在他穿越荒野前往普利茅斯、再翻山越岭走向布里斯托尔，或是他踏上前往伦敦的漫漫长路、一路朝大海前进的同时，那些充满侠客冒险与富可敌国的美梦，或许曾在这个年轻人的脑海里回荡。
穷鬼、窃贼、绞刑台
日后有一天将挑战国王陛下一整支海上舰队的查尔斯·范恩，我们对他的生平知道得更少。一七二五年版的《海盗通史》里有一幅他的肖像，画家大概是就自己听说或读到的东西而刻出了那幅木版画，并不是亲眼见过范恩。画里的范恩戴着及肩假发，身穿军人式长外套，手里拿着剑，果断地指着画里看不见的某个东西。他身材中等，鹰钩鼻，脸上是只留了几天而已的稀疏山羊胡。历史没有记载他的出生地与童年，我们只能猜测他的出身。人们认为他是英格兰人，尽管他的名字暗示他可能有法国祖先。变成海盗之前，他曾在牙买加罗亚尔港（Port Royal）住过一段时间，但不是当地人。[10]他可能和贝勒米差不多年纪，两个人可能在差不多的时间到达海上。最可能的猜测是，范恩是伦敦人。历史学家马库斯·瑞迪克（Marcus Rediker）推测，在他的年代有近三分之一的海盗是伦敦人，贝勒米可能也是从伦敦出发的。[11]范恩成为海盗后，也曾一度宣称自己来自伦敦。
一七○○年时，伦敦掌控英格兰的程度是史上最高的。伦敦当时有五十五万居民，超过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是英格兰第二大城诺里奇（Norwich）的十五倍。在英格兰这个成长中的帝国里，该城市是它的贸易、商业、社交与政治中心，也是远远超过其他港口的最大港。[12]
这座城已经跃过原本的古城墙，延伸到威斯敏斯特村（village of Westminster）一带，也就是泰晤士河北方三英里、安妮女王（Queen Anne）居所与国会所在地，以及往下游直到皇家海军位于罗瑟希德（Rotherhithe）的造船厂。一六六六年伦敦大火之后，市中心被大规模重建，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的多处教堂尖顶，以及他最庞大的、半完工的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的圆顶，点缀着天际线。整齐的砖造建筑，立在整齐划一的石子街道上，取代了中古时期的弯曲小巷，以及不规则的木造房屋。街道上的商业兴盛，商人马车与沿街小贩手推车的轮子声，绅士车辆的马蹄声和送到市中心肉市屠宰的牛群羊群，各种声响就在这些鹅卵石子路上回荡。商店与摊贩不但成排出现在街道广场上，还跑到交通要道上，甚至堵住了伦敦桥（London Bridge）的交通，而它当时是泰晤士河唯一的桥梁。一位作家感叹，伦敦众多精致的教堂，“和商店、住家挤在一起，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一区将因为贸易成长被掐住喉咙，以致无法呼吸”。[13]
泰晤士河这条伦敦城的主动脉，甚至比街上还拥挤。伦敦桥狭窄的拱桥之下，潮水如瀑布般涌入。桥的上游有数百名船夫划船载送乘客和货物，他们或上或下，或是横渡泰晤士河，河里流着五十万个尿桶装过的东西，以及成千上万被屠宰牲畜流出的鲜血及其内脏，还有猫、狗、马、老鼠的尸体，以及其他任何一切人们想丢掉的东西。[14]伦敦桥下游，数百艘或有时数千艘预备出航的船只等着载货卸货，它们时常三四艘并排，浮动的船桅森林延伸近一英里。[15]沿海的贸易单桅帆船从纽卡斯尔（Newcastle）载来煤炭，双桅或三桅船吐出波罗的海（Baltic）的木材、弗吉尼亚的烟草、牙买加与巴巴多斯（Barbados）的糖，以及新英格兰与纽芬兰（Newfoundland）的腌鳕鱼。更下游的地方，在大都市外缘的德特福德（Deptford）与罗瑟希德海军船厂，皇家海军的战舰正在待命，或等着整修或加强武装。
范恩与贝勒米要是真的到过伦敦，他们可能会跑到挤在海军船厂与伦敦桥之间的河边沃平（Wapping）一带。沃平是一片挤满破烂房屋与糟糕客栈的拥挤地区，几座码头、木材厂与仓库零星散布其中。这一地区挤在沼泽与河流之间，大家长久以来都称它为“泥浆上的沃平”（Wapping on the Ooze），[16]哪里都住不起的人才会住到这里来。
沃平及伦敦其他较贫穷的地区，生活肮脏又危险。寒冷、光线暗淡、摇晃的屋子里，人们常常是十五到二十个人同住一间房。垃圾没有统一集中处，尿桶里的东西直接往窗外倒，泼到底下街道所有的人和东西上。马粪与其他牲畜的粪便堆在大街上，动物尸体也一样。伦敦时常降下的雨带走了一些粪便，但也让教堂墓地的恶臭更令人难以忍受。穷人被埋在集体墓地里，一直要到墓穴全满后，才会用土盖起来。寒冷的天气也会带来空气污染，因为稀有的家庭暖气是用质量低劣的煤炭燃烧而成。[17]
疾病肆虐，每年有八千人移居伦敦，但涌入的人潮几乎赶不上死亡率。食物中毒与痢疾平均一年带走一千人的性命，另外还有超过八千条生命被热病与痉挛带走。麻疹与天花杀死一千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孩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早已被佝偻病与肠道寄生虫折磨得奄奄一息。[18]有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婴儿在人生第一年就会死去，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孩童能活到十六岁。[19]
街上满是无父无母的孩子。他们成为孤儿的原因有些是意外，有些是疾病，有些则是单纯被喂不饱他们的双亲遗弃在教堂台阶上。不堪负荷的教区人员，以四便士（零点一六英镑）一天的价格，把婴儿出租给乞丐当道具，并以一人二十或三十先令（一英镑至一点五英镑）的价格，让数百个五到八岁的孩子卖身七年。[20]扫烟囱的人买下这些幼小的孩子，命令他们爬下烟道替老板做清洁工作，有时下头的火还在烧。他们没有戴面罩，也没有穿保护的衣物，就这么去清理煤灰。这些“攀爬男孩”（climbing boy）很快就会染上肺病与眼睛失明，或是轻易地死去。[21]一位目击者指出，教堂人员把卖不出去的孩子扔回街上，“让他们白天乞讨，晚上睡在门边及街边的小洞与角落里”。一大群饥饿、衣衫褴褛的顽童在街上集体游荡，他们被称为“黑警卫”（Blackguard，地痞流氓的意思），因为他们愿意为了一点儿零钱，而去擦骑兵的靴子。[22]同一名伦敦证人总结道：“他们从行乞变成偷窃，再从偷窃到上绞刑台。”
沃平并不是人人都身无分文。那里有酒馆经营者、码头工人、商人、制帆工人、妓院老板、民宿主人，甚至还有财富中等的官员与船长。几位杰出的工匠也住在这一区，包括一位为女王制作马车的“莱西先生”（Mr.Lash），以及酿酒商雅托维（Altoway），他的酒桶里随时存放着价值一千五百英镑、等着被送到口渴城市的各式啤酒和麦芽酒。[23]伦敦的给水极度不卫生，因此所有人都喝啤酒，包括孩童在内。附近是罗伯茨船厂（Roberts’s boatyard），在这里劳作可以观赏到最具吸引力的景点：处决码头。海军法院（Admiralty Court）会把被判死刑的海员与被抓到的海盗送到这里，让他们去见自己的上帝。
