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明石道友和沈有容商讨是否能展开两国贸易的那一年（1618年），在中国的东北部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件。
当年4月13日，已经基本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的后金大汗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于盛京（辽宁省沈阳市）宣读了讨明檄文，即著名的“七大恨”，这标志着从今往后，后金将与大明刀兵相见了。
10年后（1628年），一名因丢失文件而遭裁员处罚的驿卒先杀债主，后杀老婆，走投无路之下去当了大头兵，并于第二年因欠饷问题杀死了自己所部的参将和当地知县，同时率众哗变，与朝廷抗争，他的名字叫李自成。
次年，一个被革职的陕西籍捕快在米脂竖起了反旗，他叫张献忠。
与此同时，刚刚迎来元和偃武不久的日本，也迎来了一个小小的动荡期。
首先是在宽永九年（1632年）正月二十四日的时候，德川幕府第二代征夷大将军德川秀忠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亥时在江户城西之丸离开了人世，享年53岁。
然后，由其嫡长子，时年28岁的德川家光继承了家业。
再然后，就发生了一件让全日本都为之一震的大事件。
在说大事之前，让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江户时代的基本政治格局和社会情况。
为了避免重蹈丰臣家政权两代而亡的覆辙，在丰臣家灭亡之后，德川家康便立刻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加强幕府权威以及统治力度这两个方面去了。
所谓强化统治力度，其实简单说来就是把一切不利于统治的因素给消灭或者是无限削弱。
而说起当时幕府的统治障碍，那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宗教、朝廷和武士。
而这三种人之所以会成为幕府的心腹大患，那是因为他们同时和同一种东西扯上了关系，那就是土地。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战国乱世引发的根本是因为地主阶级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争端，现如今战乱岁月虽说是被终结了，可要想让它不重演，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掌控土地。
当然，一夜之间把全国大名的土地全都收归幕府所有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也是不靠谱的，所以德川家康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控制土地的所有者——和尚、公卿和大名。
控制的手段简单说来有三种：法，人，钱。
法，就是制定法律来约束你。
元和二年（1616年）七月，幕府将军德川秀忠在江户颁布了《武家诸法度》，也称元和令。
这部共有13条的法律对全日本的大名通用，并且从12个方面制约着他们。
这12个方面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娶丧嫁。
这绝非危言耸听的噱头，事实上，每一位生活在江户时代的大名，他的一生，都将被这部《武家诸法度》给牢牢地束缚着。只要违反，一律照章办事，该削减领地的削减领地；该剥夺领地的剥夺领地；该拉出去砍了的拉出去砍了，绝不含糊手软，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真言。
法说完了再来说人，所谓“人”，就是人身自由以及人质的意思。
为了保证大名们的造反成为一种投鼠忌器的行为，德川幕府开创了即便是世界范围都相当罕见的参勤交代制度，具体说来就是让全国所有的大名每年来江户帮助将军工作，这叫参勤，让将军看到活蹦乱跳身体健康的你，这叫交代，不仅如此，还有更缺德的规矩，那就是让各大名的老婆孩子都留在江户做人质，基本上隔个几年才能回自己的领国一次，基本上就是让人家守活寡，至于那些个世子，那就更惨了，不到亲爹死了的那天，你是回不去的。
因为参勤交代是被写进《武家诸法度》内的重要条款，所以大名若是不去或是去晚了再或者是该走的时候没走走晚了，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当然，光靠法律，光有人质，还是不够的，毕竟要有人真的铁了心造反，把你的法律当草纸是肯定的，老婆孩子自然也能抛在脑后——老婆死了能再讨，儿子没了能再生，所以，为了更加有效的保障幕府的统治，必须让所有的大名都处于一个“有心造反，无力翻天”的境界，所以，这就需要第三招——钱。
自然，不是幕府出钱跟大名搞好关系，而是让大名花钱花到自己穷得没能力造反。
该项政策基本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作天下普请，也就是支援幕府建设，幕府要造城了，你给钱；幕府要修理河道了，你给钱；幕府要赈灾了，你给钱；将军要出去打猎泡妞觉得手头紧了，还是你给钱，给得少了，给得慢了，给的时候脸色不好看态度不端正了，一律依法严惩。
