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发动叛乱，反抗自公元前546年居鲁士大帝从吕底亚国王克洛索斯手里夺取小亚细亚以来已经承认的波斯统治。5年后，叛乱被镇压。爱奥尼亚沿岸最大的城邦米利都被攻占。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第一轮战争中的胜利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不满，因为两个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里特里亚竟敢暗中派遣战船驶过爱琴海，支援反叛者。公元前490年，波斯发动了一次惩罚性远征，洗劫了埃里特里亚，但是没有占领雅典。当时，波斯人在距离雅典26英里远的马拉松登陆，企图煽动雅典内部叛乱，从而打开雅典的城门。但是这个阴谋失败了。当波斯人重新登上船只时，雅典人发动进攻，在马拉松赢得了一次漂亮的胜利，一名军士经长途奔跑把获胜的消息带给了雅典（由此才有了我们现代马拉松比赛）。因此，当波斯舰队真的出现时，雅典的叛国者毫无动静，气急败坏的入侵者只得撤离了爱琴海。
这些冲突只是波斯征服欧洲的希腊系列计划的前奏。公元前480年，大流士之子和继承者、波斯国王薛西斯调集帝国陆军大约6万多人企图实施这个计划。为此波斯人作了精心准备。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架设了浮桥，在爱琴海北部沿岸设立了许多储藏后勤物资的据点，还派遣外交使节去劝诱希腊人投降。许多城邦和影响很大的德尔斐神庙的神谕决定在为时不晚的情况下接受波斯的条件。但是大约20个城邦组成了以斯巴达为首的松散联盟，拒绝投降。一支斯巴达军队在北部的温泉关（Thermopylae）企图阻止波斯军队，但是没有成功。随后，薛西斯的大军继续向南行进，雅典人被迫撤离城市，雅典城遭到波斯侵略军的抢掠和焚烧。
但是如果希腊人不屈服，那么这种胜利就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一个敌对而被蹂躏的地区，波斯军队面临后勤供应的巨大困难。因此，薛西斯力图通过进攻停泊在雅典西边萨拉密湾的希腊舰队，使希腊局势恶化。在萨拉密岛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海湾里，波斯舰队的数量优势不能发挥，因此，希腊人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480年）。经过这次失败后，薛西斯决定带领大部分军队撤退到波斯，因为在希腊无法得到足够的后勤物资，以供应全部军队在希腊越冬。
次年春天，人数急剧减少了的波斯军队在普拉塔亚与希腊城邦联军遭遇，希腊再次取得胜利（公元前479年）。与此同时，雅典把战争引向爱琴海对岸，雅典军舰的到来鼓励了大批爱奥尼亚城邦反叛波斯。
波斯人再也没有对希腊展开全面进攻。敌对状态持续到公元前446年。希腊城邦联盟几乎每年初夏都派遣一支舰队袭击爱琴海沿岸的波斯据点；到了秋天，这支舰队才返回，几乎每次都取得一些新战果。雅典在这些行动中起着领导作用，因为波斯入侵威胁解除之后，希腊世界最大的陆上强国斯巴达立即拒绝继续积极行动。
雅典海战的后果
海战的无限延伸给雅典城邦内部力量平衡带来了重大变化。财富很少或一无所有的公民能够一直充任战舰的划桨手。因此，他们为城邦提供了兵役，这与在陆军方阵中服役一样重要。换句话说，即使以前不能购置方阵作战所需装备的最贫穷公民，舰队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角色。此外，对大多数雅典公民来说，城邦为划桨手支付工资，加上从新占领城市中获得比较丰厚战利品的机会，这些都变成他们非常欢迎的额外收入。
在波斯大举入侵前，雅典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民主城邦。但是比较贫穷的公民的投票权最初没有保障，这是贵族政客从较低阶层中寻找新支持的结果，而不是穷人自己任何有效力量或组织的结果。但是当为舰队划桨变成夏季正常职业时，穷人就可以发挥军事作用，这赋予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的发言权。民主制度因此首次变得稳定。过时的农民—步兵被推向雅典政治生活的边缘。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城市太远，无法参加日常公民集会，当舰队在国内时，城市穷人经常无所事事。
不久，雅典对侵略性海战的迫切追求震惊了希腊一些更保守的城邦。例如，公元前467年，纳克索斯岛拒绝派遣船只和水手参加通常的反对波斯的战争，雅典人把这种行为解释为叛国，掉转武装攻打纳克索斯，结果打败了岛上的人，确定其货币纳贡数量。后来，其他盟友也被雅典以同样的方法对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起初为了反对波斯的城邦自由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鼎盛时期它控制了爱琴海沿岸5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
尽管雅典公共生活有民主政治形式，但是雅典的领袖和将军一直来自贵族家族，他们自称政治精英。即使像伯里克利那样的政治家也不例外，公元前460～前429年，他左右着雅典的政治局势，并将他的名字赋予雅典最伟大的时代。他去世后，在反对斯巴达及其盟友（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长期而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农民—士兵与无地的战舰划桨手之间利益分歧非常严重，旧的贵族体制建立。因此，伯里克利被能干但臭名昭著的平民克里昂继承。克里昂在战争中阵亡（公元前422年）后，贵族专制统治就从未被完全恢复过。