十八世纪初的物价与工资
十八世纪初的物价与工资-续表1
十八世纪初的物价与工资-续表2
如果范恩生长在沃平，他会看过无数吊死海盗的景象，包括一六九六年秋天，埃弗里五名船员的行刑，以及一七○一年五月威廉·基德与其他四名海盗被处死。当时范恩大概还是个孩子，但那个年头没有人会错过处决，那是最热门的娱乐。
热闹会几天或几周之前就在马歇尔希监狱（Marshalsea）或新门监狱（Newgate Prison）登场。游客会用小钱贿赂警卫，以求可以睁大眼睛看着死刑犯。行刑那天，数千人会挤在大街上，一路排到沃平，等着看囚犯摇摇晃晃走出来，被绑进囚车，由看守与海事法庭执法官（Admiralty marshal）一路护送。想目睹囚犯的民众简直是人山人海，通常三英里路（约四点八公里）就得走上两小时。行刑队伍抵达处决码头时，欢欣鼓舞的群众挤在河岸与码头边，堵住沃平阶梯（Wapping Stairs）及退潮时露出的烂泥。绞刑台立在泥巴上，后头是为了那即将发生的事件而不停移动以寻找最佳观景位置的数百艘客船。[24]
范恩会看着埃弗里的船员说出遗言。目击者表示，每一名海盗都会表示忏悔，不过约翰·斯帕克斯（John Sparcks）表示，他只后悔他们在莫卧儿帝国皇帝船上干下的“可怕暴行”。他说：“偷走（‘查理二世’号）不过是件小事。”[25]说完遗言后，他们一个接一个被带上绞刑台，在乱踢乱喊中被吊死。最后一个人不再抽搐之后，治安官的副手会把尸体拖进烂泥地，绑在木桩上，让他们缓缓被将涌上来的浪潮吞没。隔天一早，退潮会露出他们肿胀的尸体数小时，直到下一波涨潮再度盖住他们。依据惯例，海事当局要等他们被浪潮冲洗三次后，才会移走尸体。治安官副手会将大部分海盗埋在浅墓穴或是交给外科医师解剖，不过，知名海盗则会用焦油（tar）裹起来，放进铁笼，吊在河边显眼处，好让泰晤士河上上下下的水手与船夫看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让想成为海盗的人心生畏惧。但时间会证明，这样杀鸡儆猴是多么无效的手段。
征水手，连拐带骗
像贝勒米与范恩这样的年轻人，会有许多人试图引诱他们登船。职业水手供不应求，商船与皇家海军的战舰一直人手不足。有人估计，就算全英格兰的水手都身体健康，同时在工作，也只会占商船与海军战舰所需人力的三分之二左右。[26]商船与海军都欢迎志愿者。自愿签约的人，海军会提供两个月薪水的奖赏，但接受这笔钱的人不多。[27]俗话说得好，“为了玩乐而出海的人，会把游地狱当成消遣”。[28]只有天真无知或是像贝勒米那样的乡村男孩，也就是那种幻想着去冒险的人会自愿上船，不过这种人还真不多。
商人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手段填补船员空缺，有些人会聘用“拐带者”（spirits）。套用水手爱德华·巴洛（Edward Barlow）的解释，这种人会到客栈旅馆，“引诱他们觉得是乡下人或外地人，……还是任何他们觉得格格不入、找不到工作，因而在街上闲逛的人”。[29]拐带者会承诺这些游荡者，如果在虚线处签名，就给他们高薪，还可以预支薪水。那些签下去的人后来会发现自己站在开往外海的船上，成为低薪的水手学徒，拐带者会拿走他们几个月的工资作为佣金。有些船长会聘请“诱骗者”（crimps），这些人会寻找喝醉或负债的水手，试图说服他们签名，交换条件是帮他们买酒或付掉他们的债务。如果这种手法不成，特别没道德原则的诱骗者就会直接给喝醉的水手铐上手铐，绑架他们，锁他们一个晚上，然后卖给商船船长。不论是哪一种情形，新水手在法律上都有义务为新船服务，直到完成为时数月或有时长达数年的旅程。[30]
跟商船相比，皇家海军是出了名的薪水更少、纪律更严格，而且采取更为全面与暴力的手段：强迫入伍。强征队（press gang）由海军军官带领在街上搜索，并在棍棒的协助下，围捕任何他们看到的水手。水手很好认，因为他们说话的方式、穿着和走路的样子都很特别。曾经经营过旅馆的作家爱德华·沃德（Edward Ward），这个时期在伦敦碰过一群水手，他形容这群人是“一窝穿着人类衣服的矮胖犀牛”。他们穿着水手外套调戏妇女，用棍棒用力敲打每一根路过的绑马柱子，让面前每一只流浪狗“夹着尾巴逃离恶魔迫近带来的危险”。[31]
就算是再强悍的水手，只要强征队一出现，他们还是会带着恐惧逃跑。水手会在酒馆上方房间一躲好几天。曾有一名水手从伦敦逃到多佛（Dover），结果发现那里也有强征队。他事后这么形容那段“囚犯生活”：“我看到强征队还是怕到不行，走到街上就会有危险，也不能安心睡觉。”[32]有人假装娶了酒馆或咖啡馆老板，如此一来，就能宣称自己拥有房屋（homeowner），这种人是不用服海军役的。有人则给自己弄到警员（constable）或街坊官员（neighborhood official）的身份来躲避兵役，或是干脆签约加入商船。[33]总之，有大批水手一起逃离英格兰。[34]
强征队锲而不舍，特别是他们的队长每抓到一个人，就可领到二十先令（一英镑）。[35]他们会在半夜闯进民宅和民宿搜捕水手，并定期突袭正驶进伦敦及其他港口的商船。[36]已经在海上待了好几个月或好几年的人，在双脚能踏上陆地、看到家人一眼，或甚至拿到工资之前，就会被拖下商船，抓进军舰里。有些商船的人被抓光了，连驶进港口都有问题。[37]有时候，水手从特别漫长的旅程归来时会叛变，以免被抓去当兵；一旦控制局面后，他们会驾着小船，抛弃大船，或是在强征队试图登船时拿起武器抵抗。[38]如果是载着煤炭到伦敦与其他城市的沿岸小型运煤船，强征队的双桅小帆船一靠到旁边，最健壮的水手会立刻躲起来。强征队队长大为不满，往往会抓住船上的男孩，鞭打他们，直到他们说出众人的藏身之地。[39]水手严重缺乏的时候，强征队会闯进陶工、织工、裁缝，以及其他贫穷商人的家里，抓走他们及学徒。依据剧作家与说明小册撰写人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在一七○五年写的内容，这些人“像狗或犯下最坏的罪行一样，被赶出自己的家”，通常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许多人因衣不蔽体而死，“活下来的人”因为缺乏相关技能，“也没什么用”。[40]乞丐、无业游民、街童被强征队无情抓去。许多不习惯海上生活的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英格兰了。[41]
数千名男孩与男子因为这些各式各样的手段，每年离开英格兰去到海上。在这群天真、运气不好、铤而走险的人里面，有两个即将让大英帝国的贸易戛然而止的男孩。
传奇的黑胡子
