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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恩怨两千年》卷壹 第十四章 鉴真和尚的六次“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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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晁衡在长安的活跃与种种传奇让很多中国人对日本这个东邻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尽管明知道日本的物产肯定没有大唐丰富,生活质量当然也不会有大唐高,但依然有不少人愿意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

还有一些人则觉得日本是兄弟之邦,应该为兄弟做些什么。

话说在大唐的扬州,有一座大明寺,寺里有个和尚,叫鉴真。

他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人,十四岁时出家当沙弥,得法名鉴真。

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七岁的鉴真和尚正式受戒,之后游学于长安、洛阳等地,二十二岁时,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精通佛法的律宗僧人。

律宗就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的佛法门派,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本人属于南山律宗,不过他同时也研究法相宗跟天台宗,涉猎相当之广。

二十五岁时,鉴真结束了游历生涯,回到家乡扬州,进了大明寺当和尚,经过二十年的刻苦努力,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时成为了大明寺方丈,同时也是当地的佛门领袖。

后面那句话不是唬人的,因为当时在鉴真手底下受戒的信徒高达四万多人,所以他也被誉为“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他本以为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但却没想到还是意外地轰轰烈烈上了。

唐天宝元年(公元642年),两个日本留学僧来到了大明寺,一个叫荣睿,一个叫普照。

两人是奉了圣武天皇以及舍人亲王之命,以留学僧学佛法的名义来到大唐物色得道高僧的,目的是为了将其聘请回日本,主持佛教工作。

之所以要请外来的和尚,倒也事出有因。

此时的日本,虽然有佛经,有寺庙也有和尚,同时还不乏高僧,但却没有正规的戒律和宗派。

我们都知道,通常你要当和尚的话,得受戒法之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僧尼,但日本当时压根连戒律都没,所以自然就无从谈起受戒二字了,基本上只要有个师傅肯带你,你就能当和尚,最狠的是后来许多人干脆连师傅都不要了,直接自己悟道,悟出来后再剃个光头,那就算是僧人了,专业术语叫做“自誓受戒”。

这种情况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产生了很多佛门败类。

更糟糕的还不在这儿。

自圣德太子起,日本就是个敬佛之国,对于出家和尚,朝廷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免除课税。

所以很多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复制品“租庸调”制度,从而选择了自行出家当和尚,反正没戒律,即便光着头也照样能喝酒吃肉,跟原来没有任何区别。这种行径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以及社会风气败坏,但奈良朝廷却一筹莫展,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来控制这日益增多的光头党人数,想来想去,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把“真正的佛教”引入日本,用正统的戒律来清洗目前混乱的日本佛教界,把那些不合格的和尚赶回去继续种地。

再说那荣睿、普照两人到了大唐之后,四处打听筛选,最终认定,只有扬州大明寺的方丈鉴真,才是能够真正拯救日本佛教的救世主。

说白了就是想挖墙脚。

不过,在听明白对方的来意之后,鉴真却答应了他们的邀请。

其原因本章开头就说过了,当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往来交流相当频繁,两国的人都各自对对方有着很大的好感,其实早在荣睿、普照两人来大明寺之前,鉴真就和遣唐使中的留学僧接触过,也听说过有个叫阿倍仲麻吕的日本人,不但高中进士还当了大唐官员,尽管那会儿还没考虑过去不去日本这种事情,但鉴真本人对日本以及日本朋友有好感却是真的。

所以现在既然日本那边需要自己去普度众生,传播正统佛法,那无论是出于对日本的好感私情还是出于一个一佛门弟子的责任,都是有必要走一遭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大事,不能随随便便,说走就走,所以在某天晚上吃过饭,鉴真召集了全体弟子开了一个会,主要讨论去日本的事情。

会上,老和尚本人先表了态,说自己为了弘扬佛法,以及履行答应日本友人的承诺,决定亲自前往日本,普度日本人民。

然后问道,有谁愿意同去?

底下很安静,没有人说话。

弟子们知道,自己的师父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今天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要去日本,那肯定不是在开玩笑。

可关键是日本并不是那么好去的。

首先,唐朝时代朝廷对于民众出海出国有着很严格的规定,一般没有上头许可,是决不允许迈出国门一步的,违者一律依法严办;其次,所谓去日本传播佛教这个想法,并非是鉴真首开先河,早在他之前,就有大唐高僧道福、义向、圆载等三四人坐船出海,目标日本列岛,但却无一例外地被那汹涌的海浪波涛给夺去了生命。

所以众弟子认为,于公于私,去日本都不是一个明智的想法。

其中,有个叫祥彦的说道:“日本实在太远,路途也太艰难,真要去的话,那简直是九死一生,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冒那个险。”

