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人阶级在1870—1914年间形成了有意识和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这个一般性的主题，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此介绍实际上和可能的种种变化，包括地理、意识形态、国家、地方性等等。在非白人的世界（例如印度，当然还有日本），即使工业发展已不可否认，工人阶级显然尚未形成具有上述意义的社会群体。阶级组织的这种进展，在时序上不是匀速发展的。它在下列两个短暂时期中进展得特别迅速。第一次大进展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末到19世纪90年代初，这些年间发生的突出事件，有劳工国际性组织的重新建立（称为第二国际，以区别于1864—1872年间的第一国际），以及劳工阶级希望和信心的象征——五一劳动节。在这些年间，若干国家的议会首次出现一定数目的社会主义者，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已拥有强大势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1887—1893年间也增加了一倍（由10.1%增加到23.3%）。第二次大进展发生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到1914年间——俄国革命对这项进展具有重大影响，尤以中欧为最。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在选举上的重大进展，如今更得到选举权普及的助力，后者让它可以有效地增加选票。同时，一波一波的劳工骚动，推动了有组织的工会力量的一大跃进。虽然细节随各国情形而有极大的不同，这两波迅速的劳工进展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随处可见。
可是，劳动阶级意识的形成，不能简单等同于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成长，虽然，也有一些例子显示工人对其政党和运动几乎完全认同，尤其是在中欧和某些工业特区。因而，1913年时，一位对德国中部选区［瑙姆堡——梅泽堡（Naumburg-Merseburg）］进行选举分析的观察家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只有88%的工人投票给社会民主党。显然，在这儿，一般都以为工人便等于是社会民主党员。[20] 但是这种情形既非典型，甚至也非常见。越来越常见的情况是非政治性的阶级认同，不论工人是否认同于“他们的”政党，工人都感觉到自己是另一个工人世界的一分子。这个世界包含但远远超越了“阶级政党”。因为，这个世界是以另一种生活经验为根据，以另一种生活方式为根据。这种生活方式超越语言和习惯的区域性差异，表现在他们共有的社会活动上（比方说，特别表演给劳动阶级看的那些运动，例如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英国足球），甚至表现在阶级特有的衣着打扮上，例如众所周知的工人鸭舌帽。
不过，如果没有劳工运动的同时出现，那么甚至阶级意识的非政治表现，也将既不完整又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运动，多元的工人阶级才结合为一个单一阶级。但是，反过来说，因为劳工运动本身已转变成群众运动，于是，也浸染了工人对所有四体不勤之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非政治的，但也是直觉的。这种普遍的“劳工运动”，反映了群众政党的真实情形。因为这些政党与小而非法的组织不同，绝大多数是由体力劳动工人所组成。1911—1912年，在汉堡的6.1万名社会民主党党员之中，只有36名是“作家和新闻记者”，外加两个高级专业人士。事实上，其党员中只有5%是非劳动阶级，而这5%当中又有半数是旅店主人。[21] 但是，对非劳工的不信任，并不妨碍他们对来自其他阶级的伟大导师（如马克思本人）的崇拜，也不妨碍他们对少数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开创元老、民族领袖和雄辩家（这两种人的作用往往不易区分）或“理论家”的崇拜。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政党成立的最初30年，它们吸引了理应接受这种崇拜的中产阶级伟大人才：奥地利的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法国的饶勒斯（Jaurès，1859—1914）、意大利的图拉蒂（Turati，1857—1932）和瑞典的布兰廷（Branting，1860—1925）。
那么，这个在极端情况下实际与该阶级共同扩张的“运动”，指的是什么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它都包括了工会这个最基本、最普遍的工人组织。不过，这些工会的形式各色各样，而力量也互不相同。它也经常包括合作社，合作社主要是作为工人的商店，偶尔（比如在比利时）也可成为这个运动的中央机构。（虽然工人合作社与劳工运动具有密切关系，并且事实上形成了1848年前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和新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然而，这却不是合作社最辉煌的部分，其最辉煌的部分是表现在意大利之外的小农和农场主身上。）在拥有大规模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劳工运动可以包括工人实际参加的每一种组织：从摇篮到坟墓——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火葬场。由于他们反对教权，因而赞成“进步人士”热情提倡的火葬，认为它更适合这个科学和进步的时代。[22] 这些组织可以涵括1914年时拥有20万会员的德国工人合唱团联盟（German Federation of Worker Choirs），1910年时拥有13万成员的自行车俱乐部共同体（Workers’Cycling Club“Solidarity”），到工人集邮会（Worker Stamp Collectors）和工人养兔会（Worker Rabbit Breeders），这些团体的踪迹至今仍偶尔可以在维也纳的郊区旅店中看到。但是，大体上，这些运动都附属于某个政党，或是其组成部分，或至少与它有密切关联。这个政党是它最重要的表现，并且几乎永远或是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或是简简单单地称为工党或劳工党，也可能兼有两个名字。不具有组织的阶级政党或反对政治的劳工运动，虽然代表乌托邦或左翼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几乎永远处于弱势。它们只能代表个别好战者、传播福音者、煽动者和罢工领袖组成的变化不定的核心，而非大规模结构。除了在永远和欧洲其他地区发展相左的伊比利亚半岛外，无政府主义并未在欧洲其他地方形成劳工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甚至连弱势都谈不上。除了在拉丁国家以及俄国——如1917年革命所示——以外，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
