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的到来，将唐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使得日本对大唐的崇拜之情上升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并非夸张。
之前就说过，在孝谦上皇摄政时代，朝廷曾经把所有的官制都一一对照，并起了相应的中国名（唐名），其实据说当时还有人提出不但官位要用唐名，最好人名也改成唐式的，好在女皇大人冰雪圣明，当场就给驳回了，不然用不了多久，整个平城京里头就该遍地走着李家的人了。
改名还只是其一，接下来说其二。
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十月二十二日，桓武天皇下令迁都，把京城从平城京搬到了山背国北部的葛野，然后把山背国改名为山城国，接着又将葛野改称平安京。
著名的“平安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山城国就是今天的京都府，平安京大致就是现在的京都市。
就这座城市的本身而言，堪称是唐文化，尤其是唐代建筑文化在日本的极致体现。
平安京的内部规划构造严格仿造了中国的长安城和洛阳城：西侧仿长安，东侧仿洛阳，基本上就是两城的等比例仿照版。不过后来西侧废弃，因此实际上的主要市街只剩下了东侧的洛阳部分，故而人称小洛阳，在古时候的日本，去京都也被叫做“上洛”。
直至今日，“洛”仍是京都的简称，那里不但有“洛阳交运”“洛阳堂”，还有一家名为“洛阳工业高校”的学校，著名影片《御法度》（北野武主演）的导演大岛渚，正是毕业于此。
不过当时日本大都市规划仿唐并非稀罕事，几乎可算得上是惯例，国家首都更是如此。但关键在于，自打迁都平安京，在此之后的整整一千余年里，日本的首都都不曾挪过地方，不管国家闹腾得多厉害，京城永远是这一亩三分地，天打雷劈海枯石烂也不动摇。
为什么？
我们在上一本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日本历史的大致进程，也知道日本古代的主要政治中心要么在九州，要么在奈良，最次也在大阪，京都一带在那个时代尚属待开发地区，平安京所在的那个位置更是一片荒芜，堪称不毛之地，可为什么桓武天皇偏偏就要在那里建都呢？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平安时代之前日本的首都一直在变，迁都从来就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儿，但不管迁到哪，首都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这一点却从未改变。而平安时代之后，虽然日本的首都被定格在了京都长达一千年，可国家的政治中心却并非一千年不变地都在那儿，比如丰臣时代的政治中心在大阪，德川时代在江户，等等。至于京都这个地方，到了后来纯粹就成了皇城，只是一个供天皇居住的地方，虽然那地方因为半仙天皇的存在，仍然是国家的首都，并且颇具神圣性，但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那个天皇沦为象征乃至傀儡的岁月里，堂堂一国首都却不再是政治中心了，甚至几乎和国政都失了缘。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都这样了为什么还不迁都？
从历史经验来看，“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勾当很明显是应该把天子挟在身边才好掌控，可后世的众多日本实权统治者，既没有自己跑去京都执政的打算，也似乎并不准备让天皇迁都到镰仓或是江户（当然天皇本身也不肯），这又是为什么？
换句话讲就是，为什么古代日本人在国都方面会如此执著于京都这个地方？
个中的理由，说得铿锵一点，是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说得玄乎一点，是因为那地方的风水好。
但不管怎么说，平安京的脱颖而出都和中国文化有关。
桓武天皇迁都的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是光仁天皇的儿子，也是天智天皇的曾孙，不过在他继位之后，天智一族的力量已经非常薄弱了。虽然他贵为天子，可当时整个平城京乃至整个大和国（今奈良县）里都没几个肯听他的，各路豪族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对中央朝廷置若罔闻，一副无所谓有无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就想到了搬家，预备换一个环境再换一套班子。