第二部分其实就是大名们在江户参勤交代时候所消费的生活费，千万不要小看这笔钱，这钱的数目其实比为幕府修路造桥更厉害，要知道，大名并不是来江户看一看将军，批几个文件就能拍拍屁股回家的，一年里他们有几乎一半的时间是留在江户的，而且，大名毕竟是大名，是有身份的人，所以不可能孤身一人来出差，手下保镖的、打杂的、辅佐的，搞不好还有几个小老婆，这些人都得吃饭都得花钱，事实上，大名在江户逗留时候所花费的金钱，基本上是自己领国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这么一折腾，别说造反了，能不借债过日子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总之，在德川家康的策划下，诸大名整天过的就是兢兢业业工作，谨慎细微度日的日子，生怕哪一天自己干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换来平地一声惊雷，被剥夺领地成穷光蛋了。
要控制一个人，固然不能让其太活分，可也不能把他给憋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不死不活，半死不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说完了大名再来说公卿。
公卿也叫公家，他们的特征是拥有一个极其装逼的姓氏，比如藤原某某、乌丸某某、三条某某等等，公家和武士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侍奉宫廷皇家，而后者则是幕府将军的家臣。
当然，名义上大家都是天皇的子民。
这群人虽然号称贵族，但其实充其量也就是废柴一根，他们从小就娇生惯养好逸恶劳，除了能拿着张家谱出来糊弄别人，毛本事没有，在武士势力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倒也一度做了好几百年的大爷，可当武士们纷纷拿着真刀真枪来到他们面前争地盘抢财产的时候，他们就彻底没辙了。
战国时代，是公家们受苦受难的时代，尽管他们拥有着正三位、正二位的高官头衔，也就是中国的二品三品大员，但是成天连饭都吃不饱，不得不每天靠着变卖家产过日子，更有甚者，通过把自己的女儿半卖半嫁的形式，来换取一些彩礼钱。
反正这贵族的日子普遍过得连老百姓都不如，估计全世界也就日本一家了。
好在后来和平了，不动乱了，德川家康考虑到让这些个人继续苦巴巴地过日子实在有些不合适，于是给了他们一些地产，打那时候起，公家算是奔上了温饱的道路。
当然，仅仅是温饱而已，要是吃饱了还想干点别的，比如参与参与政治，批评批评时政，那就真的对不起你了，接着回家卖女儿去吧。
因为考虑到公家本身能力，实力有限，没必要像针对大名那样搞出那么多办法，所以德川幕府只是在同月颁布了一部名为《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法律来限制他们的行动，不要求公家参勤交代或是给人质。
然而，这部法律限制的并非单单是公家，最终针对的，其实是天皇。
天皇是日本自古的国家象征以及统治者，不过，在更多的时候，这统治者三个字前，还得加上“名誉”二字。
他们除了自古以来被奉为真龙天子，号称是神不是人之外，也没啥神通，所以，在讲究实在本事的战国时代，日子一样不好过，
德川家康搞定日本后，给了天皇以及全体公家总共10万石的领地，供他们吃喝住用，于是，这哥们儿总算也能在过年的时候吃上几块年糕了。
所谓10万石领地，指的是这片领地的年度总产值为10万石粮食，或许风调雨顺成了12万，也可能因大灾大难变成了8万，总的平均基本就是这些，那些所谓的百万石大名也是这个意思。
这些领地，放在大名中间，充其量也就算个中产，而且，这10万石领地里，其中的7万属于广大的公家同志，真正给天皇的，只有3万，这基本上就属于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了，要是哪天日本闹起无产阶级革命，天皇就该算的上是被团结的对象了。
更要命的是，就算是做小资，也不能白做的，得听话。
在总条数为17条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里，第一条就明文规定，天皇的职责绝对不是什么勤理政务让人民幸福之类的，而是研究学问，搞那些鬼都看不懂的高深莫测的学问，比如钻研钻研日本神话里的那些个神到底是否真的存在之类。
根据神道教传说，日本的神灵总数在八百万左右，这真要一个个研究下来，那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估计也就没空去做别的了。
而公家的职责，就是帮助天皇一起研究学问，说白了，就是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混吃等死盼天黑。
他要不听话怎么办呢？
简单，断了生活费呗，如果考虑到掐天皇的生活费面子上不太过得去，没事，那就每逢过年过节之类的喜庆日子，不给一分钱的红包，就让天皇和公家们自己拿着这10万石的收成穷开心去吧。
对于这种人，就要撑不着，饿不死地对待。
朝廷的事儿说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再接着我们来聊聊宗教界。
