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商人如何让希腊文明的某些方面引起蛮族部落酋长们的注意，在诸如地中海世界的森林地区，如斯基泰人、北部意大利和高卢人（参见第101页和102页）。由于更接近爱琴海中心，所以马其顿带有更深刻的希腊生活方式色彩而作为希腊文明腹地前沿。这个过程如何发生是相当模糊的，因为其他毗邻国家，如马其顿，经常能够从文明边界的地理位置中获益，通过建立领土面积更广阔、军事力量更强大的国家。当用文明的效率组织起来时，这些国家就能够征服古老文化中心附近那些较小的敌对国家。
马其顿征服
马其顿国王把他们的宫廷变成了希腊文明方式的学校。例如，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作为尊贵的客人在马其顿王宫滞留了很长时间，亚里士多德担任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毫无疑问，马其顿国王由衷地崇拜希腊文明。但是他们的希腊化[1]政策还有另外的优势。年轻的马其顿贵族来到王宫，自然地接受了希腊方式；但是这样做了之后不久，他们就发现，除了在王宫和为国王服务之外，他们不能过这种生活。其原因是马其顿乡村由顽固的自由农居住，他们的首领可能真正带领他们走上战场，但是不能从他们那里榨取沉重的地租和劳役。因此，森林地区的贵族没有现金收入来源，如果输入希腊物品，私人支付就需要这种现金。从矿山和沿海被征服城市取得现金收入的君主能够进口文明生活所需要的奢侈品，赏赐给为国王服务的仆人。马其顿国王以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个忠诚、服从但傲慢的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
当国王的这些官员承担传授马其顿农民希腊方阵战术时，他们很快就建立了一部非常有效的军事机器。马其顿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吃苦耐劳，性格坚毅。他们还习惯于服从上级，这些上级首次愿意跟随国王，放弃地方性的深刻宿怨，这些宿怨曾经使马其顿贵族变得完全桀骜不驯，不服约束。马其顿国王腓力（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是第一个从国家内部新力量中全面获益的人。他征服了周围的蛮族土地——伊利里亚、色雷斯——然后把侵略矛头指向希腊。他的军队所向披靡，但是在他儿子亚历山大（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指挥下，马其顿军队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
亚历山大的生涯把希腊主义引向东方。公元前334年，他的军队发动反对波斯的战争，到处显示了希腊方式的胜利。公元前330年后，当波斯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被部下杀死，亚历山大声称是其合法继承人及弑君者的复仇人。但是他没有放弃作为城市创立者的角色——以希腊模式为基础，和希腊英雄理想的榜样。亚历山大企图征服世界，但是当他疲惫的军队向东横扫波斯帝国并入侵到印度西北部，拒绝向前进入恒河流域时，他感到极其失望。经历艰难的返程后，在此期间，亚历山大及其军队沿着印度河而下，到达印度河河口，然后登陆到达巴比伦，曾经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却突然死于发热（公元前323年）。
亚历山大带领军队发动伟大的远征12年后，突如其来的病故成为部将分裂的重要信号。他的遗腹子和继位人就是早期牺牲品之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三个或多或少稳定的王国出现了，每个王国由马其顿将军的后裔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亚洲的塞琉古王国和马其顿的安提戈尼德王国。在这三个王国中，托勒密埃及最为强大。作为一个海上强国，托勒密王朝与安提戈尼德争夺爱琴海的控制权；在陆上，他们与塞琉古王国争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霸权。
希腊移民