这种事一般有了个开头接下来也就好说话了,继祥彦之后,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七嘴八舌了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宗旨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老师放弃去日本的念头。

鉴真只是静静地看着众人,微笑着,一句话也不说。

等所有人发现没得好说了又重归安静之后,他才缓缓地开口道:“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去,那么就算了吧。”

弟子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那就贫僧一个人去吧。”

说这话的时候,鉴真仍是一脸的微笑,但眼睛里却闪烁着看起来很帅气的坚毅光芒。

这天会议结束时,全场四十名弟子全都表了态,异口同声地表示愿意同师傅一同前往日本。

一场偷渡计划就此开始了,再怎么样唐玄宗也不可能让一个寺的和尚都出国啊,更何况鉴真还是整个江南地区的佛教领袖。

天宝七年(公元743年),鉴真率弟子二十一人,日本留学僧四人,以去天台山考察为名,拿了当朝宰相李林甫的从兄弟李林宗的介绍信,在扬州打造了一艘出海大船,本来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结果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且说在偷渡队伍里,有两个弟子,一个叫道航,一个叫如海,道航跟如海开玩笑,说你修行不够,不太适合去日本。

本来这真的是一句说着玩的话,但没想到如海当真了,气急败坏之下就跑到衙门检举揭发,说自己师父鉴真勾结海贼,想要攻打扬州城。

因为鉴真怎么说也是佛门名人,所以这番胡言乱语当地的知县大人是肯定不会信的,不过听说老和尚造了一艘出海大船,便还是过来探个究竟,这一探自然就露了馅,于是鉴真的第一次东渡日本计划也只能搁浅了。

不过他并不灰心。

第二年(公元744年)一月,鉴真花钱买了一艘二手的军用船,然后雇佣了八十个壮劳力,一番准备之后便带着十七名弟子第二次乘船出海了。

结果还没开出长江口就碰上了大浪,把船给打漏水了。

不得已之下,一伙人只好上岸找人修理,好不容易把船给弄好再度出发了,却没想到又在海面上遇到了狂风,这次船倒是没沉,但却被吹到了舟山群岛,整整辗转折腾了五六天,才又重新回到了浙江本省的海面上,刚刚想重整旗鼓继续一路向东,结果迎面开来了一艘巡逻兵船,只听得上面的人喊了一嗓子:“你们是干吗的?”于是这一次的东渡又失败了。

好在兵船上的人久仰鉴真大名,所以并没有以偷渡罪将其法办,只是把他们送去了宁波的阿育王寺安顿。

本来鉴真是想在阿育王寺待两天之后马上接着出发的,但没想到浙江的老百姓一听说大明寺的鉴真方丈来了,于是便四方八里地跑来围观,甚至连安徽河南等地的信徒也不远千里而来,只为一睹高僧风采。

这样一弄当然就不好出海了,老和尚只能留在阿育王寺开坛讲经,一直到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开春,才有了准备第三次出海的工夫。

不过这一次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准备就宣告流产了,原因是阿育王寺的和尚们担心此时已经快要六十岁的鉴真这么来回折腾身体受不了,所以提前通知了官府,把老和尚给拦在了寺里。

第四次跟第三次的遭遇差不多,还是在同年,鉴真带着三十多个徒弟从阿育王寺出发准备从福建走海路去日本,然后还没出浙江就被官兵拦住了,原因是鉴真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年纪大了,长途跋涉会有危险,苦劝官府前往阻拦。

一连四次失败,虽然鉴真仍是没有丝毫放弃的打算,不过因为两三年里出海四次实在太招摇,故而他决定先低调地在扬州过几年安生日子,等风头过了,官府不再惦记他的时候,再去日本。

这风头一避就是三年,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六月二十八日,鉴真率僧人十四名,水手三十五名,自福建出海,开始了第五次东渡。

为了避免像之前那几次被风浪打沉船只这样的情况,一伙人先跑去了舟山群岛待机,一直在那里待到了当年十一月才重新出发。但没想到的是仍旧碰上强风,一船人在海上漂了整整十四天才看到陆地,等上岸之后,蓦然发现自己已经漂到了海南岛。

四次东渡四次失败但仍不改初衷的鉴真,在第五次失败后,终于动摇了。

不过他并非是灰心丧气后悔东渡,而是因为海南岛离天竺很近,所以鉴真一度怀疑这是不是佛祖在暗中指点,要他去佛教的发源地深造。

但很快这个念头就被放弃了,因为就在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刚入春的时候,荣睿因长途劳累外加水土不服而一病不起。