一个更具潜在意义的变化是公民对城邦的忠诚度降低了。整个希腊世界都能感觉到这种变化，要求并允许几乎每个成年男性公民既耕作又在方阵中与同伴一同作战的旧体制，让位于更加复杂的分化为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士兵、水手、奴隶、外邦人、地主、小佃农等不同集团的社会。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过程。每个城邦（甚至雅典内部）的富人和保守者都倾向于支持斯巴达，而民主派则同情雅典。由于为了某个派系利益的外来干涉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叛国的引诱和机遇增多了。私人利益和思想必须服从城邦整体利益的旧观念无法抵制这种压力。由于派系斗争恶化为恐吓、暗杀和流放，所以希腊一个又一个城邦内部失和。
古典时代
但是在城邦世界内部分裂之前，从公元前480～前479年薛西斯入侵的大灾难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将近50年里，希腊世界特别是雅典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它的时间和地理范围之集中、表现之完美，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时代。
在神奇地战胜波斯帝国皇帝之后，希腊人终于对自己及其生活方式充满自信。他们再也不敬畏东方的奢华和神秘智慧了，希腊人变得高度自信，并迫切地探索世界的本原及其表达，特别是雅典人，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其他希腊人，认为自己能够把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互相支持，继续向前发展。毕竟当雅典在海外赢得并继续赢得这种成功的时候，谁能怀疑雅典制度的基本公正和突出呢？但是谁能怀疑从突然变成东地中海主人的一个城市中汇聚的新经验、新产品、新观念中会学到很多东西呢？雅典人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对现状表示满意，渴望探索未来的任何新事物。受极度膨胀的自信所感染，他们开始将希腊文化各个方面都赋予古典表达：戏剧、哲学、历史学、雄辩术、建筑和雕刻。
戏剧
在希腊几个城邦里，戴着面具的合唱队演唱纪念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山羊之歌》，但是只有雅典把这些初级的开端发展成悲剧艺术。公元前5世纪，音乐、舞台背景、服装和舞蹈都变得更加精细了。当合唱在盛大的狄俄尼索斯节上变成竞赛时，它就需要长期排练。领唱与合唱队之间的轮唱发展为戏剧对话。不久，两个男主角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多达三个。随着这种发展，合唱队退出了舞台中心位置，扮演次要角色，评价、警告或者为了烘托戏剧表演气氛，戏剧的主要线索现在由男演员来表现。
古代雅典的悲剧表演展现了高尚的场面。所有男性公民都能自由地观看，因为节日仍然被认为是公共祭祀行为。每次悲剧表演的开支都由富人资助，他们从竞赛获胜的奖品中得到满足。即使最愚钝的公民也能够对舞蹈、歌曲和对白做出回应——因为对白是由合唱队吟唱，演员的台词也合辙押韵。希腊戏剧的这些内容都没有保留到现代。所有幸存下来的只有少数剧本，以及其他大量剧本的残篇。但是这些残篇仍然唤起人们对它们的崇敬，一是因为它们的诗歌的力量，二是因为它们表现的思想。这种崇敬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真诚的，因为古代雅典悲剧作品的诗歌拥有流传下来构思故事的传统仪式优势，这些故事直面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为此，它们触及了激发永恒兴趣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主题对全人类都有普遍意义。
在古代“山羊之歌”的显著转变过程中，三位伟大诗人发挥了作用：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5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或480年～前406年）。因为他们的题材都是有关神与人类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从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我们称之为神话，但是希腊人自己认为这些都是古代历史。悲剧诗歌似乎可以自由地改编传统故事，如果它适合他们的目的，他们就这么做。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和想象力，甚至更自由地试图解释神与人类、命运与自由意志、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之间的关系——这只提及了他们涉及的众多主题的少部分。