托勒密帝国和塞琉古帝国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希腊移民。成千上万的希腊人随着亚历山大远征纷纷走出故乡，希望在异国他乡寻找财富。有些人变成了政府官员和行政管理者，其他人则服务于军队，还有些人变成了特定军事殖民地的农民。但是大多数人变成了城市居民，在政府、商业和其他自由职业中从事各种活动——商人、医生、建筑师、书吏、包税人、职业体育竞技者、男女演员等。
大规模移民既是希腊本身经济衰退的表现，也是它的原因。亚历山大东征后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听说了荒芜的田园和废弃的房舍。越来越多的希腊乡村被公民农民放弃，奴隶和外邦人取而代之。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变化使希腊社会符合古老的中东社会类型。希腊文化第一次繁荣时期曾经普遍存在的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消失了。城市上层（其中许多人现在都变成了地主，从乡村收取地租）与粗鲁农民之间的社会差别和心理隔阂扩大了，而且无法逾越。城市贫民与越来越控制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富人、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鸿沟几乎一样巨大。
中东地区已经熟悉了这种社会的两极分化。的确，这正是文明的代价，由于技术对生产和运输的限制，使一些人必须向外移民，以便其他人有闲暇创造高级文化并使之精美化。古典时代本身也没有真正摆脱这种限制。雅典在其鼎盛时期曾经向爱琴海和黑海沿岸的弱小国家施加压力。雅典公民为了公共集会而不是为了私人消费，而共同利用他们的优势、财富和闲暇。但是对遥远地区的剥削不一定比地主对附近农民的压迫小；一个有教养的地主及其仆人、随从、教育家和其他职业服务的提供者组成的社会不一定比势均力敌的帝国共同体更具有人性或更文明开化，这些势均力敌者之间的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永无止境的贡纳和抢掠，以及作为臣民的行政管理者和法官所获得的收入。
当希腊文化终于成为主要依靠地租或者政府工资的城市上层阶级的财富时，它就变得更加准备随时出口。形成雅典或斯巴达那样的城邦需要非常特殊的形势。但是任何地主，只要他拥有足够的现金收入，那么他就能够接受希腊教育，学习希腊人的举止，在各个方面变成一个希腊人，而无须改变他所在社会共同体的社会结构。
因此，当这些希腊人穿越中东时，希腊文明在本土渐趋城市化、上层阶级化的特点促进了它在长期占据当地支配地位的地主和其他人的外部世界中传播。包括裸体运动者、舞女、哲学和诗歌等内容的希腊生活方式，对许多人都有强烈的吸引力。一旦新手接受了适当的希腊教育和整套行为方式，那么希腊人通常还是愿意接收这些新成员进入他们的圈子。即使比较卑微的人也认为学习希腊语是方便的或必要的，希腊语迅速变成东地中海地区占支配地位的语言，在亚历山大胜利之后的两三个世纪里，它就取代了阿拉美语。
宗教变化
最初，似乎一切都进展顺利。中东各民族从希腊借鉴了艺术风格，但征服者从臣民生活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崇拜或模仿的东西。但是，文化借鉴很快就变成了双行道。特别是，城市底层居民发现，中东的宗教比他们从希腊传统中获得的任何东西都更足以解释世界。再也没有人很严肃地对待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对众神的崇拜与公共仪式和全城邦的庆典纠缠不清地联系起来了，地中海沿岸大城市的穷人和卑微者需要一种宗教，它在一个个人不幸的时代抚慰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期盼更美好的前途，如果不在今生，那么就在来世。
受过教育的绅士们也许仍然更喜欢哲学家的悉心探究，虽然哲学家之间具体情况差别很大，但是他们都认为智慧需要人类克制极端，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过分在意，最不应该因为在意而让某些外界的纷繁扰乱了个人的内心平静和自我克制。只要生活不出现严重的危机，那么在一个公共事务掌握在遥远的君主及其臭名昭著的官员手中的时代，这不失为私人生活的良方。但是当灾难降临时，对东地中海的希腊化绅士来说，这意味着残忍的罗马士兵和总督蹂躏他们的家园，征收超过他们承受能力的税赋，敲诈更多的贿赂和赎金，哲学的慰藉遥不可即，而且冷冰冰，没有效果。在这些情况下，上层阶级也开始感到需要更人性化的、更激情的信仰。
