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国家中，纵然有民族和信仰上的分野，社会主义政党显然是在逐渐动员其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可是，除了英国以外，无产阶级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满怀自信地说“还不是”）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一旦社会主义政党取得了群众基础，不再只是宣传家和煽动者的学派、精英干部的组织或四散的地方性根据地，它们显然便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人阶级身上。19世纪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进行有关“农业问题”的密集辩论，正可反映这种现象。虽然“农民”注定会消失（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20世纪后半期的事实便是如此），但是在眼前，社会主义可以或应该为那些靠农业维生的人做些什么？这些人占德国人口的36%、法国人口的43%（1900年）。而它又能为当时还是以农立国的那些国家做些什么？社会主义政党的诉求对象必须从单一的劳动阶级向外扩大，这种需求可从各个角度加以说明和辩护：由简单的选举人或革命考虑，一直到一般性的理论基础。（“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政党，其目标在于将所有的社会团体由现在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更高的形式”。）[27] 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需要，因为无产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被其他各阶级的联合力量以投票的方式制服、孤立，甚至压抑。
但是，社会主义政党认同于无产阶级这件事，使它比较不容易对其他社会阶层产生吸引力。这种认同使得政治实用主义者、改革家、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裹足不前，这些人宁可将社会主义从一个阶级政党扩大到一个“人民政党”。它甚至也妨碍了负责执行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虽然愿意将主义交给分类为“理论家”的少数同志，但他们也认识到：唯有把工人当作工人，他们才能赋予政党真正的力量。再者，替无产阶级量体裁衣的政治要求和标语——如每天工作8小时和社会化——也无法使其他社会阶层感兴趣，甚至会因为其中含有剥夺他们权利的威胁而使他们采取敌对立场。社会主义者很少能够冲破庞大而孤立的工人阶级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他们的好斗者和他们的群众，往往都会感到相当舒适。
可是，这些政党有时还不只对劳动阶级具有吸引力，甚至那些“最坚持与单一阶级认同”的群众政党，也公开从其他社会阶层中获得支持力量。比方说，在有些国家，其社会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农村世界不和，却攻占了一大片乡村地区，而且得到的不只是可以归类为“农村无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个情形见诸法国南部、意大利中部和美国的许多地区。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最稳固的根据地，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信仰《圣经》的贫穷白人农民当中。在该州的23个最富乡村气息的郡里面，1912年社会主义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得了25%以上的选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的小工匠和小商人，其数目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相衡量显然过多。
无疑，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拥有古老强大的（世俗）左翼政治传统（例如共和、民主和激进等）的地方，社会主义似乎是这项传统的自然延伸。在左翼显然是一支庞大力量的法国，那些乡间草根知识分子和共和价值观念的斗士——小学教员——颇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而第三共和国的主要政治集团，也在尊重其选区理想的动机下，于1901年将自己命名为共和激进和激进社会主义党（Republican Radical and Radical Socialist Party，它显然既非激进，也非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能从这样的传统当中汲取力量，如前所述，只是因为即使它们认为这些传统已不够用，它们也赞成这些传统。因而，在那些选举权受到限制的国家，它们对于民主投票权的强力抗争，便得到其他信仰民主主义者的支持。由于它们是最不具有特权的阶级政党，自然会被视为对抗不平等和“特权”的主要旗手，自美国和法国掀起革命的那刻起，这项抗争对于政治激进主义便极其重要。而在当时更是如此，因为它从前的许多旗手，如自由派中产阶级，如今已跻身特权行列。
社会主义政党因其作为绝对反对富人的政党的身份而受惠更多，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无一例外全是穷人，虽然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不一定是非常穷困。它们以不绝的热情公开谴责剥削、财富和财富的日渐集中。于是，穷困者和被剥削者，即便不是无产阶级，也可能会觉得这个政党跟他们意气相投。
第三，社会主义政党几乎在定义上便是献身于19世纪那个关键性概念——“进步”的政党。它们（尤其是马克思派）坚信历史必然会朝向更好的未来迈进，这个未来的确切内容可能并不清楚，但是一定可以看到理性和教育、科学和技术的加速胜利。当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想象他们的乌托邦时，他们脑中浮现的是电气和垃圾自动处理机。“进步”，如果只作为希望的同义词，是那些财产很少或没有财产的人所渴望的，而资产阶级世界和贵族文化近来对“进步”的质疑（见下），更加深了“进步”与平民和激进政治的联系。社会主义者无疑已从“进步”的声誉中受惠，从所有信仰进步的人，尤其是那些在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传统中成长的人中受惠。