临终前,已经看出了鉴真正处于犹豫中的他,流着眼泪恳求老和尚无论如何也请去日本,鉴真点头答应。

这不是临终关怀,而是真正的承诺。

同时他还立下了誓言:“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

很多徒弟都觉得这个誓言立得很不是时候,因为此时已然六十二岁的鉴真刚刚大病过一场,虽然经过救治生命没什么大碍,可是老和尚的视力却大受损害,险些到了失明的地步。

但在送走了荣睿之后,鉴真毅然决定北上先回扬州,然后准备第六次东渡。

或许是连佛祖都被这种执著所感动,所以他派出了天使前来助一臂之力。

天使是我们的老熟人——晁衡。

话说鉴真阴差阳错周游了大半个大唐只为了东渡日本的事情很快就在全国传开了,身为日本人的晁衡听说之后自然是非常感动,恰巧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遣唐使团来到了长安,其中的副使吉备真备,是跟晁衡当年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的人,所以他找到了真备,说起了鉴真的事情,问问对方有没有什么办法。

向来很淡定的吉备真备在听说了鉴真五次东渡的故事后,也显得有些感动,他决定这就南下扬州一趟,去见一见这位老和尚。

就这样,哥俩来到了大明寺。

晁衡是个诗人,诗人总是容易感动的,虽然此前已经听过了鉴真的诸多事迹,但在大明寺见到本人以及听到了更多感人故事后,他便更加激动了,并且当场就表示自己愿意出手相助。

而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吉备真备,倒是非常冷静,他对鉴真表示说这事并不难办,只要唐玄宗点头答应,你再跟着我们一起回日本不就得了?

至于如何让唐玄宗点头答应,吉备真备也说了,此事同样简单,毕竟这里不还站了个皇上眼前的大红人晁衡吗?

本来还挺激动的晁红人一听这话,连忙摆手说干不了。本来还有希望,但现在根本不行,因为唐玄宗不久之前亲口说过,不允许一个叫鉴真的和尚去日本。

这是真事儿,而理由相当幼稚。话说玄宗这人比起佛教来更喜欢道教,也曾经想跟日本那边分享自己的信仰,所以提出来要往平城京送几个道士过去,但被孝谦天皇给拒绝了,因为日本人觉得日本已经有神道教了,不太需要道教,但这么一来唐玄宗就不高兴了,感到自己很没面子,作为小小的报复,特地下旨不让鉴真出国。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晁衡跑去跟皇上说这事,下场铁定得是撞南墙。

吉备真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道:“不管怎样,你还是跟皇帝说一下吧。”

晁衡实在不明白这小子想干吗,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是偷渡,那就得偷偷地干活,你要是先跟皇上说了,皇上再不准,那肯定会有所防范,到了那时候再想着偷渡,那难度就铁定得提高了。

可又拗不过吉备真备坚持,于是只能答应去找唐玄宗说说。

果然,在一行人回到长安后,晁衡刚跟玄宗提起鉴真东渡一事,便被断然拒绝了。

吉备真备得知后只是点点头,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

然后他问和他们一同来到长安的鉴真:“大师父,大唐皇帝现在已经明令禁止您出海了,您打算怎么办?”

鉴真一脸的微笑:“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带我去日本了,是吗?”

“不,您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由我们遣唐使团带着您偷渡去日本,二是回到大明寺当方丈。”

“那就劳烦你们带我去日本吧。”

说这话的时候,他仍是微笑着。

吉备真备却是一脸的庄重严肃:“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带着您去日本的。”

其实,他当然知道唐玄宗不会让鉴真出国,但还是让晁衡去问了,为的是要一个明白清楚的答案回来,如果鉴真在明知皇上不让他走的情况下,仍坚持要去日本,那么为了报答他的这种真诚和对日本的感情,遣唐使团即便是违背了某些外交规则和惯例,也有责任把这个和尚带去日本。

当年十一月,遣唐使团坐船离开了大唐,也就是之前说的大家挥泪送晁衡的那次。

因为晁衡的朋友实在太多,走到哪儿都是一群群的,考虑到万一这些朋友上船相送,然后撞见了鉴真那就麻烦了,所以吉备真备特地安排晁衡与大使藤原清河坐一条船,而自己和老和尚共乘另一条船。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船开到一半碰上了大风暴,晁衡他们被吹到越南去了,而吉备真备跟鉴真等人则被刮到了一个岛上。

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岛,船上的经验丰富者也只能凭借着周围环境大致判断出它的地理位置应该在萨摩(鹿儿岛县)靠南的海域。

就在这个时候,鉴真看到了岛上的土人正对着一尊刻得相当粗糙的石像行跪拜礼,于是佛心顿起,捡起一根树枝就跑了过去,用简单的手势跟沙画和当地土著开始了交流,想问问他们拜的是哪位佛。

但土人摇了摇头,他们并不知道何谓佛。

鉴真指了指那个石像,问道这是何方神圣?