几种融合了希腊和中东因素的宗教满足了这种需要。少数希腊人被仍然保持了全面活力和信念的犹太教所吸引。但是遭人憎恨的、虔诚的犹太人不喜欢希腊的某些习俗——特别是体育比赛中的裸体极大地震惊了犹太人的感情——这使得这两种文化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其他宗教，如密特拉教和塞拉匹斯神（Serapis），都更灵活，使希腊与中东思想和宗教仪式能够紧密结合。因此，甚至在罗马征服急剧改变东地中海的政治秩序之前，全面返回对世界的有神论解释就在希腊人中已经变得很明显了。
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
中东与希腊文化第二个富有成果的交流出现在天文学领域。几个世纪以来，巴比伦的天文观察者已经积累了精确的观察记录，如彗星，他们还发展了通过球面网格确定天体位置的可行方法。当希腊人发现这些天文观察记录时，他们通过建立天空几何模型而急迫地着手研究巴比伦人的数据。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库斯（约卒于公元前230年）提出了地球绕着太阳运转的假设，但是由于星视差太小，利用当时的仪器观察不到，因此，这个观点被放弃了。而尼西亚的喜帕恰斯（约卒于公元前126年）提出的观点则成为此后许多世纪里的标准。他假定恒星和行星都被包含在不同的透明球体中，这些球体以相同的速度围绕地球运转。为了解释行星明显有规律的逆向运动，他假定一个较小的球体表面携带炽热的行星，围绕以地球为中心的球体表面的一点旋转。因此，被观察到的运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运动的总和，这两种运动有时朝着相同的方向进行，有时互相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这个体系具有其优势：任何新的观察结果都可以通过发明另一个球体而被囊括进去，新球体的大小、运行速度和轴心都能被调节，以产生被观察到的现象。
我们过于沉迷于哥白尼的天文学成就，以致也许难以理解人类接受这种天体运动的几何解释的热情。今天，这种复杂的机械论似乎是根本难以令人相信的；但是当时和后来许多世纪里打动每个人的是这个体系的数学精确性，它确实能够预测行星的运动。事实上，确定在天空漫游的光的位置的能力，从而发现自己在未来某个特定时间的位置（或者他们过去所处的位置），这似乎是整个体系正确性的保证。
希腊化时代天文学的成功由于被应用于占星术而得到了加强。占星术的基本观点是，天空中行星的轨道变化预示着地球上相应的事件的发生。希腊数学与巴比伦天文观察记录结合后，估算任何时间（过去和将来）的行星位置事实上已经变得可能了。由于掌握了这种技巧，预测地球上将来发生的事情就似乎是可能的。假设某人出生时辰行星的位置将影响其终生，所以一次预测将为任何人指点未来。这似乎对当时不懂数学的普通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主要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新兴的占星术就受到了广泛而持久的欢迎。从互惠的角度看，那些需要正确地从事占星活动的人在此后时代里使数学的天文学保持了活跃状态。在罗马时代，天文学家托勒密（公元2世纪）把希腊的数学天文学编辑成一本书，我们通过它的阿拉伯语译本称之为《天文学大全》。不久，盖伦（约卒于公元200年）为后人编辑了希腊的医学著作，正如欧几里得（约活跃于公元前300年）早已为几何学所做的工作一样。
希腊化文化的其他方面都背离了希腊传统，但是没有走上全新的发展途径。如建筑和雕刻、城市建设规划、堡垒修筑技术等都是如此。文学倾向于学术化——充斥着引经据典——或者矫揉造作，只受到傻乎乎的牧羊人等的欢迎。历史学被贬低为雄辩术的一个分支，而雄辩家对华丽辞藻的偏好超过深刻思想。当然，这种优雅和矫揉造作只吸引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贫穷而粗俗的人在哑剧里找到了类似文学的声音。这是一种大众戏剧，保留了雅典戏剧传统中一些粗俗淫秽的成分。
罗马的兴起