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政党（大洋洲是一大例外）都盼望一种社会基本变革，因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被人认定将往这个方向发展，如英国的工党。在1914年以前，它们认为在劳工阶级自组政府并（也许）着手进行这项伟大的转型之前，最好尽量少和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有所牵连，更要少和政府打交道。受到中产阶级政党与政府引诱并与之妥协的劳工领袖，除非他们闭口不语，否则一定会受到咒骂。麦克唐纳（J. R. MacDonald）在与自由党员进行选举安排时，便不敢大肆宣扬，这项安排首次让英国工党在1906年的国会当中拥有一定的代表权。（我们不难了解，这些政党对地方政府的态度要正面得多。）许多这类政党之所以举起马克思红旗，或许是因为马克思较任何左翼理论家更能向它们说明三件似乎听起来同样合理而又令人鼓舞的事：在目前的制度下，没有可预见的改革可以改变工人阶级被压榨的情形；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他曾详加分析），使推翻目前的社会而代之以较好的新社会一事，不太能确定，而由阶级政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是这个光荣未来的创造者和继承人。因而，马克思向工人提供了类似于宗教的保证——科学显示出他们的最后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非常有效，以至连马克思的反对者，也大致采纳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因此，这些政党的演说家和理论家以及他们的敌人，一致假定他们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或他们的行动具有社会革命的含义。但是，“社会革命”这个词的确切意义，指的不过是当社会由资本主义转成社会主义，当一个以私有财产和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以公有生产和分配为基础的社会，[23] 必定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革命。不过，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确切性质和内容面貌的讨论，却出奇得少。它们给人的印象一片模糊，只是笼统地保证现在的不良情形将会有所改善。在这个时期，劳动阶级政治辩论的所有议题，都集中在革命性质这个焦点上。
即使当时有许多领袖和好战者太忙于眼前的各种奋斗，以致对于较遥远的未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个时期所争论的问题，却不是全盘改造社会的信念。基本上它比较像是那种希望借由突然、狂暴的权力易手而达成社会基本改变的革命，而这种想法可从马克思和巴枯宁（Bakunin）一直追溯到1789年甚至1776年的左翼传统。或者，在比较一般性的千禧年信仰的意义上，它较像是一场伟大的改变，这场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应该比它在工业世界实际显现的更为迫近，而事实上，也的确较它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或希望初现的19世纪90年代更为迫近。然而，即使是老练的恩格斯，这个曾回顾每隔20年便会竖起防御工事的革命时代的人，这个曾经真正持枪参加过革命战役的老前辈，也警告说：1848年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而如前所示，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的想法似乎已无法取信于人。那么，数以百万计的在红旗下动员起来的劳动阶级，他们将做些什么？
在运动的右翼，有些人提议集中精力追求改进和改革——这些是劳动阶级可以从政府和雇主那里争取到的——而较远的将来则听其自然。总之，反叛和暴动并不在他们的计划表上。不过，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几个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世的劳工领袖曾放弃新天堂的想法。伯恩斯坦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曾鲁莽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应该按照流行的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修正主义），而社会主义所假设的目标，要比在追求它时一路上所可能赢得的改革更为次要。他受到劳工政治家的严词谴责，但这些政治家对于实际推翻资本主义，有时显得极没兴趣。如某位曾对20世纪最初10年德国社会主义会议进行观察的人士所云：劳动阶级的好战分子对于推翻资本主义一事，不过是三心二意。[24] 新社会的理想，不过是赐予工人阶级希望的口惠罢了。
那么，在这个旧制度看上去绝不会很快崩解的时代，新社会如何能产生？考茨基有点儿困窘地将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形容成一个“虽然以革命为号召，却不制造革命的政党”。[25] 这句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问题所在。然而（如社会民主党那样），只在理论上维持对社会革命的起码承诺，例行公事般地在选举中检测这个运动日渐增长的力量，并且依靠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去造成它命定的成功，这样做便够了吗？如果这指的是劳工运动可借此自我调节，以便在它无力推翻的制度体系内运作，那么答案是：不够。如许多激进或好战人士所感受到的，这个号称不妥协的阵线却以可悲的组织纪律为借口，隐藏了妥协、消极，它拒绝命令动员起来的劳工大军采取行动，并压制群众的自发性斗争。
因而，不配称为激进左派的叛徒、草根工会好斗者、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分子，他们所排斥的，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认为这些政党无疑是修正主义派，并因为从事某些政治活动而日趋官僚化。不论当时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如欧洲大陆通常的情形），还是英国的费边社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它们的议论大致相同。相反，激进左派喜欢采用可绕过政治这个危险泥沼的直接行动，特别是能造成类似革命效果的总罢工。1914年前10年间所盛行的“革命工团主义”（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便结合了这种全力以赴的社会革命分子和分散的工会的尚武政策，这一结合多多少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关。在这个运动不断成长并趋向激进化的第二阶段，除西班牙外，它已成为少数几百个或几千个无产阶级工会激进分子和少数知识分子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中，劳工的不安状态相当普遍而且具有国际性，同时社会主义政党对于它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和应该做些什么，也有点儿举棋不定。