虽然三大悲剧作家都忠于传统的形式，受到传统的限制，但是无须深刻地了解人们就能认识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开始失去探讨严肃的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功能。较早的诗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拥有与大多数观众一样的传统虔诚。通过给予观众悲壮而复杂的感情表现，通过带给传统道德和宗教思想以变化、调整、微妙化和怀疑，他们不仅没有破坏，而且扩大和巩固了传统观点的一般结构和有效性。欧里庇得斯不是这样。他生活的时代比较晚，传统认识已经在年轻的雅典人心目中褪色了。但是欧里庇得斯不得不取悦——或者假装取悦——公众，毕竟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认为是对宗教仪式的亵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通过提出一些习惯性的宗教虔诚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有利于展开故事情节，或者保存一种场景，在人类戏剧性程度上，欧里庇得斯经常以明显不同于油腔滑调和轻松的方式回答他的神圣使者，为生活的苦难提供神谕。
显然，已经发生的事实是，雅典知识精英的预期再也不同于雅典公民大众了。像欧里庇得斯那样的人再也不相信现实或狄俄尼索斯那样的神的力量了，作为一个悲剧创作诗人，竟然被要求参加狄俄尼索斯的庆典祭祀日！因此，不足为奇，欧里庇得斯之后，雅典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继承悲剧创作传统。相反，古典悲剧的复兴很快就变成了过去。新的戏剧创作被限定为喜剧，不提出人类的任何更深刻问题，与公元前5世纪悲剧作家能够而且渴望做的不同，戏剧作家只探讨人性的滑稽、焦虑、怪癖等。
哲学
哲学家接过了悲剧作家不再进行的工作。被假定为柏拉图的大多数著作的对话形式就证明了这一点。哲学对话的最大优点是它无须符合陈旧的习俗，也不必对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有吸引力。任何熟悉阿提卡半岛希腊人的、爱探究事物性质的、善于思考的、有空闲的人都能读懂柏拉图的著作：他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阅读或反复阅读对话，或者弃之如敝屣。但是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需要依靠大众的同意，或主管传统宗教仪式的官员的赞成。而戏剧诗人却受到这些约束。因此，当雅典的广大民众与最高级的思想家之间劝导性的、基本和谐的关系不再普遍存在时——已经妨碍了欧里庇得斯悲剧创作的一种情况——那么进一步研究人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就只能通过更私密的、更个性化的哲学对话媒介来进行了。
雅典不是早期希腊思想的重要中心。但是当它变成爱琴海的主人时，哲学家和其他外邦人都云集于此。雅典民众的性格是怀疑一切。因此，例如，伯里克利的私交、名叫阿那克萨戈拉的著名哲学家也因为渎神而被流放，他曾经提出太阳不是神，而仅仅是一块炽热的石头。
另一群智者，即诡辩学派则在雅典大受欢迎。他们的职业是培养青年的演讲技巧。当然，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里，善于辞令对政治生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能说服公民大会，那么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无法进行。但是当教师与学生开始思考和谈论措辞和辞令时，他们很快便意识到语言与论点具有一定的规则，而且它们自身也必须经得起分析。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发现。一些诡辩术者似乎认为，如果人类拥有智慧并敢于实践，那么通过完全掌握语言的逻辑规则及其运用，将揭示宇宙的所有秘密。
诡辩学派不相信纯粹的习俗和习惯。这种态度是破坏性的，因为按照冷冰冰的逻辑推理，既然一个城邦的法律不同于另一个城邦的法律，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个民族，那么城邦法律究竟有什么约束力呢？为什么一个勇敢的人不应该洞察习惯的邪恶、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通过精确的语言逻辑手段发现的事物本性基础之上呢？的确，为什么不呢？特别是，如果上述年轻人碰巧没有机会通过宪政程序而控制政府的某个政治派系或社会阶层。因此，主要是富家子弟才觉察到激进的诡辩学派的魅力，当诡辩学派挑衅维持公众生活法律的结构时。诡辩学派通过收回对城邦的忠诚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认为雅典模糊的民主派强加给他们的要求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的负担——特别是在与斯巴达的长期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前404年）。