新都城的地点一开始被选在了山背国的长冈，也就是今天的京都府的向日市附近。那地方算是当时山背国那一片里头最繁华的了，从延历三年（公元784年）开始，秦氏一族就奉了天皇的旨意，在那里搞开发。
本来迁都长冈这事儿已然是定了，连长冈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长冈京，可就在桓武天皇都开始收拾细软准备开路的当口，意外发生了。
简单说来就是在搬家前大和国发生了一场地震，接着周围又出现了饥荒，遍地饿殍都还没来得及埋下去，滔滔洪水又席卷而来，等到洪水退下，大伙都以为灾难到此为止，谁知道瘟疫又蔓延了开来。
和瘟疫一起四散的还有谣言，整个奈良国上到朝堂下至江湖，都流传着诸如天皇失德，没资格当天子之类的说法，一时间人心惶惶。于是桓武天皇当然就吃不消了，众所周知，日本的天皇主要是以“神威、神德、神道、神迹”服众，结果现在却弄得天怒人怨，如果不想办法来弥补的话那肯定要出大事。
所以他就问群臣，该如何是好。
大臣们很想说你问我我问谁，毕竟是天灾，你问人怎么办？人能怎么办？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正在长冈京搬砖的秦氏一族收到了风声，于是他们立刻派了个家族代表赶回了平城京，面见桓武天皇，然后告诉他说，之所以会发生这一连串的天灾，是因为妖魔作祟。解决的办法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弃用长冈京，另寻一处风水好的地方当新首都，以镇压魔物，顺便保国泰民安皇朝万年。
天皇似懂非懂，但见那个姓秦的家伙说得头头是道，便也跟着不住地点头，一副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总觉得好厉害的模样。
他主要不太明白什么是风水，虽然这对于桓武朝的日本而言，并非是个新概念。
早在飞鸟时代，风水学说就从中国传入了日本，只不过因为列岛本土的神道教根深蒂固，加上佛教深入人心，所以风水在列岛一直都是非常小众的，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即便是奈良时代遣唐使大规模来往于唐日之间的时期，风水学的普及也仅限于中国移民和“知唐派”日本人之间，对于广大的其他日本人来讲，仍是非常陌生的一个词。
不过，作为当时屹立于整个渡来人集团之首的秦氏一族，当然是精于此道的。
他们告诉天皇，根据自己多年来的观察经验，如果真要迁都，那么新首都最好是造在葛野那里。
桓武天皇忙问为什么。
那位秦氏成员则反问道：“陛下，您知道四圣兽吗？”
天皇点点头又摇摇头，表示自己听说过，但并不知道具体。
“四圣兽指的是青龙、朱雀、白虎和玄武，他们分别守护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天皇说这个我懂，从飞鸟时代的时候起，但凡造宫殿，东西南北必定会竖起画有四神兽的旗帜，用于守护。
这是实话，虽然那会儿风水学的概念普及率很低，然而四圣兽在皇亲贵族中却一直被频繁地使用着，除了上述造宫殿插大旗之外，还主要体现在权贵的陵寝里头，比如在据说是天武天皇的某位皇子，或是奈良时代高官的高松冢古坟和龟虎古坟中，就有画着四圣兽的壁画。
只不过，让桓武天皇感到奇怪的是，这四圣兽跟新首都的所在地又有什么关系？首都不管选在哪，旗子不照样都能竖起来吗？
秦家人摇了摇头，表示话不是这么说的：“唐土的风水学博大精深，绝非仅限于插旗壁画那么肤浅，事实上风水这样东西本身就应该要跟自然地理环境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恕臣下直言，先代的那些插旗作画的表面功夫，虽不能说是无用之举，但比起前者终究还是差了一截。”
此言倒也不虚，就好像如今造房子，房间内部的摆设固然也有讲究，但整栋房子到底造在哪里，是靠山还是靠水，是坐北或是朝南，显然更被关注。
天皇虽然觉得秦家人的话说得挺有道理，但仍是不明白为何首都要在葛野：“葛野之地的风水很好吗？”
“是的。”秦某点点头，“之前臣已经说过，四圣兽分别守护四个方向，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栖息之地。青龙住在川流，朱雀栖于湖沼，白虎位于大道，玄武则在山陵。葛野那个地方，青龙位上有鸭川，朱雀位上是巨椋池，西面的白虎位是山阴道，北面有船冈山，四方正好完全对应，从风水上来讲，堪称完美，所以我们秦氏一族都认为，那里才是新都城的不二之选。”