一七○○年，日后会成为黑胡子的爱德华·蒂奇，当时已是经验丰富的水手。他生于一六八○年前后，可能是布里斯托尔或附近一带的人。[42]布里斯托尔是英格兰第二大港，也是大西洋越洋贸易的中心。蒂奇显然生于还算富裕的家族，甚至可能是有声望的家族：他受过教育，因此与大多数的水手不同，他是能读能写的。在布里斯托尔一六九六年的税务记录里，没有“蒂奇”这个名字，也没有发音类似的“Taches”“Teaches”或“Thatches”的名字。[43]那一年，是布里斯托尔这个时期唯一留下完整记录的一年。历史学者因而推测爱德华·蒂奇是假名。他可能花了很大的力气隐藏自己的身份，以免让亲族蒙羞。即便如此，他可能与格洛斯特（Gloucester）附近的蒂奇家族有亲戚关系。[44]这个家族的托马斯·蒂奇（Thomas Thatch）一支，在一七一二年搬到布里斯托尔，租下离该市码头只有一个街区的房子。
黑胡子蒂奇又高又瘦，还有你可能已经猜到，他长着浓密的胡子。这些外貌特征是见过他的人描述的。他死后，雕刻师科尔（B.Cole）替《海盗通史》数个版本准备的三张肖像，也反映出这些特点。三张肖像中，蒂奇都摆着自信满满的姿势，一手放在臀部上，另一手举着水手刀，他的部下则在身后的港口攻占一艘大型商船。在另一幅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ls）与詹姆士·巴塞尔（James Basire）的十八世纪雕版画中，蒂奇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纠结的胡子两端冒着烟。[45]
蒂奇聪明能干，极具魅力，这些特质让他在服务过的商船或海军军舰里，得以快速地晋升。在这段时间，他学会了操作大型武装帆船的技能：操帆、射击、搏斗术，以及最重要的航海术。蒂奇和埃弗里一样经验丰富，能操控当时最强大与最复杂的船只。
在蒂奇的青春岁月，布里斯托尔依旧是从英格兰到美洲的主要门户。[46]十六与十七世纪时，当地商人率先探索了纽芬兰与缅因湾（Gulf of Maine）渔场。在十八世纪一开始，美洲贸易几乎充斥在布里斯托尔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座两万人的小城市，四周依旧围着中古世纪的城墙，但闹市区现在围绕着石造码头，码头上绑着大量远洋船只。在商店与仓库里，美洲货物满到塞不下。城内工匠因为提供商人织布、烟熏食物与制造品而富裕起来。这些产品大多直接运回美洲，但有些则被放上船送往非洲，当地酋长很乐意用奴隶来交换。接着，船舰把奴隶送往巴巴多斯与牙买加，船长用他们交换糖，然后糖会被带回布里斯托尔，完成三角贸易。美洲的痕迹到处都是：从波士顿与纽约来这里的商人、衣着华丽的巴巴多斯与牙买加蔗糖农场主，以及弗吉尼亚与卡罗来纳的乡绅。在哥特式的圣玛丽红崖水手教堂（St.Mary Redcliffe），有一整间美洲式礼拜堂，里头装饰着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捐赠的鲸鱼肋骨。这位探险家曾在一四九七年“发现”北美。美洲似乎是发财致富的地方，而蒂奇发现当水手是办不到这件事的。
比地狱还惨的水手生活
在英格兰的阶层制度中，水手甚至比农场劳工的地位还低。历史学家戴维·奥格（David Ogg）形容他们的处境“和罪犯几乎没什么不同”。[47]在十八世纪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笔下，他们的命运与囚犯十分相似，只是还多了溺死的可能性。[48]
水手的工作充满高度风险，他们搬动沉重货物时，会得“爆炸的腹部”（疝气）。货物放在有时会滚出来的大小桶里，害得他们断指或是压断四肢。[49]船只行驶时，必须定期调整各式各样的船帆，调整方式是在甲板上用绳子拉，或是爬上高耸的船桅。一七○三年前后，水手巴洛有着这样的回忆：“我们常睡不到半小时就被叫醒，半梦半醒之间，被迫跑到主桅平台（maintop）或前桅平台（foretop）拉住我们的上桅帆（topsail），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则没有。”“风雨交加时，船只晃荡起伏，就好像巨大的磨石在山坡滚上滚下，我们（必须）……用力拖拉，抓紧船帆，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上方的天空和下方的海，大海波涛汹涌，似乎每一股波浪都能让我们葬身海底。”[50]有的人落海丧命，有的人被汹涌的海浪冲下甲板，有的人则被倒下的索具压垮。[51]
水手穿着羊毛衣抗寒，戴着皮帽与沾过焦油的外套抵挡浪花和风雨。即使如此，他们常常得在冬季气候下连续好几天穿着湿透的衣服，并因此染上疾病，甚至死亡。[52]在热带时，他们上身赤裸，被严重晒伤。一六八七年到牙买加的汉斯·斯隆医师（Dr.Hans Sloane）报告称“援助”号（HMS Assistance）整船的人全身红透，“身上长出小疹子、脓疮与水泡”。[53]
甲板下也不是太舒服。商船海员们挤在船头的共享舱房，那里是船只晃动最厉害的地方。众人在黑暗与通风不良的空间里，睡在一排排挤在一起的吊床上，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舱底污水气味，以及没洗澡的身体气味。船上到处都是虱子、老鼠、蟑螂，散布着斑疹伤寒、伤寒与瘟疫等各种疾病。[54]一七五○年横越大西洋的戈特利布·米特尔贝格（Gottlieb Mittelberger）描述船舱是一个充满“恶臭、怨气、恐惧、呕吐、多种海上疾病、热病、痢疾、头痛、热气、肺痨、皮肤肿块、坏血病、癌症、口腔溃烂的地方，这些全都源自过度腌制的不新鲜食物与肉类，以及恶臭腐败的饮水，许多人都痛苦地死去”。[55]
水手吃的食物，摆明了就是会让人生病。腌过的牛肉与猪肉是水手的主食，从桶子里拿出来时，最好的状态是又干又硬，最糟的时候是已经腐败、长满蛆了。水手在吃“发霉发臭”的船上饼干时会闭上眼睛，以免看到万头攒动的蛆与象鼻虫。在海上待了几周后，淡水会变绿，并发出难闻的气味，引发致命的痢疾与血痢。水手不喝水，改喝大量的酒，皇家海军一天配给每个人半品脱的朗姆酒与半加仑啤酒，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时候，船员都处于醉醺醺的状态。[56]
这类食物糟归糟，但总比没有好，这是许多船员痛苦的发现。特别是试图增加获利的贪婪商船船主会经常储备不足量的食物，而当航程因暴风雨或逆风而延长时，船员不得不忍受饥饿或被饿死。[57]载着贫穷移民或非洲奴隶到美洲的船只，特别容易落入这样的情况。在客船上，人们大批饿死。“凯瑟琳”号（Katharine）在一七二九年时，从伦敦德里（Londonderry）预备前往波士顿，船上载着一百二十三名船员与乘客，但六个月后，在爱尔兰西部跌跌撞撞地靠岸时，只剩下十四人活着。同年稍晚的时候，“罗索普”号（Lothrop）在费城出现，只有九十人还活着；另外三十名儿童与包括船员在内的七十名成人在途中饿死，船员中只有三人幸存。[58]奴隶船上食物短缺时，船长会把“人类货物”丢下船。