很多人都会有一种错觉，那就是一说到和尚就想到唐僧，从来都以为干这行的都跟那孙悟空的师傅一个德行。
其实，和尚们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在日本更是如此。
最好的例子就是战国时代由本愿寺家族操控的一向一揆，给全日本各地的大名都带来了无穷的痛苦。
和尚之所以能那么嚣张，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手头上有土地——盖寺庙是很占地的。
有地就有钱，有钱就有刀和人，有了刀和人，那就能折腾了。
但剥夺他们的土地肯定也是不可能的，这点很好理解：宗教的力量很大，真要跟你玩命干你也对付不过来，所以，得想别的辙。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句，在控制宗教势力这一块上，德川家康很大程度上都是占了前人的便宜，这前人，特指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
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前，作为战国时代仅有的两位曾经掌控过中央政权的霸主，无论是信长还是秀吉，都有一套自己特有的对付和尚的手段。
信长的办法是你不听话我就砍死你。
织田信长这一辈子杀过的和尚不计其数，当年火烧比叡山，震惊全日本，人送外号第六天大魔王，只要你敢不听话他就敢灭你全家。但是，对于听话的和尚，这家伙却并不为难，比如他肯住本能寺，再比如他肯跟和尚们下围棋，等等。
比起信长这种非生即死的心狠手辣来，秀吉的宗教政策则要宽柔得多，他认为，和尚闹腾的最大原因是他们手里有兵器，只要禁止他们拥有一切杀伤性的器具，那么这帮秃驴就算是想闹也没那个能耐了。
所以在他上台之后，制定的第一条宗教政策就是一切寺院都不许拥有任何武器，违反者一律严惩法办。
对此，和尚们的反应是相当顺从。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被织田信长给杀怕了，没收刀枪总比挨人刀枪要来得强吧？
就这样，日本的和尚们过了十好几年没刀没枪的和平生活，当德川家康君临天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只会念念经，许许愿，给人做做法事发个丧之类的地步了。
换言之，德川家康时代的和尚，因托了信长和秀吉那两代的福，至少在武力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抗能力的。
需要注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思想。
宗教最为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驾驭人类的思想，宗教界人士利用这种操控人心的手段来骗财骗色甚至是谋取政治利益，古往今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不曾少见。所以德川家康要做的，就是要让和尚们一心念经，不许胡思乱想也不许胡言乱语。
继《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之后，幕府在同年同月的时候又抛出了一部《寺院诸法度》，在这部法律中，主要针对的是三个方面：第一，一切寺庙事务由幕府管辖；第二，各寺院的住持以及象征着日本僧侣最高级别的“紫衣”资格证书，其认证规则和人事安排都由幕府制定并执行；第三，幕府将定期举行各种考试，让高级僧侣撰写论文，并以文章的优劣来评定该僧侣的俸禄。
如果有任何和尚胆敢乱来的，一律剥夺资格，让你滚出山门。
你可以开庙，你也可以不去满世界化缘就有工资拿，你同样也能在闲暇的时候喝喝茶打打拳，但是你得听话，不然就没饭吃。
反正，德川家康所制定的各种制度，说一千道一万，其本质也就只有一条——把你要统治的对象弄得不死不活，这就是治国之道。
以上这些法律的制定，可以说只不过是一个框架，要想真正付诸实际，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精力，还有相当强的能力。
所以德川家康一直到死都没有做到，德川秀忠也不过是做了个样子，真正将三部根本大法贯彻于实地的，是三代将军德川家光。
有说法认为，家康播种，秀忠浇水，只有家光，才真正让江户时代的日本盛开出了和平繁荣的花朵。
不过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在这位年轻的三代将军当政期间，日本爆发了一场堪称整个江户时代规模最大的内乱，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引发这场内乱的，并非幕府朝提暮防的武士跟和尚，而是农民与天主教徒。
江户时代日本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凄苦的。他们根据其本身和土地的关系，一般能被分为三类：本百姓、水吞百姓和隶属农民。
本百姓，就是名下有田的农民，也就是传说中的地主——从领主那里得到面积不等的责任田然后耕种，并且根据比率纳税。