土人回答:“阿儿奈波。”

后来在鉴真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里,那地方便被叫成了阿儿奈波。

再后来被日本人给翻译成了假名,写作おきなわ。

再后来到了江户时代,大学者新井白石把那四个假名切换成了相对应的汉字,因为在日语中,おき能被写作“冲”,而なわ通常写为“绳”,所以连起来,就变成了“冲绳”。

明治年间废藩置县将此地改名冲绳县,其来源正是此处。

离开冲绳之后,一行人一路北上,终于在十二月二十日踏进了日本地界,来到了萨摩,第二年(公元754年)的二月四日,鉴真和尚抵达了平城京。

他受到了最盛大的欢迎,孝谦天皇、圣武上皇、藤原仲麻吕等核心人物亲自前来将其接进皇宫并设宴接风。

其实本来以好佛崇佛而著称的光明皇太后也要出场的,只不过当时她正值病重,全日本的名医们清一色束手无策,故而只得躺在床上静养,顺便依靠自己本身的免疫能力和病魔作斗争。

鉴真在听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便立刻主动要求在饭局之后去给太后看病。

对此没有任何人反对,因为包括天皇上皇在内,所有人都想看看这个老和尚到底有什么能耐。

在一番望闻问切后,鉴真开出了一张药方,方子的具体内容,如今已然不得而知,只知道那一剂药下去之后,没几天,光明皇太后的病就好了。

一时间朝野震撼,整个平城京无不将鉴真视为神人。

日本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孝谦天皇下圣旨,封鉴真为大僧都,统领全日本的佛教事务,主要负责规范僧众戒律,同时天皇亲自请鉴真为自己授戒,以为全国榜样。

虽然获得了莫大的荣誉,但鉴真却第二次动摇了。

而且这一次是真正开始反省甚至反悔东渡日本一事了。

原因就出在他的工作内容上。所谓的规范僧众戒律,具体讲来就是要鉴真带头想办法杜绝那些以出家做和尚为幌子实际上想逃税漏税的不法之众,为此,孝谦天皇还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

明面上,朝廷是在极力推广鉴真的精严戒律,但实际上是想通过戒律来提高成为僧人的门槛,从而达到减少僧侣数量,避免劳动力流失的目的。

其实本来这也没什么,但鉴真却觉得这种行为的本质等于是在利用自己为国家增加壮劳力,佛门之人被人打着佛门的招牌利用,显然是不会太高兴的。

据说因此鉴真曾一度想到要回国,但这显然不现实,毕竟都快七十的人了,根本就没有精力再这么来回折腾,于是也就只能随遇而安地作罢了。

就在迷茫和犹豫的时候,光明皇太后突然只身来到了寺里拜访了他,然后带他去了自己为穷人开设的澡堂,为孩子们开的悲田院以及那所临终关怀机构。

“大师您所看到的这些人,在我的感化之下全都一心向佛,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和尚。”当那一天的参观结束了之后,光明太后这么对鉴真说道。

“太后的意思是……”

“大师难道不觉得所谓的普度众生,并非仅限于僧侣吗?”

鉴真顿悟了。

一直以来,他耿耿于怀日本朝廷对自己的利用,却忘记了自己来日本的初衷。所谓普度众生宣扬佛法,跟对方是不是和尚又有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那么用戒律来提高成为僧人门槛又有什么错?如果没有错,那么又为什么要犹豫动摇?

摆脱了迷惘困惑的鉴真开始依照孝谦天皇的意愿,着手改造起了日本佛教界,不过最终他还是根据日本当时的国情,说服天皇认可了“自誓受戒”的情况,当然,也不能无条件地自誓,根据鉴真制定的规矩,即便是自己给自己授戒,也必须要有三师七证,即僧尼受具足戒时,戒场必须要有得戒和尚、羯磨和尚、教授和尚这三师外加七名作为见证的僧人。

在鉴真的努力下,日本终于建立起了最初的戒律制度。

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淳仁天皇将已故的新田部亲王宅邸赐予鉴真,当年,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就在王府的地盘上盖起了一座寺院,还得了天皇的赐名,曰唐招提寺。

与此同时,淳仁天皇还下旨一道,要求全日本的僧人在受戒之前,都必须去该寺学习戒律,这使得唐招提寺就此成为了当时日本佛教界的最高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