与此同时，另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也沉迷于诡辩学派提出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叫苏格拉底（卒于公元前339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曾经应征入伍服役，担任过行政官员，他也不能说服自己相信雅典的法律和政府真正是公正的、明智的或者仁慈的。苏格拉底在公共广场与人辩论，只要对方够勇敢，在苏格拉底连续而有启发性的提问下，对方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和认识实际上是多么鄙陋。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来了解他，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几乎都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柏拉图的描述可能被润饰了，以便使苏格拉底符合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和偏爱。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卒于公元前385年）和历史学家色诺芬（卒于公元前354年）也留下了对苏格拉底的文字描述，与柏拉图的主角形象大相径庭。尽管模糊，但是清楚的是，与他的弟子柏拉图一样，苏格拉底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他企图利用诡辩学派的语言和逻辑推理工具支持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级制度和发现隐藏在习惯之后的普遍真理的标准。更不清楚的是，苏格拉底是否满意于他所找到的这种普遍真理。但是当公元前339年一群民主派政客指控他蛊惑青年和不信仰雅典的神而审判他时，他宁愿死亡也不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断言他必须首先而且一直服从判决，甚至不惜冒与制定的法律相冲突的风险，如雅典指控和判处他死刑的法律。
当苏格拉底根据雅典法律服毒自尽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还是一个青年。像许多围绕在苏格拉底身边、聆听他攻击暴发户伪善的其他雅典青年一样，柏拉图出身贵族，甚至声称是雅典早期国王的后裔。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对柏拉图来说，重大的问题一直是政治方面的：如何使事物井井有条，以便有德行的人能够统治国家，公正能够盛行。但是真正的改革需要真正的知识，如果没有知识，那么一个人的观点就不比另一个人的观点更好，而且难以避免剧烈的派系纷争，这种纷争正在使雅典走向分裂。为了这种知识追求，柏拉图献出了毕生。为此，他汇集了希腊早期各种思想流派，为后来西方哲学提供了大量术语以及核心问题，例如，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知识与观点的关系、理念与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些天真但是必要的问题，如真、善、美的性质。
柏拉图撰写了两部对话集，他在这两部对话集里描述了建立在真理和公正基础上的理想国家；但是当他试图把他的理念转化为实际时，他遭到了彻底失败。这发生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邀请柏拉图前往的政治家不能说服该城邦的年轻统治者转向柏拉图研究所提出的政体。到晚年，柏拉图似乎从知识和写作活动中找到了实际领导权的部分替代品，虽然他觉得他有权获得领导权，但是他严厉而不受欢迎的观点使得它们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不可能实现。他创办的阿卡德美学园变成了哲学、数学和科学活动的中心，它持续了900多年——比任何现代大学的历史都更悠久——其中大多数时间里，阿卡德美学园使雅典成为古典世界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在创立吕西昂学园前，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许多年里都是阿卡德美学园的成员之一。他理所当然地过着职业思想家的生活。太阳底下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太阳之上也是如此——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兴趣之外。他创立了一种综合性的、推理严密的哲学，为各种重要的事物提供温和的、常识性的答案，为追随者留下非常少的需要处理的未解决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城邦丧失了独立，希腊生活中的政治火花已经消失了。哲学越来越变成生活的指南，满足希腊世界富有而受过教育的人的需要。当哲学的中心任务变成为出身高贵的人确定合理的行为准则时，真正扰乱人心的新思想和新信息就变成了禁忌。随着这些变化，对探求真理的渴望——诡辩学派的雄心壮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终生对确定性的不懈探索，刺激亚里士多德渴求新知识的智慧——都消失了。因此，希腊哲学的伟大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哲学家所表达的思想，他们提出的关于世界本原、人类思想、信仰、知识的本质等问题，仍然萦绕在后人的脑海里，并且以一定的思辨性鼓舞后人思考真理的复杂性，较早的思想家和那些不熟悉希腊哲学传统的人对真理复杂性的认识从来不能与希腊哲学家相媲美。因此，通过利用人类理性理解世界的大胆努力不是徒劳的，这种努力由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哲学家们发端，公元前5～前4世纪，雅典热切地扩大并增强了这种努力，尽管最终在人类的理性中，信仰被磨损了，亚里士多德死后，人类的理性变得明显了。