1905—1914年间，西方典型的革命分子很可能就是某种工团主义者。矛盾的是，他们拒绝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政党的意识形态，因为政党会以此作为不发动革命的借口。这对马克思的亡灵是有点儿不公平，因为打着他旗号的西方无产阶级各政党，其最显著的特色便是马克思对它们只有十分有限的影响。其领袖和好战者的基本信念，往往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激进左派如出一辙。他们同样相信理性可对抗无知和迷信（也就是教权主义），进步将战胜黑暗的过去，也相信科学、教育、民主，以及三位一体的自由、平等、博爱。即使是在三个公民里面就有一个投票给社会民主党（1891年正式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德国，1905年前，《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每版只发行2 000—3 000册，而工人图书馆中最受人欢迎的思想著作，是从其书名便可知其内容的《达尔文或摩西》（Darwin versus Moses ）。[26] 实际上，德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德国最著名的“理论家”，是由奥匈帝国或俄国进口的，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Hilferding），后者如帕尔乌斯（Parvus）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因为由维也纳和布拉格向东走，四处可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而在这些地区，马克思主义仍保存了其未曾淡化的革命冲力，以及其和革命的明显关联——因为在这些地区，革命的希望是立即而真实的。
而事实上，这里便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模式的关键所在，也是1914年以前15年间历史上许多其他模式的关键所在。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在双元革命的国家，事实上，也出现在西欧和中欧的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每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回顾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而任何出生于滑铁卢（Waterloo）之役那一年的人，很可能在60年的一生当中，直接或间接经历过至少两次甚或三次革命。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自以为是这一传统的正统延续。在他们庆祝新的五一劳动节以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庆祝的是三月节，也就是1848年维也纳革命受难者的纪念日。但是，社会革命当时正迅速从其最初筹划的地带撤退。而在某些方面，大规模、有组织，尤其是有纪律的阶级政党的出现，反倒加速了社会革命的退却。有组织的群众集会、经过仔细计划的群众示威游行，取代了叛乱和骚动，而非为叛乱和骚动铺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国家中，“红色”政党的突然出现，对于其统治者而言，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但是，它们之中没几个真的希望在自己的首都搭建断头台。它们可以承认这类政党是其体系中的激烈反对团体，不过，这个体系提供了改进和修好的余地。尽管惑人的言辞皆指向相反方向，但当时的确没有，或尚未有，或不再会有血流成河的社会。
促使新政党（至少在理论上）致力于彻底的社会革命，以及促使一般工人群众将自己托付给这些政党的原因，确实不是资本主义不能带给他们某些改进。就大多数希望改进的工人看来，其原因是所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善，都必须通过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行动和组织方可达成。事实上，在某些方面，选择集体改进一途的决定，使他们无法做其他选择。在意大利的某些区域，贫苦无地的农业劳工选择了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并因此放弃了大规模向外移民一途。工人阶级的一致性和休戚之情越强，则固守于工会和合作社之中的社会压力便越大。不过，这样的压力并不妨碍——尤其是就矿工这样的群体而言——他们立志要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好让他们将来可以脱离矿坑。在工人阶级好斗者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以及他们的群众支持背后，主要是强加于新劳动阶级的被隔离世界。如果他们还有希望——他们那些组织起来的成员的确是骄傲而且满怀希望的，那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运动抱有希望。如果“美国梦”是个人主义的，那么欧洲工人的梦便是集体性的。
这场运动是革命性的吗？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所有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强大的一个，从它大多数党员的行为来判断，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不属于暴动式革命。但是，当时欧洲有一个广大的半圆形地带，弥漫着贫穷不安的气氛。在这个地带里的人们的确在计划革命，至少在其中的某个部分，也果真爆发了革命。这个地带由西班牙通过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和巴尔干半岛，进入俄国。革命在这个时期从西欧转移到东欧。下面我们还将讨论欧洲大陆和世界革命地带的命运。在此，我们只需注意：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其原来富有爆炸性的含义。在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回到西方，并传播到东方，成为社会革命最完美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了20世纪的大半时间。与此同时，在主张同一理论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其沟通上的裂缝正在不知不觉地加大加深。一直到1914年，因大战爆发暴露出这道裂缝，人们才惊觉其程度之严重。这一年，长久以来赞赏德国社会民主党正统的列宁，发现其首要理论家竟是一个叛徒。