随着罗马首先征服马其顿和希腊（公元前146年），接着征服塞琉古亚洲（公元前64年），最后征服埃及（公元前30年），东地中海地区的民族和文化增加了新的重要政治成分。罗马以意大利中部拉丁城邦联盟的领袖身份开始它的政治生涯。随着贵族共和国的建立（公元前509年），伊特拉斯坎国王统治时代结束了。共和国首先致力于维持简朴的拉丁人农业生活方式，以抵制希腊和伊特拉斯坎文明的腐蚀。一个多世纪里，罗马人投身于边界战争和缓慢的扩张领土，但是偶尔也遭受失败，正如当一股抢掠的高卢人进攻并几乎攻陷罗马城时（公元前390年）。此后，扩张开始变得异常迅猛，到公元前265年，亚平宁山脉的意大利南部都被统一于罗马的统治之下。
罗马的成功部分地依靠人数众多、吃苦耐劳的农民，他们严守纪律，由铁石心肠、意志顽强的贵族指挥，这些贵族长期对所见的更文明邻居的奢侈品和腐化生活持怀疑态度。此外，意大利土著各族只是被组织成松散的部落和居住区域，有时有明显的城市中心，有时没有。没有顽固的地方自治阻碍罗马人加紧对这些民族的军事和政治领导权，特别是由于他们已经熟悉在当地政治制度范围之内的联盟。因此，在一个城邦政府领导下，统一意大利就可能不会有太多困难，而希腊人内部不断地争斗，从未力图把地方忠诚与稳定的附属人口联合成更大的政治整体。
罗马的兴起导致罗马与北非的帝国城邦迦太基之间的冲突。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互相争夺了几个世纪的西西里是双方争夺的第一个目标。在能够打败迦太基之前，罗马不得不建造舰队，第一次变成一个海上强国。到公元前241年，迦太基人被驱赶出西西里。该岛屿变成第一个由罗马特命行政官员或总督治理的行省，每年向罗马交纳税赋。
公元前218～前201年，罗马面临的第二个更严峻的考验来临，迦太基杰出的将领汉尼拔从西班牙率领一支军队长途跋涉到达意大利。罗马力图击败汉尼拔，但是都失败了。在坎尼遭受严重失败（公元前216年）后，罗马人决定避战，但是保留了军队在战场，以便阻止汉尼拔的行动。迦太基人曾经期望被征服的意大利城市和民族发动反对罗马统治的叛乱。的确有少数城市欢迎汉尼拔，把他当作解放者，但是大多数罗马臣民和意大利同盟者都更喜欢罗马主人而不是迦太基主人。因此，虽然汉尼拔在意大利停留12年中从未在战场上遭到失败，但是最终被迫撤退，因为通过煽动北非土著发动反对迦太基主人的叛乱，罗马的机动军队开始向汉尼拔发动反攻。在北非的扎马，罗马人及其盟友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202年）。他们迫使迦太基接受屈辱性的和平，西班牙从迦太基转入罗马统治之下。从此，罗马人在西地中海再也没有对手了。
长期的战争给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构成罗马军事力量骨干的小农遭受了特别沉重的打击。因此，罗马城邦宪政发展改变了方向。直到与迦太基的战争为止，罗马政府由两个不同的民众大会选举出来的执政官掌权，而第三个民众大会则通过法律。这种模糊的制度被元老院统一起来，元老院是给予官员的行为以真正连续性的机构。国家的所有重大事务，执政官都必须与元老院协商，而且很少违背元老们的建议。旧贵族家族控制了元老院，但是通过选举而当选为重要行政官员的“新人”也可以进入元老院。这在汉尼拔战争之前为平民（拉丁语：plebs）提高了政治重要性。
这场战争改变了罗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汉尼拔战争初期，平民领袖经常遭到失败，罗马被出身旧贵族的将军所挽救。这就导致对平民领袖的不信任。当小农在战争之后也离开土地时，平民出身的政客也失去了政治支持。而将军开始形成最重要的政治领袖集团。他们的权力依靠部下不断增长的个人忠诚。但是元老院暂时仍然掌握着重大权力，因为只有得到元老院的批准，执政官才能被任命为将军（拉丁语：imperator），拥有合法调集军队和进行战争的权力。政治生涯最终依赖取得元老院好感，以便取得军事指挥权的能力，其次就是收买士兵，以便强迫执政官和国内的元老们为己所用，以便提高将军的政治生命力。军队指挥官、士兵、元老院也常常都认为，把军队布置在远离国内的地方去忙于战事是件好事。因此，罗马开始经常发动战争，而且很少有正当理由，更多是因为国内的困难，而不是因为来自国外的危险。
共和国的解体
罗马与东方的战争接踵而至；但是半个世纪里，元老们放弃了对东地中海希腊化世界的直接政治控制，当马其顿（已经在战场上被打败过3次）被划归罗马的一个行省，希腊最后一次被外国征服者“解放”时，这种政策于公元前146年放弃。罗马总督、士兵和税吏很快就熟悉了希腊化世界的精致和奢侈。随着抢掠而得的新财富，新的风尚也来到了罗马。与此同时，罗马社会贫富之间发生了灾难性的悬殊变化，这类似于3个世纪前伯罗奔尼撒战争带给希腊的危机。