科学、雄辩术与历史学
马其顿征服（公元前338年）使雅典的伟大时代结束之后，希腊科学得到了重大发展。但是，几何学和天文学受到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密切关注，亚里士多德非常有说服力地使物理学知识系统化了。与此同时，科斯的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创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医学学校，强调仔细观察和诊断疾病，不是把疾病的原因解释为恶魔附体——中东的通常观点——而是人体内部体液（称为“脾性”）失衡。
雄辩术在希腊教育中享有比较高的地位。在民主城邦，熟练的公共演讲是从政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公共演讲丧失了政治功能后，雄辩术仍然受人崇敬。雄辩术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纠正错误的规则，端庄优雅的演讲本身最终就变成了一种崇敬的目标，无论演讲者说了什么重要的内容与否。只有当雅典的主权终结后，雄辩术才衰落为礼节性的技巧。直到那时为止（此后也零星地），公民大会不得不处理迫在眉睫的事务，这些事务为雄辩术提供了紧急而不可避免的话题。
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历史学是由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约卒于公元前425年）的研究所创立。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进行了迷人而散漫的记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给予希腊人和野蛮人“适当的奖赏”。他把这场战争描述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斗争，并坚信希腊令人惊奇的胜利证明了自由、自治的共同体比貌似最强大的君主制优越，因为在君主制下，所有的人都必须屈服国王的意志。雅典是希罗多德所叙故事中的英雄，但是他也始终意识到，人们仍然位于神之下，听从无法控制的命运摆布。夸夸其谈和虚荣导致神意的报复——反复出现于希罗多德书中的一个主题，他以此解释薛西斯入侵的失败。
修昔底德（约卒于公元前400年）是希腊第二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当诡辩学派和理性主义盛行时，他在雅典长大。与希罗多德不同，他不相信神能直接干预人类事务。修昔底德认为国家就像人体一样，由于各个部分失衡容易引起混乱的疾病。他记述的历史事件是公元前431年开始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期的同族仇杀的战争。进程曲折、造成城邦内部高层分裂的战争，给予他大量机会观察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病变状态。
修昔底德最初不是一个被动的战争观察者。公元前424年，雅典人选举他为将军，但是当他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时，他们又流放了他。因此，修昔底德没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相反，他着手仔细寻找交战双方已经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也许期望诊断出国家的不幸根源，作为治愈它们的必要基础。
修昔底德从未变成冷漠和无动于衷的观察者。他既不简单地蔑视道德，也不相信人类事务的超自然秩序。当雅典进入最终拼死一战时，修昔底德这个雅典人可能开始相信，自己正在见证一个蔑视正义、居功自傲、骄傲自大的城邦遭到不可思议的神的力量的惩罚。当修昔底德发现他的题目不适合这种范式时，他开始彻底修改他的叙述，赋予雅典城邦悲剧中的英雄角色——由于自身的伟大和固有的缺点，雅典遭到背叛。因此，他以散文方式把悲剧作家的传统应用于当世历史写作。希罗多德曾经以欧洲与亚洲之间最近的冲突历史发扬了这种熟悉的史诗传统，这种传统更早的事例就是荷马《伊利亚特》所记叙的。
在雅典呈现的衰落景象面前，通过把精确的细节与深刻的分析和极力抑制的热情结合起来，修昔底德践行了他自豪地声明写作“不是为了一时的获奖论文，而是永恒的财富”。
建筑和雕刻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雄伟的建筑几乎完全局限于神庙和其他公共建筑物。传统形式把建筑师的任务限定为使比例更匀称，细节更精致。但是建筑师也花费精力在圆柱外表的细微弯曲和圆柱基座上的花饰，赋予完成后的建筑物一种视觉上的精确和优雅，否则不可能取得这种效果。
公元前5～前4世纪的原创雕刻幸存下来的足够多，使我们能够认识希腊雕刻艺术大师所取得的成就。后世的批评家赞美菲迪亚斯（约卒于公元前431年）为最伟大的雕塑家，但是明确由他亲手创作的作品没有一件留存于世，虽然他规划了帕提农神庙的雕刻装饰，而且也许实施了其中一部分。他的杰作是雅典的雅典娜神像以及在奥林匹亚山的宙斯神像，它们都用象牙和黄金装饰。由于贵重，所以它们也都彻底消失了。但是文字描绘清楚地表明，菲迪亚斯赋予这些伟大的雕像冷淡的高贵和平静的美感，即使多年以后，当人们不再严肃地对待奥林匹亚山众神时，这些雕像仍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像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或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样，菲迪亚斯生活在表面上旧信仰和虔诚仍然有效、只需要更精确和充分表达的时代。菲迪亚斯用黄金和象牙做着其他人用文字所做的工作：重塑并丰富了古老的观念，使它们适合他们生活的更精致的时代。