不等天皇说什么，他又接着补了一句：“如果定都葛野，不仅能镇住肆虐的魔物，也能保皇家万年。”
其实秦家人说的这个概念我们至今都还在用，一般而言你家房子若是恰巧东南两面有水，北面有山，西面是大道，那么在找人看风水的时候定然会被赞不绝口，有点本事的风水先生还能顺口吟出一首诗：“朱玄龙虎四神全，男人富贵女人贤。官禄不求而自至，后代儿孙福远年。”
就这样，葛野成为了新首都，并被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平安京，也就是后来的京都。
当然，本着唯物主义科学历史观的态度，我们显然不能把定都平安一千年不动摇这事儿的原因仅仅归于单纯的风水好，事实上的确也不只是因为风水，还有其他各种原因，比如日本特殊的国情之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事关国体政体的大事，或多或少地总会被烙上些许中华的印记。
延历十六年（公元797年），也就是迁都平安京后的第三年，桓武天皇下圣旨，说要征讨虾夷。
虾夷就是北海道，最开始叫毛人。
北海道这个地方，在当时的日本属于外围势力，就是名义上确系皇家领土，但时不时地就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滑出版图。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如果朝廷各方面条件都允许的话，便会派人前去征讨，而要是那几年日子过得比较困难，那也只能睁眼闭眼随它去了。
桓武朝的生活似乎比较滋润，所以天皇一直在打北海道的主意，从迁都平安之前就是如此，迁都之后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挺国泰民安的，于是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动起了刀兵。
只不过这一回情况有点特殊，虾夷之地的首领阿弓为流，是个相当不好对付的狠角色。
此人从延历八年（公元789年）开始就竖大旗造反，七八年来不仅数次打退前来围剿的官兵，甚至还把势力从北海道扩张到了本州岛的东北部，故而天皇在出兵之余，也不得不思量一下这领兵大将究竟该让谁来担任。
其实这事儿本来并不新鲜，虾夷隔三岔五造反，朝廷例行公事地去剿，然后胜败乃兵家常事地有输有赢，如果这也算事儿的话，那我们这本书干脆叫“日本上下两千年”得了。
事实上之所以要把单单这一回拿出来说，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为了本次征讨虾夷能顺利进行，天皇特地设立了一个官位，叫征夷大将军；第二，任征夷大将军的那人，叫坂上田村麻吕。
征夷大将军一职，在当时属令外官，也就是编制外的职务，而且不常设。说难听点就是编制外的临时工，但权力很大，是由天皇直接任命的军事指挥官，并且一旦被任命，那就有全权指挥军队的自由，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这个职务的诞生其实也和中国有关，确切地说是日本学习中国后的产物。
遥想当年，日本样样都以中国为榜样，文化科技自不在话下，到最后连思想理念都没放过，把华夷思想也给搞了一回拿来主义，弄出了个日夷思想。
简单来讲就是以日本为中心，除了中国和朝鲜之外，周边四方的国家都是化外番邦，然后根据东南西北分成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
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设立了征夷将军（注意没有“大”）这个职务，同时应运而生的还有征狄将军、征西将军等名字和意思都差不多的职位。
征夷将军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如名所示的那般对东夷用兵，即征伐虾夷人，所以也叫镇东将军、征夷使等等。
然后到了延历九年（公元790年）那会儿，桓武天皇先是任命了一个叫大伴弟麻吕的人为征夷使，接着又在四年后将他的官位升级为征夷大将军，并配发节刀，命其出兵虾夷。
按理，这个大伴弟麻吕应该就是日本史上第一位征夷大将军了，但实际上话却不能这么说。
这主要是因为大伴弟麻吕尽管拜领了节刀，但并没有真正去虾夷打仗，而是把战事都交给了他的副手坂上田村麻吕。
不仅如此，在公元795年，大伴弟麻吕还将节刀交还给了朝廷，表示自己并不适合担任此职。正好此时那位坂上田村麻吕在虾夷连战连胜，凯旋归朝，于是延历十六年（公元797年），天皇便将征夷大将军一职封给了他。