最后也最奇异的一点是：作为局外人和永远的反对党（至少到革命时为止），给了他们一个有利条件。由于他们是局外人，他们显然由少数分子那儿吸引到比统计数字多得多的支持。这些少数分子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例如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即使他们是舒适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以及法国的新教徒。由于它们永远是反对党，未受统治阶级的污染，它们可以在多民族的帝国中吸引受压迫的民族，这些民族可能是基于这个缘故才集合在红旗之下。如我们在下章中将看到的，沙皇俄国的情形显然如此，而其最戏剧化的例子是芬兰人。正是这个原因，使芬兰的社会主义党在法律许可它接受选票时，便立刻获得37%的选票。1916年，它获得的选票更增加到47%，成为该国事实上的全国性政党。
因此，名义上是无产阶级的各政党，其所获得的支持在相当程度上可超越无产阶级。在出现这种事实的地方，一旦情况合适，便可轻易地将这些政党转化为执政党。事实上，1918年后也的确如此。然而，要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体系，则意味着必须放弃革命分子，甚至激进反对分子的身份，然而在1914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也确实得不到公众支持。第一位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是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1899年），米勒兰后来成为法国总统。虽然他当初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借口，是想在紧迫的反动威胁之下团结维护共和，但他还是被郑重地逐出这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运动。在1914年前，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会愚蠢到犯他那样的错误。（事实上，在法国，社会党一直到1936年才加入政府。）在大战之前，从表面上看，这些政党始终是纯粹而不妥协的。
然而，我们必须问最后一个问题：史学家能单就他们的阶级组织（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组织），或是单就劳动阶级聚居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所表现的一般阶级意识，来撰写工人阶级的历史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自觉是这个阶级的一分子，并以这个阶级的模式行动。这种意识可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进入完全始料未及的区域。譬如说，在加利西亚失落的一隅，极度虔诚的犹太哈锡德教派（Chassidic）织工，曾在当地犹太社会主义者的协助之下进行罢工。可是，许多穷人，尤其是最穷苦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其行为也不像无产阶级。他们自认为属于注定贫穷的一群，是被遗弃者、不幸者或边缘人。如果他们是来自乡间或外国的移民，他们或许会聚居在可能与劳动阶级贫民窟重叠的区域，但他们聚居的区域更容易为街道、市场，以及被合法或非法的无数小巷弄所主宰。在这样的区域中，贫苦的家庭苟延残喘，他们中只有某些人真正从事赚取工资的工作。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工会或阶级政党，而是邻居、家庭、可以给他们好处或提供工作的保护人、宁愿推卸责任也不施压的政府官员、教士，以及同乡——任何一个可以使他们在陌生的新环境中把日子过下去的人、事、物。如果他们属于古老的内城庶民，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下层世界的赞赏，并不会使他们更为无产阶级化或更具政治性。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所著的《雅各的一个孩子》（A Child of the Jago ，1896年）的世界，或阿里斯泰德·布鲁昂（Aristide Bruant）的歌曲《巴黎拜尔维区和米尼蒙当区》（Belleville- Ménilmontant ）的世界，除了都对富人怀有愤恨感之外，均不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英国杂耍歌曲中的世界［如格斯·艾伦（Gus Elen）所唱：攀上梯子拿个望远镜／我们可以看见苦役者沼泽（Hackney Marshes）／如果中间没有隔着这些房子］，那个讽刺、嫌恶、冷淡、怀疑、听天由命和不关心政治的世界，更接近于自觉的工人阶级世界，不过它的主题，例如岳母、妻子和无钱付房租，却属于任何在19世纪都市中备受压迫的群体。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世界。事实上，矛盾的是，它们之所以未被遗忘，是因为它们比标准无产阶级那种可敬、单调而且特别狭隘的世界，更能吸引当时的政治家。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拿它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进行对比。贫穷老百姓的文化，乃至传统的被遗弃者的世界，已逐渐变成无产阶级意识的一部分，一个它们共同的部分。它们彼此承认，而在阶级意识及其运动的强势地区（例如柏林和海港汉堡），前工业时代的贫穷世界也能与它取得一致，甚至鸨母、窃贼和买卖赃物者也会向它致敬。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不这么想，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特有的事物可以贡献给它。他们确实缺乏积极分子的永久斗志，更别说投入，然而，如任何积极分子都知道的，这也是任何地方的大部分普通劳动阶级的共性。激进分子对于这类死气沉沉的消极和怀疑态度，有说不完的抱怨。既然一个有意识的工人阶级正在这个时期成形出现，前工业时代的平民遂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如果他们没有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那么他们便会被历史所遗漏，因为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真正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