虽然后来的雕塑家仍然掌握了高超的技艺，但是菲迪亚斯所表现的平静自信和内心平和再也没有被后世所表达过。一种更自觉的、戏剧化的风格出现了，如普拉希提勒斯（约卒于公元前320年）的著名雕刻作品《赫尔墨斯》就完全失去了菲迪亚斯作品的高贵和尊严。但是他的赫尔墨斯既不雄伟也不强壮——与其说是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想象中的漂亮玩偶。
因此，在我们已经记录的每种努力中，波斯战争之后雅典膨胀起来的确定性和自信心，朝着更多样而复杂的前景发展。分裂引起纷争，有时甚至导致幻灭。但是曾经如此高涨的活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自我熄灭，在雅典第一次盛世消失许多世纪之后，希腊文化形式仍然能够影响其他民族。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社会变化
希腊政治和社会演变加强，甚至也许造成了这种文化转型。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公元前404年）后，希腊许多城邦内部贫富之间的相互敌视变成经常性的。猜忌和恐惧使各个阶层离心离德。以前在方阵共同服役而培养的士兵团结心理消失了，因为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公民不再直接参加战役。
雅典的统治地位让位于斯巴达的霸权。虽然他们都宣称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但是斯巴达人证明，自己至少是像雅典人一样严厉的盟主。因此，雅典霸权很快便恢复了；但正是底比斯城邦首先在战场上打败斯巴达（公元前371年），从而开创了底比斯对希腊各城邦的短暂霸权。接着，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马其顿王国的干涉把更强大的政治统一带入希腊各城邦。但即使马其顿在克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明确地证明了军事优势之后，希腊人仍然顽固地向往地方自治和城邦独立，以致只要马其顿实力出现削弱迹象，希腊人就会产生摆脱事实上非常轻微的枷锁，获得自由的希望。
但是公元前338年后，经济和军事组织的规模已经发生了变化，任何城邦都不能行使真正的主权。一支训练有素的方阵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至多是雇佣军而已。毕竟过去的公民军队是依靠方阵士兵之间相互配合的感情。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到处出现了派系倾轧的痛苦，所以公民不再完全互相信任，大多数公民军队再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职业军队开始补充并逐渐取代公民军队，特别是在可能持续几年的远征中。依靠拥有足够土地或其他带来收入的财产维生的公民更喜欢待在家里，放弃了他们祖先曾经认为是唯一适合自由人和负责任的公民的艰苦和英雄角色。
当上述情形发生时，生活的私人空间开始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政治对希腊人想象力和情感的全面控制变得松弛了。希腊世界的穷人、被剥夺了权利的公民、无地农民、逃难者、外邦人和奴隶数量增多了。即使在公共事务中拥有合法发言权的公民也发现这种特权正在逐渐变得空洞。公民声音似乎仍然能被听到的个别城邦则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在这方面，整个希腊都已经变成了军事和外交棋盘上的一枚小棋子，这个棋盘被政府掌握的职业军队、海军和财源所支配，任何单个城邦都无法达到这种军队和财源的规模。
随着各地城邦主权的彻底丧失——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事件是其标志——希腊文明和文化丧失了最初的大部分锐气。只有少数精英能够分享经柏拉图详细阐述的哲学的精妙，理解普拉希提勒斯的雕塑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细微差别。卑微者、文盲、遭受贫穷打击的芸芸众生走一条道，而富人和出生高贵的人走另一条道；曾经短暂地联成一个整体的城邦战士只残存于人们的淡淡记忆中，而不是生活在现实中。
希腊文明还有辉煌的未来，事实上，当这种内部削弱出现时，它的地理扩张力量几乎还没有显示出来。最初的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在很久之后，仍然并将继续以特别震撼的心情面对雅典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后来欧洲思想和意识的根本而持久的线索在这些少数希腊作品中首次得到最明确的表现。
这种创新并没有因为时间推移而被埋没。因此，我们下面必须转向其他民族对希腊文化成就、希腊化文明扩张做出反应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