所以一般认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征夷大将军，是坂上田村麻吕。
这人我们在上一部里曾经提过，乃是从中国大陆渡来的大汉皇裔东汉氏之后。他生于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自年少起就以武勇而闻名，长大后在近卫府任职。
大伴弟麻吕拜大将军那会儿，朝廷给他设了四个副手用于辅佐，田村麻吕就是其中之一。
正因为这场战绩，再加上大伴弟麻吕交还节刀撒手不干，所以天皇便封了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同时，也要他做好准备再度出击虾夷，以期彻底剿灭阿弓为流。
延历二十年（公元801年），田村麻吕再度出兵，并且再度大获全胜，生擒反军士兵五百余人，这其中还包括了阿弓为流本人。
一个折腾了大家伙儿十几年的心腹大患就这么被除掉了，为了表彰坂上田村麻吕，天皇决定把原本只是临时职位的征夷大将军作为终身荣誉称号封赏给他。
所以一直到弘仁二年（公元811年）去世，田村麻吕都一直顶着征夷大将军的名号。
不仅如此，因为非常勇猛，他也被后世的日本民众尊为武神。
延历二十五年（公元806年），桓武天皇驾崩，传位于长子安殿亲王，称平城天皇，改元号大同；平城天皇在位三年后，把皇位让给了同母弟弟神野亲王，然后自己当起了上皇。
神野亲王称号嵯峨天皇，是一名里程碑式的人物。
一般来讲，平安时代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四处散发着文艺气息，在那个年代，京城的青年男女贵族们其乐融融地吟诗作赋、写字作画、结伴出游、观花赏月，甚至连偷情，也能被用最曼妙的词汇描述得无比罗曼蒂克。
这种往好了说叫温馨浪漫，往难听了讲叫安乐糜烂的风气，正是由嵯峨天皇开创的。
这个人虽然也不能说是无所谓权位，但比起国家朝政来，他显然更喜欢花鸟风月，特别是中土大唐的花鸟风月。
嵯峨天皇是一个很标准的文艺青年，能画画，能写诗——当然是汉诗。除此之外他还将日本原有的花道和大唐的花道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茶花流派，名为嵯峨御流。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嵯峨天皇还写得一手好字，当时日本书法造诣最高的有三人：空海、橘逸势和嵯峨天皇，他们被合称为“书道三笔”。
或许有人会觉得当皇上的整天没事干练几个字，练出了境界也没甚了不起的，但你得明白，首先嵯峨时代的日本书法写的都是汉字；其次，那三笔里头的两笔，都是去过大唐的遣唐使。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嵯峨天皇的带领下，平安京乃至日本全国都掀起了一股以效仿大唐为尚的风潮，具体表现为大小贵族们写唐诗，说唐话，画唐景，以及建筑、雕刻全面仿照唐式，教育体制也无限靠近大唐，甚至连学生用的教材，都是原装唐朝进口。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日本贵族学生们学的历史，并非本国史，而是中国史。
这被后世称为“弘仁文化”，基本上可以算是日本效仿大唐最甚的一个时间段了。同时，诸权贵们也借着学唐仿唐的机会，大兴唐朝的各种娱乐，一时间，整个上流阶层都弥漫着享乐安逸的气息。
此外，由于能写会画且享誉文坛，所以后世还给嵯峨天皇起了个能流芳百世，并且世界通用的洋气名儿：大种马（日文直译是指“生孩子很擅长之辈”）。
据不完全统计，这位天皇活了56岁，子女却至少有49名，平摊下来基本上是以每年一个的速度，生产着自己的后代。
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子女过多，活活地把皇家给吃穷了。无奈之下，天皇只能分出几个儿子，取消他们的皇室身份，让其改姓其他并独立门户，以减轻财政负担。
其中，有一拨皇子皇孙姓源，分别叫源信、源常、源融等等。
然后嵯峨天皇的弟弟大伴亲王，后来也当了天皇，叫淳和天皇，他有个儿子叫高栋王，也被取消了皇籍并赐予臣姓，姓平，叫平高栋。
这便是日本四大姓中平源二氏的来历。
因为后来一般名门武士多出自这两家，而嵯峨天皇跟淳和天皇又是兄弟，所以他们的父亲桓武天皇也被誉为是武士之祖。在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里，在那位农民武士菊千代偷来的家谱上，第一个写着的就是桓武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