只不过这地主当的却是相当憋屈，因为那地仅仅是名分上归自己所有而已，不允许买卖，并且在田里种什么，种多少，全都得听政府的，不种或是乱种都是犯罪，要严惩。
水吞百姓，通俗来讲就是没有田的农民，他们借本百姓的田种地，并且上缴绝大多数的收成，因为很穷，穷得只能喝凉水，故此得名水吞。
至于隶属农民，就是隶属于本百姓的劳工，说难听点就是农奴。
总体来看，在农民中间地位最高的是本百姓，水吞次之，隶属农民最低。
然后在一个村子里，为领主代管农村的代官们会从本百姓里选出名主一个、组头一个以及百姓代一个。
所谓名主，也叫庄屋或是肝煎，职责是密切注意村中动向，以防有人为非作歹，同时也承担着挨家挨户收取公粮再转交给代官这一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外村里的治安，组织徭役等等也是他的工作，换言之名主就是村长。
组头则是副村长，用来辅佐名主。
百姓代类似于纪委书记，负责监视名主跟组头，并随时向代官汇报其动向，防止他们带头干一些违法乱纪的勾当。
以上这三个职务，堪称农村金字塔的塔尖，统称村方三役，基本都是世袭的。
三役之下便是本百姓，一般是五户本百姓被编为一组，互相扶助，互相监视，同时也互相连带。
这叫五人组制度，幕府还出台过一部同名的法律，算是口说无凭特此立据。
本百姓之下的水吞百姓跟农奴，则归各家的本百姓管辖，这些人出了事，雇用他们或是拥有他们的地主，也是要跟着受牵连的。
所谓“出了事”，并不是仅限于杀人放火，逃走、信洋教、不按时纳贡等等都属范畴之内。
《五人组制度》的用意，其实不是“管辖”农民那么天真，而是要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从生到死都不得离开。
说了那么多农民该做的不该做的，或许有人会问，那么农民的权利何在？
答案倒也简单，两个字：没有。
嫌字少的话可以给你翻一倍：权利是什么？
觉得不够生动的话还能给你编排一个设问句：我能吐槽吗？不能的话就没啥好说了。
通常而言，一个农民一年在责任田里的辛苦劳动所得，至少有百分之四十是要交给领主的，这叫四公六民政策。
注意两个词：至少，责任田。
因为那年头的日本并非铁板一块的统一政权，各地藩国两三百个，只要大方向紧跟中央，其余的细枝末节都可以自行决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收税最厉害的一个藩是抽百分之八十七。
当然，这种不要脸的玩意儿只是绝少数。大多领主还是能比较恪守四公六民这一标准的。
不过，要是你以为农民的负担仅仅是责任田里头的那百分之四十，可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想要搞副业的话，也必须纳税，专业名词叫作小物成。
除了纳税之外，农民还必须服各种徭役——参加藩国内土木建设的，叫国役；把家里养着的牲畜贡献出来用来给领主运东西的，叫作传马役；当领主或是代官大人正巧要在村里过夜临时把屋子贡献出来给诸位大人作住几晚上的，叫助乡役；等等。
总之一句话：只有付出，罕有回报。
而且，以上说的都只是“基本付出”，事实上在很多藩国，农民要承担的远不止这些。
至于天主教徒，那更是一个苦逼的存在了，如果说江户时代的农民勉强还能算是半死不活，那同时期的天主教徒，就真的只是死路一条了。
日本的天主教，是由一个叫沙勿略的西班牙传教士于天文十八年（1549年）给带进来的。
这位沙和尚其实是个明白人，他的最终梦想是打算让上帝之花在中华大陆盛开结果，但怎奈何一来当时明朝搞海禁不放人进去，二来沙勿略本人也明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想在那地方传教难度系数忒高，于是便退而求其次，先找久受天朝熏陶的日本练练手。
说实话，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经历了些小挫折，但总体还是比较成功的，在战国时代的日本，除了有数万数十万信上帝的一般民众和武士之外，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天主教大名，这些人被称为切支丹大名。
切支丹就是日语天主教的意思。
在日本的所有切支丹大名中，最出名的那个，叫大友宗麟。
从历史的角度客观来看，宗麟这个人虽说确实能算是个厉害的角儿，但也就是那样了，没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也很少会被人着重地记上一笔，但是，在当年的欧洲，在洋人们对于日本的各种记载里，大友宗麟却是唯一能和日本霸王织田信长相提并论的存在，就连日本的地图，也被一分为二，一个是织田信长统治的Japan，另一个，则是大友宗麟的Bungo，日语丰后国（大分县）的意思。
在欧洲，尤其是欧洲宗教界，宗麟得到了比信长更高的评价，被誉为日本最贤明聪慧的国王。究其原因，我想多半是出于另一处记载中的另一句话：没有任何一个日本诸侯能像他那样给予我们（西洋人）如此宽厚的保护和待遇。
当然，不白给。
在慷慨给予包括沙勿略在内所有到过丰后领地的洋和尚无比丰富的物质待遇以及无条件同意他们在自己地盘传教甚至定居的同时，大友宗麟也通过传教士的关系，自西洋得到了大量的好处，从正经的贸易到军火的贩卖，双方无所不做，日本的第一门佛郎机大炮，就是在这时候通过大友家给引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