船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许多人的残暴骇人听闻。海事法庭的审判记录写满了水手如何因为小错，像是弄丢船桨、忘记做一件杂事或掌舵时船身不稳，就被鞭子或棍棒殴打。为数不少的人在被打时，失去了牙齿、眼睛、手臂、手指，还有人失去了性命。水手理查德·贝克（Richard Baker）在从圣克里斯托弗（St.Christopher）到伦敦的航程中，因痢疾卧病在床，他的船长强迫他掌舵四小时，然后绑在后桅上鞭打。贝克在四天后死亡。被控在商船“山脊”号（Ridge）上偷窃一只活禽的安东尼·康默福德（Anthony Comerford），则是被绑在索具上，活活鞭打至死。[59]
此外，还有真正是施虐狂的船长。约翰·吉昂船长（Captain John Jeane）在一趟自查尔斯顿到布里斯托尔的航程中，看他的打杂男孩不顺眼，以“非常残酷的手法”鞭打他“数次”，然后往伤口倒腌制食物的盐水，好让痛苦加倍。吉昂把那个孩子绑在船桅上，让他的手脚伸开，鞭打九天九夜，然后拖到跳板上，在他身上踩来踩去，并命令其他船员照做。其他船员拒绝，所以他反复踢那个男孩，“重重踏在他的胸上，打到他的粪便不自觉地喷出来”。吉昂最后挖起粪便，“数次强迫他吞下喉咙”。这个孩子虽然每日被鞭打，但还是拖了十八天才死去。他断气之前要求喝水，吉昂冲到自己的船舱，回来时拿着一杯自己的尿液，逼迫男孩喝下去。水手准备把尸体丢进海里时，发现“尸体和彩虹一样五颜六色”，“多处血肉像果冻一样”，“头部肿胀到两个大块头男人的头部加起来那么大”。吉昂最终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被处决。[60]其他船长也会杀掉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却能全身而退，因为这些船长的手法是不给食物，或是鞭打到对方几乎站不起来后，强迫他们爬上主桅。有些船长则是把不想要的人交给海军，这在当时可能等同于死刑。
从法律上来说，商船船长只应对船员施行“适度”训诫，不能像皇家海军的船长那样奉命暴力严惩。小军官会用藤条重打动作不够快的船员的肩膀，被抓到偷小东西的船员则要受“夹笞刑”（run the gauntlet），被迫走在两排船员中间，接受众人鞭打他赤裸的背部。重大偷窃则会带来鞭笞，用九尾鞭（cat-o-nine-tails）行刑，“在甲板间小便的人”也一样。犯下重罪的刑罚是可能会致死的七十二下到三百下鞭打，或是直接绞死。[61]
怎么还有水手能活下来，这真是个谜。从事非洲黑奴贸易的船只，船员死亡率与奴隶差不多。[62]一趟航程下来，有四成船员死掉都算是很平常的，大部分的人死于他们没有抵抗力的热带疾病。被迫加入皇家海军的人，大约有一半死于海上。商船与海军的船长都必须多带人上船，在人力不可避免地流失时可以迅速补上。[63]
即使是撑完服务期的水手，也很少能够拿到应得的工资。商船船长利用各式各样的手段，欺侮自己的船员。水手常因为货物毁损被扣钱，即使毁损原因是暴风雨或是商人包装不良。巴洛是当时少数几个能留下自己经历的普通水手，根据他的说法，他的船长一般会从每个人的薪水里扣三英镑，等同于普通水手两个月的薪水。有的船长则是用殖民地的货币付款，那只值英镑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船只失事，或是在海上被送到海军那里的人，几乎不能拿到任何工资，这对他们留在身后的家人来说，简直是场灾难。
海军有个半官方的政策，可以用以下这句格言来总结：“扣住钱，扣住人。”（Keep the pay，keep the man.）一旦靠岸之后，海员在船只再度起航之前，很少能拿到钱，在那之前离开的人，等同于自动放弃所有没拿到的工资。工资通常以“票券”形式发放，那是政府发放的借条，可以在未来某个没有具体说明的时间领钱。需要现金的水手，则不得不把自己的票券以只值面额一点点的价格，卖给放高利贷的人。还有的人连续服务好几年，最后却一毛钱都没拿到。[64]
难怪，像贝勒米、范恩、蒂奇这些年轻水手会认为埃弗里是英雄。
船长之子罗杰斯
未来会对抗海盗的伍兹·罗杰斯，知道商船运输能有利可图的前提是你“拥有”那些船。罗杰斯和贝勒米、范恩、蒂奇一样，年纪轻轻就到海上了，不过起点不同：他的父亲是成功的商船船长，拥有无数船只的股份，而他是继承人。
罗杰斯是普尔（Poole）当地的重要家族。[65]普尔是英吉利海峡中一个中型海港城市，离多实郡（County Dorset）的布里斯托尔有六十英里路。伍兹有好几位祖先都是市长。伍兹的父亲伍兹·罗杰斯船长（Captain Woods Rogers）在纽芬兰的渔业贸易中发迹，身为商船船长的他去过西班牙、红海与非洲海岸，会用河马攻击他船上小舟的故事来款待听众。生于一六七九年的伍兹，是罗杰斯船长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比玛丽·罗杰斯（Mary Rogers）大一岁，比约翰（John）大九岁。[66]
伍兹在普尔度过童年。[67]该地位于一个受到良好保护的大型海湾前端，镇上以两样东西出名：牡蛎和鱼货。[68]普尔的牡蛎据说是这一带最好、最大的，还出产全英格兰最好的珍珠。镇民每年会腌渍大量牡蛎，成桶运到伦敦、西班牙、意大利与西印度群岛。至于鱼货，那些被剖开晒干的腌鳕鱼则是从远方捕获而来。伍兹的父亲与其他商人每年在从北大西洋到纽芬兰一带指挥小型渔船队，这些船队一次可能出航九个月以上，然后从深海里拉出上钩的鳕鱼，在纽芬兰寒冷、荒凉的海岸上晒干。父亲不在家时，年幼的伍兹可能在上地方学校，从他之后的写作来看，他应该接受过大量教育。星期日时，他和弟弟妹妹在圣詹姆士教堂（St.James Church）听清教徒牧师塞缪尔·哈代（Samuel Hardy）讲道。[69]伍兹更大一些时，可能会参与父亲的短程旅行，到英吉利海峡帮父亲在伦敦码头上卸下腌鳕鱼，并把盐跟下一趟旅程需要的补给品装上船。
一六九○到一六九六年间的某个时候，伍兹的父亲把全家搬到布里斯托尔，这可能是为了拓展和纽芬兰的贸易。他在布里斯托尔有朋友，而且认识应该是亲戚的弗朗西斯·罗杰斯（Francis Rogers），这个人日后会投资他们的多次冒险。人头税（poll-tax）税吏在一六九六年六月收税时，罗杰斯一家住在布里斯托尔市中心河流对岸的红崖（Redcliffe）水手区。[70]