指挥着越来越多职业化士兵的将领之间的内战加快了军事独裁降临罗马国家的步伐。高卢的征服者、罗马下层阶级的领袖尤利乌斯·恺撒（卒于公元前44年）是第一个短暂地攫取并掌握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的人。他改组罗马政府的意图招致了元老们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他是专制君主和篡位者，因此，把他刺杀在元老院的楼梯上。但是他们为了恢复共和国的行为只是将罗马世界推进了另一轮内战，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从内战中脱颖而出（公元前30年）。
由于赢得了地中海无可争议的霸权，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开始借用政敌的口号，宣称已经“恢复了共和国”。他的确恢复了共和国的形式，甚至把一些行省的管理权交给元老院。但是奥古斯都小心翼翼地把军事指挥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有效地幕后控制选举，限制元老院的咨议权。但共和国政府形式没有被完全放弃，不过仅仅是因为皇帝（来自拉丁语“imperator”）力图避免伤害元老院的感情。
共和主义者的托词使国家权力从一个皇帝转移到另一个皇帝变得非常尴尬。世袭原则是对共和理论的践踏，因为共和理论坚持自由选举政治领袖。但是，在位皇帝指定继承人的习惯通常运行良好，因为所有人都害怕爆发内战。因此，奥古斯都胜利后的200多年里，罗马世界内部保持了和平，除了一个灾难性的年头（公元69年），不同军队的士兵提出了3个皇位继承人，并在帝国腹地发生了皇位继承争夺战争。边境战争持续进行，例如，奥古斯都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和多瑙河；皇帝克劳迪乌斯（公元41～54年在位）开始征服不列颠；图密善（公元81～96年在位）占领了上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日耳曼人的土地；图拉真（公元98～117年在位）征服了达契亚（现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两次激烈叛乱也使罗马军队前往镇压（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对东方帕提亚的大小战争、对北方日耳曼人的战争，都使罗马军队避免了懒惰。但是这些战争对罗马帝国内部影响很小，帝国内部普遍享受着空前绝后的和平和稳定。
罗马帝国的希腊文化
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罗马帝国经历了大量希腊文明西传到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过程。的确，拉丁语而不是希腊语成为这些地区普遍使用的语言，所以正是披上拉丁语外衣的希腊化文化扎根于西方各行省之中。雕塑家学会了同时代的希腊化雕塑的各种技巧，但是罗马强调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这赋予罗马雕塑自身的特点。同样，在文学方面，卢克莱修（卒于公元前55年）、西塞罗 （卒于公元前43年）、维吉尔（卒于公元前19年）——只列举最杰出的——把拉丁语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表现希腊哲学、修辞学和诗学的语言。但是拉丁语从未变成希腊语。因此，拉丁文学和思想一直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即使当它们忠实地模仿希腊或受到希腊样板的启发时。
在帝国行政管理机构内部，帝国的各个行省被组织成一系列城邦，每个行省都拥有当地的公共组织制度、建筑和政府程序，这些曾经构成希腊和早期罗马生活存在的基础。在长期的罗马和平中，行省城市权力多被当地地主所控制。他们在文明精致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农民不仅耕种土地，而且向地主交纳地租。高雅风度和一定程度的自满及文化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有相对少数的人了解或创造伟大的地中海世界高水平的希腊—罗马文化，这些文化受到少数人的喜爱，他们的安全依赖于守卫边境、服从遥远甚至从未见过的皇帝命令的士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平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确令人吃惊，非军事化的地主阶级的社会特权地位没有遭到挑战，直到公元193年，内战和蛮族入侵开始给帝国带来严重威胁。