布里斯托尔并不是建港口的合适地方。[71]这座城位于狭窄的蜿蜒河川埃文河（River Avon）离海七英里处，被强大的潮汐包围着，而以当时的驾驶技术来说，人们是不可能对抗海浪的。春天海浪起伏落差可达四十五英尺（约十三点七米），退潮时，蜿蜒港口会变成一片片泥地。一百五十吨以下的船只，必须等到海浪灌进航行方向，但即使是在那种时候，要抵达河流中间点圣文森岩石（St.Vincent’s Rock）也很困难。大型船只如果接受挑战，几乎一定会搁浅在泥泞的河岸上，必须利用大型划艇（rowboat），把船拖出与拖进布里斯托尔的港口。许多船长干脆选择不走这趟路，定锚在埃文河口，然后利用几艘较容易在河流涨潮、退潮中操作的木筏与小船（tender）载卸货物。布里斯托尔位于埃文河一个塞满船只的河湾。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一七三九年造访这里时，曾说河边的船只一眼望不到头，“粗大船桅鳞次栉比，是你想得到的最古怪、最惊人的情景”。[72]
城市本身依旧是中古世纪风格。城墙内的木造都铎式房屋拥挤地盖在街上，两栋邻近房子里的人可以从楼上窗户握手。主要干道不到二十英尺宽（约六米），也是唯一铺过的道路，其他道路则布满泥泞与垃圾，猪用鼻子找着东西。即使是市中心，也只和农田与原野相隔数百码。贸易中心是当地的人造锚地佛洛亩河（River Frome），远洋船只停在那里，把货物吞吐到“码头”（The Quay）这个可以清楚看见会计出纳所（counting house）的地方。从“码头”往南走几个街区，就是通往湿地的大门。从在那里吃草的牛群中，一个人可以看到河流对岸，看见红崖峭壁，也就是罗杰斯一家人定居的地方。[73]
伍兹·罗杰斯在红崖长大，可能曾与爱德华·蒂奇照过面，甚至可能认识他。两人几乎同龄，职业相同，甚至可能住在只隔几个街区的地方。“海盗猎人”罗杰斯（Rogers the Pirate Hunter）与“海盗黑胡子”（Blackbeard the Pirate）年少时，可能曾在红崖那规模犹如大教堂的教区教堂（parish church）的凉爽室内一同祈祷，头顶是卡博特捐赠的鲸鱼骨。
罗杰斯一家因为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的缘故，非常熟悉埃弗里的冒险故事。丹皮尔是罗杰斯船长最亲密的友人和前加勒比海盗，曾经环游世界。丹皮尔在一六九○年代中期重拾两人友谊，并正准备出版两本书，第一本是描述他环球旅行的《新环游世界》（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这本书在一六九七年春天出版后，让他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一六九九年出版的第二本书《航行记》（Voyages and Descriptions），摘录了几封罗杰斯船长的信件，丹皮尔称他是“我天纵之才的朋友”。老罗杰斯分享他的红海与非洲海岸知识，[74]丹皮尔说出自己对埃弗里海盗帮的第一手内线知识，当时英格兰大众正开始对埃弗里的冒险故事着迷。
一六九四年，丹皮尔曾与埃弗里一群人躲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港口好几个月。埃弗里在“查理二世”号担任大副时，丹皮尔是同行船只“鸽子”号的二副。丹皮尔可能曾指引埃弗里前往马达加斯加、红海与印度洋的航向，因为他是拉科鲁尼亚唯一拥有这些海域第一手知识的人。丹皮尔和埃弗里一样，觉得船队主人对待他们的方式让人沮丧，但他拒绝参加叛变。回到英格兰时，他参与了船员对霍布伦等船主提起的诉讼，后来代表埃弗里六名被捕船员之一的约瑟夫·道森（Joseph Dawson）做证，而道森是唯一逃过绞刑台的人。几年后，丹皮尔当上四十门炮护卫舰“雄鹿”号（HMS Roebuck）指挥官，他在巴西停留时，曾碰上埃弗里的几个逃跑船员，他没有逮捕他们，还和他们来往，并让其中一个人在他船上服役。[75]
小伍兹·罗杰斯是一个成长中的运输事业的继承人，很可能会认为埃弗里是恶棍，而不是英雄，但丹皮尔说的埃弗里叛变故事及后果，也可能让他内化了部分重要教训。在一个大部分船长实行恐怖统治的时代，罗杰斯最终会采取较为怀柔与公正的方式。事实证明，与其让船员处于恐惧状态，赢得他们的敬重是更为可靠的控制手段。[76]
一六九七年十一月，罗杰斯开始在商船船长约翰·也门斯（John Yeamans）身旁见习，两家相隔仅几扇门。[77]这时才开始为期七年的指导，对当时十八岁的他来说有点晚，特别是他的家族还有航海背景。罗杰斯大概已经和父亲去过纽芬兰，也学过基本的航海技术，以及贸易与领导的艺术。二十世纪最佳的罗杰斯传记作者布赖恩·利特尔（Bryan Little）猜测，小罗杰斯是因为政治目的才入也门斯的门。这样的学徒身份让来自普尔的新人，得以进入布里斯托尔封闭的商人精英圈子，还可以建立成功航海贸易必备的人脉。此外，通过这个方式，罗杰斯也得以成为自由人（freeman），也就是可以投票的公民，尽管到最后罗杰斯家族其实是通过其他方式，才替儿子谋得了这个令人垂涎的特权。
罗杰斯与贵族联姻
罗杰斯跟着也门斯航海时，父亲正从布里斯托尔蒸蒸日上的跨大西洋贸易中积累了小笔财富。罗杰斯船长和许多英格兰商人一样，购买几艘不同船只的股份以分散风险，很少直接拥有整艘船。如果有船沉了，罗杰斯会和其他商人一同分担损失，依旧可以从其他船只上获利。此外，他还靠着在某几艘自己投资的船上担任船长，减少不确定性，并增加收入。罗杰斯船长定期航行到纽芬兰，[78]一七○○年的春夏两季，他都待在六十吨重的“伊丽莎白”号（Elizabeth）[79]上，从纽芬兰三一湾（Trinity Bay）——普尔渔产商人在北美的商业根据地——的鲸鱼猎人那里买油。[80]他可能留下了几名仆人，负责众人在那里盖的码头、库房与晒鱼架，让他们帮忙打下纽芬兰的事业基础。
老罗杰斯可能是在纽芬兰巩固了自己最重要的盟友。一六九六或一六九七年时，他遇到野心勃勃的皇家海军舰长威廉·惠史东（William Whetstone）。同样来自布里斯托尔的惠史东从前是商船船长，他和伍兹·罗杰斯有着紧密的生意关系。一六九○年代中期，罗杰斯船长及普尔、布里斯托尔其他的渔商，越来越关注法国在纽芬兰侵略性的渔业据点扩张，以及法国对他们渔场的攻击。这些商人大声疾呼要求协助，英国海军部的反应是命令惠史东驾驶第四级帆式军舰（fourth-rate man-of-war）“无畏”号（Dreadnought），跟着渔队到纽芬兰，并在抵达后保护他们在三一湾的设备。[81]罗杰斯船长与惠史东在长达几个星期的海上之旅中，有许多时间可以巩固两人的友谊。
到了一七○二年，罗杰斯船长富裕到有能力在布里斯托尔最时髦的新地区添购房产。城镇士绅决定拆除阻隔市中心与河湾泥沼地的城墙。他们在原本是沼泽湿地的地方盖起皇后区（Queen’s Square），那是布里斯托尔第一个经过事先规划的行政区，即将成为完全现代化的地区，居民不会面对狭窄肮脏的小巷，而是拥有椴树（lime tree）与花园的大型街区（英格兰第二大），外头连接着宽敞、铺着石子的大道。所有的建筑物都不再是木质构造，而是用红砖建造，上头有滑窗与石头装饰。简单来说，这将是一个舒服、整齐的地区，就像一六六六年大火后的伦敦一样。一七○二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时，罗杰斯船长在皇后区三十一号和三十二号（Number 31-32 Queen’s Square），买下一块可以盖两栋房子的空地，工人盖起一栋优雅的新公馆。[82]住在时髦的圣麦可丘（St.Michael’s Hill）的惠史东一家，则买下两道门外该区的南方海滨散步区二十九号。
惠史东没有机会监督新家的施工，因为海军又把他叫回海上。如今身份是司令（commodore）的惠史东，几乎在一七○一年一整年都忙着把一支战舰中队带到牙买加，但他的船几度被暴风雨袭击，一直没有离开爱尔兰多远。一七○二年二月，他再次出发，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遇上英格兰与法国、西班牙开战，他几乎直到两年后才回到家。[83]
皇室近亲通婚所带来的政治与基因复杂情况，使战争已经酝酿好一段时间了。二十多年来，坐在欧洲最强大王位上的人，是流着口水、面容扭曲的西班牙卡洛斯二世（King Charles II of Spain），这个人不仅智力与心理方面都有残疾，还有阳痿的问题。西班牙官方做了最大努力去帮助自己的国王，但不论他们替卡洛斯二世举行多少驱魔仪式，他仍几乎无法走路或说话。他是一个装在大人身体的孩子，在位的大多数时间里，不是在自己的秽物中打滚，就是用火枪打动物，以及凝视着自己祖先腐烂的尸体：他命令朝臣挖出尸体给他看。他在一七○○年十一月去世时，西班牙哈布斯堡（Spanish Habsburg）一脉断绝。外地亲戚马上开始争夺究竟谁可以继承他的领土：那片土地除了西班牙之外，还包括意大利、菲律宾，以及西半球的绝大部分。欧洲人民很不幸，这批外地亲戚包括法国的路易十四（French King Louis XIV），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各方很快兵戎相见，各种地缘政治与皇室宗谱的因素让大多数欧洲统治者都被扯进这场战争。一七○二年春天，英格兰参战，站在荷兰、奥地利与普鲁士那一边，一同对抗法国与西班牙，而这为大西洋史上最大的海盗潮设好了舞台。[84]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让罗杰斯船长的生活更有风险，他的商船是法国劫掠者轻松可以拿下的肥羊。此外，他和其他商人可能也在一七○三年的恐怖暴风雨中失去了船只。那是英格兰史上最惨重的暴风雨，一共摧毁十三艘战舰，以及超过七百艘商船。[85]不过，尽管遭遇各种损失，罗杰斯船长的生意在战争头几年一定仍有获利，因为他位于皇后区的新家继续兴建，最后在一七○四年完工，与小伍兹完成学徒见习是同一年。[86]新房子高三层，还有给仆人住的阁楼，从后窗可以眺望埃文河。在这段时期的某个时间点，罗杰斯注意到住在隔壁的女孩：十八岁的莎拉·惠史东（Sarah Whetstone），也就是司令的长女与继承人。
一七○五年一月，罗杰斯与惠史东两家人到伦敦见证三场重要的仪式。十八日那天，威廉·惠史东被女王丈夫乔治王子（Prince George），也就是海军最高司令官（lord high admiral），任命为海军少将（rear admiral of the blue）。新上台的少将六天后主持了下一个仪式：莎拉与伍兹·罗杰斯的婚礼，地点是伦敦市中心的圣抹大拉马利亚教堂（St.Mary Magdalene）。[87]不久后，惠史东少将被重新指派为西印度群岛总司令（commander in chief），准备再次航向牙买加。新婚夫妇可能在伦敦度过了两个月，等着为惠史东少将送行，以及见证第三场仪式：安妮女王为惠史东举行的封爵大典。
二月底，威廉爵士（即惠史东少将）航向牙买加，当地的居民随时可能遭受敌人攻击。罗杰斯与惠史东两家人回到布里斯托尔，他们的商业帝国正在那里等着他们。罗杰斯船长意气风发：儿子娶了爵士兼少将的女儿，而且那个人还是他的好朋友。他不知道的是，这辈子将再也见不到威廉爵士了。
一年之后，罗杰斯船长去世。他于一七○五到一七○六年的冬天死在海上，葬身于他度过一生中大多数时间的海洋。[88]他的财富、他的公司、他的家要移交给遗孀和二十五岁的儿子，当时这个儿子已因与贵族联姻而成为自由人。[89]
年轻的布里斯托尔绅士商人小伍兹·罗杰斯又高又壮，长着一头深棕色头发，还有引人注目的鼻子，以及看起来坚毅的下巴。[90]战争结束前，聪明又野心勃勃的伍兹·罗杰斯会成为从伦敦到爱丁堡、从波士顿到巴巴多斯都家喻户晓的名字，不过在法国与西班牙，人们只因两个字认识他：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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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aureen Waller，1700：Scenes from London Life，New York：Four Walls，Eight Windows，2000，pp. 96-102；includes a photograph，“A General Bill of all the Christenings and Burials from the 19 of December 1699 to the 17 of December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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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dward Barlow quoted in Christopher Lloyd，The British Seaman 1200-1860：A Social Survey，Rutherford，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70，p. 81.
[30] Edward Barlow quoted in Christopher Lloyd，The British Seaman 1200-1860：A Social Survey，Rutherford，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 43，81-82.
[31] Edward Ward，The London Spy，London：The Folio Society，1955，Originally published 1698-1700，pp. 249-250.