起初，罗马帝国统治使大多数地方制度保留下来了。但是，从程度上看，跨越旧管辖边界的商业区更加重要，管理这种事务的新法律制度就变得必要了。罗马行政官员在使法律原则精细化方面起了带头作用，这些法律原则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当皇帝卡拉卡拉企图向更多的人口征税时，他宣布每个自由人都必须算作罗马公民（公元212年），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罗马法变成帝国境内普遍适用的法律。
这套法律制度的中心概念是人类关系必须由契约加以约束，这种契约自由地订立，在法庭上具有法律效力。第二个基本观念是任何形式的财产必须有唯一的、明确的所有者，他拥有订立这种契约处理这些财产的全权。这显然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且是为了一个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变动取决于他所订立的契约的社会而制定的。第三个原则宣称，政治权威可以任意地制定新法律。这意味着整个法律体系能够随着时间持续发展，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
罗马法的效率和灵活性的确有助于维持帝国作为一个实际的社会经济整体，无论公元193年罗马和平被破坏之前还是之后。虽然欧洲许多地区的习惯法后来取得了司法管辖权，但是每当需要的时候，罗马法的原则就能够而且的确被复兴。这极大地促进了后来的商业复兴，是罗马帝国留给现代最持久的遗产之一。
基督教
在公元纪元最初的两个世纪，希腊文化表面下的罗马生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罗马与它兴起之前就已出现在历史舞台的中东、希腊文化之间的联系继续快速地进行。随着迅速发展的官僚机构、税吏、法律制度、驿站和常备军，罗马向古代中东帝国管理的榜样借鉴了大量经验。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宗教，因为正是在这几个世纪里，基督教——把犹太和希腊因素与新的最有说服力的天启联系起来的信仰——形成了一种注定要千百年来主宰人们思想和感情的力量。但是，直到公元2世纪后，基督教以及与它竞争的各种为艰难时代提供灵魂救赎的“神秘宗教”仍然是相当模糊的，因为从基督教《福音书》中找到安慰的是城市的穷人和贫寒者。
虽然基督教《福音书》用希腊语传授，而且圣保罗（约卒于公元64年）关于原罪与赎罪的一些警句在希腊人中引起了共鸣，但是基督教基本上是中东地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分支。早期基督教徒对“上帝”和灵魂得救的关心、对世界末日的迫切盼望等，都根源于犹太人，新宗教的这些方面比抽象的三位一体或其他希腊特色带有更强烈的情感力量。
对基督教传说的这种分析不应掩盖下列事实：《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简单描述的事件产生了新的巨大吸引力。耶稣及其门徒明确期望上帝尽快地干预人间事务，拥有惩恶扬善的力量。但是当罗马当局在耶路撒冷逮捕耶稣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时（约公元30年），乍一看来，这些期望似乎被证明是虚幻的，但是不久，当“使徒们”聚集在一个“楼梯间”时，他们突然再次感到“主人”仁慈的存在。这似乎是耶稣的死不是终结而是开端的绝对证据。怀着重新燃起的巨大希望，他的信徒断定，不久耶稣就将荣耀地重返人间，进行盼望已久的“末日审判”。正如过去所预知的，他们的朋友和主人耶稣的确是“弥赛亚”（救世主），他受上帝之委派，拯救所有遵循其教诲的人，并返身到烈火浓烟之巅，对活着和死去的人进行审判。