[32] Christopher Lloyd，The British Seaman 1200-1860：A Social Survey，Rutherford，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70，p. 104.
[33] A Copy of the Marquis of Carmarthen’s Method for the Speedy Manning Her Majesty’s Royal Navy and for Encouraging Seamen，Speech given 12 February 1705，London：John Humfreys，1706，pp. 3-4.
[34] Christopher Lloyd，The British Seaman 1200-1860：A Social Survey，Rutherford，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70，p. 109；A Copy of the Marquis of Carmarthen’s Method for the Speedy Manning Her Majesty’s Royal Navy and for Encouraging Seamen，Speech given 12 February 1705，London：John Humfreys，1706，p. 2.
[35] John Dennis，An Essay on the Navy，London：John Nutt，1702，p. 32.
[36] A Copy of the Marquis of Carmarthen’s Method for the Speedy Manning Her Majesty’s Royal Navy and for Encouraging Seamen，Speech given 12 February 1705，London：John Humfreys，1706，p. 3，John Dennis，An Essay on the Navy，London：John Nutt，1702，p. 32.
[37] Christopher Lloyd，The British Seaman 1200-1860：A Social Survey，Rutherford，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 108-109.
[38] Christopher Lloyd，The British Seaman 1200-1860：A Social Survey，Rutherford，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 142-143.
[39] John Dennis，An Essay on the Navy，London：John Nutt，1702，p. 33.
[40] John Dennis，An Essay on the Navy，London：John Nutt，1702，p. 32.
[41] R.D.Merriman，Queen Anne’s Navy，London：Navy Records Society，1961，p. 172.
[42] GHP：Charles Johnson，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yrates，ed. Manuel Schonhorn，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2，p. 71；Robert E. Lee，Blackbeard the Pirate：A Reappraisal of His Life and Times，Winston-Salem，NC：John F. Blair，1974，pp. 175-176n.
[43] Elizabeth Ralph and Mary E.Williams，The Inhabitants of Bristol in 1696，Bristol，UK：Bristol Records Society，1968.The author also examined partial tax records from the 1690s at the Bristol Records Office.
[44] Lease of Martin Nelme to Thomas Thatch and Charles Dymock，Bristol：27 November 1712，Bristol Records Office，Bristol，UK，Document 00452/12b；Marriage Settlement ofMartin Nelme，Bristol：28 November 1712，Bristol Records Office，Bristol，UK，Document 00452/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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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Roger H. Leech，The Topography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Bristol，Part I，Bristol，UK：Bristol Record Society，1997；Author visit，Bristol，November 2005；Frank Shipsides and Robert Wall，Bristol：Maritime City，Bristol，UK：Redcliffe Press，1981，pp. 47-50.
[47] David Ogg，England in the Reigns of James II and William III，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 328.
[48] James Boswell，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London：1791，p. 876.
[49] Rediker （1987），pp. 89，91，93.
[50] Quoted in Christopher Lloyd，The British Seaman 1200-1860：A Social Survey，Rutherford，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70，p. 106.
[51] Rediker （1987），pp.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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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Rediker （1987），pp. 160-161；Stephen R. Brown，Scurvy：How a surgeon，a mariner，and a Gentleman solved the Greatest Medical Mystery of the Age，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3，pp. 14-15.
[55] Gottleib Mittelberger as quoted in John Duffy，“The Passage to the Colonies，”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Vol. 38. No. 1 （June 1951），p. 23.
[56] Rediker （1987），pp. 127-128；“mouldy and stinking” Edward Barlow quoted in Christopher Lloyd，The British Seaman 1200-1860：A Social Survey，Rutherford，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70，p. 108；Web site on HMS Victory （1797） at www.stvincent.ac.uk/Heritage/1797/Victory/food.html.
[57] Rediker （1987），p. 143.
[58] “Dispatch from Dublin Post-Boy of 11 March，” Boston News-Letter，1 May 1729，p. 1；“Boston Dispatch，November 4，” Boston News-Letter，6 November 1729，p. 2.
[59] Rediker （1987），pp. 215-221.
[60] The Tryal of Captain Jeane of Bristol，London：T.Warner，1726，pp. 5-7.
[61] Instructions，London：[for the Admiralty]，1714，p. 27；Dudley Pope，Life in Nelson’s Navy，London：Unwin Irwin，1987.
[62] Rediker （1987），pp. 32-33，47-48，92-93.
[63] Rediker （1987），pp. 144-146.
[64] Christopher Lloyd，The British Seaman 1200-1860：A Social Survey，Rutherford，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 107-108；R.D.Merriman，Queen Anne’s Navy，London：Navy Records Society，1961，pp. 171-173；Rediker （1987），p. 33.
[65] Elizabeth Ralph and Mary E.Williams，The Inhabitants of Bristol in 1696，Bristol，UK：Bristol Records Society，1968.The author also examined partial tax records from the 1690s at the Bristol Records Office，p. 107.
[66] 他的出生记录没能留存下来，但他的弟弟妹妹生于一六八○到一六八八年之间。我们知道，一七○五年，他在伦敦结婚时，“年约二十七”。见Bryan Little，Crusoe’s Captain，London：Odham’s Press，1960，第18页。
[67] Newton Wade，“Capt. Woodes Rogers，” Notes and Queries，Vol. 149，Number 22，28 November 1925，p. 389；G. E. Manwaring，The Flower of England’s Garland，London：Philip Allan & Co.，1935，pp. 92-93；Bryan Little，Crusoe’s Captain，London：Odham’s Press，1960，pp. 15-17.
[68]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pp. 346-347；on the Newfoundland fish trade see Michael Harris，Lament for an Ocean，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1998，pp. 42-43.
[69] Bryan Little，Crusoe’s Captain，London：Odham’s Press，1960，pp. 17-19.
[70] Elizabeth Ralph and Mary E.Williams，The Inhabitants of Bristol in 1696，Bristol，UK：Bristol Records Society，1968.The author also examined partial tax records from the 1690s at the Bristol Records Office，p. 106.
[71] Kenneth Morgan，Bristol and the Atlantic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 29-30.
[72] Kenneth Morgan，Bristol and the Atlantic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 33.
[73] Andor Gomme，Michael Jenner，and Bryan Little，Bristol：an architectural history，London：Lind Humphries，1979，p. 94；Roger H. Leech，The Topography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Bristol，Part I，Bristol：Bristol Records Society，1997，pp. xx-xxvii，119-162；Morgan，pp. 7-9.
[74] Captain [Woodes] Rogers to William Dampier，circa 1695，as excerpted in William Dampier，Dampier’s Voyages，Volume II，John Masefiled，ed.，London：E. Grant Richards，1906，pp. 202-203，321-324.
[75] Christopher Lloyd，William Dampier，Hamden，CT：Archon Books，1966，pp. 15-16；Dampier，pp. 202-203，321-324.；David Lyon，The Sailing Navy List，London：Conway，1993，p. 26.
[76] Joel H. Baer，“William Dampier at the Crossroads：New Light on the ‘Missing Years，’ 1691-169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Vol. VIII，No. 2 （1996），pp. 97-117.
[77] Bryan Little，Crusoe’s Captain，London：Odham’s Press，1960，p. 19.
[78] 我们知道他在一七○八年前，因为渔业贸易的关系去过那里。资料见Woodes Rogers，A Cruising Voyage Around the World，Originally published 1712，New York：Longmans，Green & Co.，1928，p. 99。
[79] W. N. Minchinton，The Trade of Bristo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Bristol：Bristol Record Society，1957，p. 6.
[80] “Poole，”“Trinity Harbour，” and “Old Perlican” in Encyclopedia of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St. John’s，Nfld.：Memorial University，1997.
[81] J. K. Laughton，“Whetstone，Sir William （d. 1711）”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Bryan Little，Crusoe’s Captain，London：Odham’s Press，1960，pp. 19-20.
[82] Andor Gomme，Michael Jenner，and Bryan Little，Bristol：an architectural history，London：Lind Humphries，1979，pp. 96-98；Bryan Little，Crusoe’s Captain，London：Odham’s Press，1960，pp. 22-23.
[83] J.K Laughton，“Whetstone，Sir Willaim，”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David Syrett （ed.），Commissioned Sea Officers of the Royal Navy 1660-1815，London：Navy Records Society，1994，p. 983.
[84] Wikipedia，“Charles II of Spain” and “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 online resource，viewed 10 January 2006.
[85] G. J. Marcus，A Naval History of England，Volume I：The Formative Centuries，Boston：Little，Brown & Co.，1961，pp. 221-223.
[86] Bryan Little，Crusoe’s Captain，London：Odham’s Press，1960，p. 22.
[87] Oxford Dictionary；David Syrett （ed.），Commissioned Sea Officers of the Royal Navy 1660-1815，London：Navy Records Society，1994，p. 983；G. E. Manwaring，The Flower of England’s Garland，London：Philip Allan & Co.，1935，p. 93n.
[88] Notes & Queries，Volume 149，Number 22，28 November 1925，p. 388；Newton Wade，“Capt.Woodes Rogers，” Notes & Queries，10th series，Number VIII，No. 207 （December 14 1907），p. 470.
[89] G. E. Manwaring，The Flower of England’s Garland，London：Philip Allan & Co.，1935，p. 93.
[90] William Hogarth，Woodes Rogers and his Family （1729），oil on canvas painting，National Maritime Museum，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