这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相反，使徒们兴奋地议论，并力图对每个愿意聆听过去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人进行解释。围绕这个令人兴奋的信息的少数忠实信徒，基督教历史上的广泛结构逐渐形成了——这是一个惊人而震撼世界的过程，类似于此前佛陀、孔夫子或人类任何伟大导师所引起的行为变化。
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的基督教经历不同于其他伟大宗教。从一开始，学识渊博和令人尊敬的犹太人就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观念。只有少数犹太人承认新的福音。但是圣保罗和其他人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希腊化城市里找到了自愿的听众。那些长期向往救世主但不承认犹太教仪式规则的人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是完全可信的。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决定，这些皈依者无须服从犹太教的律法。对一个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来说，信仰基督（一个希腊词语，意思是“涂油膏的人”，等同于希伯来语中的“弥赛亚”）、改变生活的方式就足够了。因此，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基督教徒在公元66～70年犹太人叛乱中逃离时，东地中海希腊语城市中的基督教团体就完全成了他们与犹太教联系的中介。没有任何伟大的宗教在早期经历如此重大的环境变化，因为希腊人的思想和宗教遗产根本不同于犹太人，但是异教徒皈依者必然带来许多以前的习惯和思想。
特别是，神性与人性归结于一个人是希腊人完全熟悉的观念。耶稣基督既是一个人，又是上帝之子因而也具有神性的观念，对具有希腊思想和讲希腊语的皈依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基督的神性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同样，希腊人的逻辑推理习惯要求“上帝”与“圣父”、“上帝”与“圣子”、“上帝”与“圣灵”之间的关系必须更明确地予以界定，因为圣灵一直下凡并鼓舞基督教徒集会，正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圣灵曾经到耶路撒冷向使徒们显灵一样。三位一体的精微教义就是由此衍生出来。但是在抽象的教条变得非常重要之前，基督教徒觉得需要一部耶稣人间生平的可靠记录。四部《福音书》因此于公元70～100年间编撰而成，每部记载了耶稣的不同言论和事迹。此后不久，圣保罗的书信和其他几种先知书也被收集起来，编辑而成《新约》。每周阅读这些神圣典籍和犹太教的《圣经》，并在一起吟唱圣歌，举行宗教仪式上的聚餐，以纪念耶稣与他的门徒的最后晚餐，这些都维持了不断扩大的基督教团体的信仰。
这些团体成员之间自愿互助，特别是在生病或其他异常困难时期，是早期基督教会另一个强大的支撑。尽管罗马统治者的怀疑必然把它看成半秘密社会，因为它宣传世界末日的早日到来和罗马统治的崩溃，但是基督教会仍然吸引了穷人和一无所有者。
基督教的成功和希腊异教精神基本消失，是希腊文化最终丧失扩张能力的一个标志。但是，到那时为止，亚洲和欧洲各民族已经转化、借鉴并把希腊文明的某些方面改造为自己所用。这个过程的回音延伸到印度甚至远至中国。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考察希腊文化胜利时期这些文明的发展，并从整体上概括这些文明社会的成就对蛮族世界的影响。
[1]希腊化是一个混乱的术语。我们的词汇“希腊”来自罗马的用法，古代希腊人遇到罗马人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词汇。当古代希腊人想称呼全体希腊人时，他们使用“希腊人”这个词。所以，“希腊的”意指或归属于古代希腊人，“希腊主义”常常被用作他们的文明的简称。但是，“希腊化”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变成古代希腊的，“希腊化的”意味着相似的，但不是真正地等同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